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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与同时代那些所谓中兴名臣相比格局无疑要高出很多，与龚自珍、魏源等士林领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宽广很多，郭嵩焘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郭嵩焘曾屡屡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他也非常认同刘蓉“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的论点。即使在他死后历经甲午战败之痛的张之洞，面对危局也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医国之方。但在郭嵩焘看来，要想赶上西洋，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制度的改变才会有国家改变的可能。“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

二百六十期数千万言的《自由中国》,发出了那个时代整个中文世界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最铿锵有力的声音。雷震、殷海光、张佛泉、夏道平、蒋匀田等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不仅有力地抗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使中国自清末以来的自由民主运动得以延续，也奠定了此后20年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基本方向，为以后的党外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障。正是在一代代追求自由民主的台湾人不懈努力下，2000年迎来了民主进步党的上台执政，台湾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和平转型的经典范例，并被誉为亚洲的“民主灯塔”。

并非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比八九六四以来其他时期更为恶劣，并非今天的中国警察才是凶神恶煞，上世纪九十年代因警察酷刑而死的冤魂比比皆是。之所以今天国人面对魏则西之死，雷洋之死发出如此巨大的怒吼，是因为今日之国人权利意识已空前提高。对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的呼求，对中共极权统治本质日益深刻的认知，正是一个国家开启宪政革命的坚实基础，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祛除恐惧，只要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起来捍卫自身的权利，零八宪章所昭示的宪政理念就一定能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也指日可待。

从声援刘贤斌接力绝食与声援郭飞雄接力绝食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政治力量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理性，步伐也更加稳健，他们已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所有的民众而不仅仅是孤芳自赏，他们正在逐渐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来到一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政治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动员能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而这正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现实需要。

“铁汉”李旺阳先生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社会，为了中国早日实现多党制，我就是被砍头，我也不回头！”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宪政运动历史上，曾出现了宋教仁、汤化龙这样以自身鲜血浇灌宪政民主之花的伟大先贤，而现在李旺阳也成为继他们之后中国大地上又一位为宪政民主事业献身的伟大先驱。

郭飞雄心里装着一个宪政民主中国的伟大梦想，他想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宪政运动实践中来，而他自己一直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而无所畏惧。他是我认识的朋友中的大智者、大勇者，他虽屡遭囚禁，但却从不放弃，他对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有着近乎使徒般的执着和自信，他也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内心纯净而强大，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毅力，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英雄，一个注定会书写传奇的时代英雄。

谢阳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担当和胆识，2014年10月，谢阳与湖南托口库区被强拆强迁的移民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而之前他已经从我的介绍中知道了库区移民维权的情况，更清楚其中的复杂和危险，但他却毅然承担了这份责任。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他和其他几位律师从库区与当事人见面后来到洪江市治黔城住宿，我们先在沅江边一个小店吃了晚饭，然后在江边散步，一个律师朋友突然停下来对谢阳说，我们律师靠律师执业证吃饭，如果执业证被吊销了，等于把我们吃饭的饭碗打烂了，很显然在为库区移民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谢阳及其他几位律师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有几位律师在第一次前往库区受到压力后就已经声明退出，但谢阳却不为所动，一直坚持依法为移民们提供法律服务，直到2015年7月9日律师大抓捕而被监视居住，到2016年元月11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陈独秀、胡适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之祖，十余年后，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形势的急骤变化，新文化运动早已面目全非，脱离当初的轨道。对于政治投机分子陈独秀而言，当初发起新文化运动或许本身并非致力于为中国建设一种新文化。但对胡适而言，他的内心却是真诚的，他从一开始就呼吁对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进行改良，以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且胡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得出要想使一国文化繁荣发展，容忍异己的声音异常关键，因此，他甚至认为自由的核心价值就是容忍。他曾不无担忧地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毛泽东更是将文化定义成从属于政治，只能为党的利益服务。进而亲手把新文化运动送进了党文化的万丈深渊之中，使胡适的担忧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