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为了给开办养蜂场筹集资金，我曾到湘阴县城的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一次挖墙基的过程中，遇到塌方差一点被垮塌下的泥土掩埋，幸亏当我发现有塌方的征兆时，我趕忙往前跑了几步，给果只被跨塌下的泥土埋到肩部，其他工友连忙挖开我四周的泥土，把我从泥土中拉了出来，所幸这次事故中，只因垮下的泥土把我推向所挖墙基另一侧（未塌方的一侧）凸出的一块砖头上，被这块砖头梗断了一根肋骨(因所挖墙基的地方是以前填充起来的一片松土，要一直挖到硬底才行，所以这一道墙基当时已挖到两米多深)。我到县人民医院照了一个透视，医生说：只断了一根肋骨，因有两边的肋骨和肋间肌固定，不需另外固定。医生开了一些药，我也没有买，自己到药店买了几张膏药每天贴上，又照样在工地上干活，只是每次用力的时候，都引起断裂处的一阵剧痛。由于难得找到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仍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还有一次湘阴县城附近的三峰窑镇(一个专门烧制陶器的小镇)环卫所的一名负责到各家各户的厕所清除大糞的环卫工人病了，居民们家里的便池都满了，居民们因此怨声载道，镇环卫所不得不出钱雇请一位临时工来为居民们清除糞便。恰好那时我到三峰窑买烧水的瓦壶和醃菜的陶罈，到曹楚材(也是“反动学生”是孫治国在冶金学院的同学，下放在六塘公社茶木大队，已与当地一鲁姓姑娘结婚)在镇上当理发师的姐夫那里去吃午饭，谈到镇上居民家里粪池无人清理，环卫所正找临时工清理粪便，每挑一担粪有一角钱的工资这件事时，他姐夫对我说：你何不在这里干几天？赚几个钱，你吃住都可在我这里，不必另外花钱。我说：好呀！他姐夫连忙找来他的熟人镇环卫所长，把事情定了下来。
我的工作就是挑着一担粪桶到每家每户的厕所把粪池里的大粪挑到环卫所的大粪池集中，一百二三十斤重的一担大粪，对我而言挑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在别人家里挑粪，十分注意不要让粪便溅到地上，动作又迅速，居民们都十分满意，我一天可挑六十多担大粪，一天可赚到六块多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只用了一个星期便把全镇二百几十户居民家的厕所清理完了，赚了五十多块钱。
那时化肥很少，大粪是农村的上等有机肥料，环卫所花一角钱一担挑来的大粪，一转手便以四角钱一担的价格买给进城买粪的农民，利润率高达300％。所以环卫所是那个效率低下的时代少有的高效率、高利润部门之一。
我家在聚福园五号房东冯建平的弟弟冯建昆，因在冯家兄弟姊妹之中排行最小，所以我们都叫他小伯伯，他公私合营之后，原也在医药公司工作，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离开了医药公司，为维持生计，不得已在长沙当起了“土伕子”[註：1]队的一个小包头。有次他所在的居委会在长沙市新广播电台的建筑工地包到了一个土方工程，要他带人去搞，工地上正缺劳力，那时我正好到了长沙，见到他，他问我：老四（我的小名），你愿不愿意到他的土方队当“土伕子”？我答应了。
于是我晚上就住在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我用母亲去成都时留在阁楼上的棉被、棉垫被，在阁楼上开了一个地舖，晚上就睡在那里，早上六点起床，趕往工地建筑公司的工地食堂吃早餐，接着在工地挖土、挑土、午餐，直至下午六点收工后，在工地上吃完晚餐再回聚福园五号睡觉。
在土方工地上，我拿出在西洞庭农场挑大堤的阵式挖土、装箢箕、挑土，我挖土上箢箕供两个人挑土还绰绰有余，我挑起土来飞跑，一个挖土上箢箕的人供我一个人还供不上，让那些由城市无业人员和城郊蔬菜队的家属组成的土方队的“土伕子”们相形见绌，也令小伯伯惊叹不已，连连对我伸出大姆指说道：老四！想不到你看起来文质彬彬，干起活来一个可以顶他们两三个。我在小伯伯的土方队当了一个多月的“土伕子”等这处土方工程结束后，除了吃饭我也只赚了四五十元钱，又回到兰岭务农。
在长沙广播电台工地当“土伕子”时，还认识了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土伕子黎XX，他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失去了升学资格。他的父亲是长沙“解放”前赫赫有名的“相命大师”程梅仙(这是他看像算命时用的艺名，他实际上姓黎)，程先生以前在上海滩就是著名的相命大师，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程先生不甘当亡国奴，携家小一路逃难来到长沙，以后就在长沙定居下来，为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程先生在长沙重操旧业，在长沙蔡锷路开起了一家相命馆，由于他熟知看像算命的机理、对易经有很精深的研究，又浪迹江湖多年，阅人历事无数，加之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历史、心理学、近代科学等诸多方面均多有涉猎（他儿子说：以前湖南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物理……等科系的教授常是他家的座上客，来他家与他父亲探讨《易经》、“相命学”方面的机理），他又聪慧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所以他看像算命极其精准，有时精准到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儿子说：有时父亲在前面的相命间算完一个命之后，回到内间的住处对家人说：“怎么搞的？又算准了！”
不久之后他便在长沙声名大振，成为长沙最著名的“相命大师”。记得刚“解放”我在楚怡小学唸高小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时有意要从程梅仙的相命馆面前经过，停下来听程梅仙在长沙请的一位为他站前台拉生意的本地相命师“谭铁嘴”的那张铁嘴为程梅仙拉生意，这位“谭铁嘴”也聪颖过人、见多识广、能说会道也是个老江湖（“谭铁嘴”擅长测字，也粗通看像算命），极会察言观色，他有本事把一个完全没有打算到他们的像命館来看像算命的围观者，以免费为他测一个字为诱餌，说得他心甘情愿地花钱到内面房间去找程梅仙看像算命。
孫治国和他冶金学院的同学张奠磐等，也曾到长沙的建筑工地做过临时工，干了一个多月结束后，等工程结帐，一等就是二十来天，到后来带的钱和粮票都花光了，最后还是正仁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钱和粮票才坚持到把工资领到。
1972年冬天之前我和孫治国商议：像这种到外面做小工、挑土每天除了吃喝能余下一块钱左右就不错了，但要靠此筹足开办养蜂场所需的1500元钱就太难了。
我们又想起了到洞庭湖的芦苇荡里去割芦苇的事。这年十一月份已进入割芦苇的季节，我们找到相邻赵垄大队的湘阴县知青李前锋，要他带我们找到他在活水洲芦苇管理站当会计的表哥杨德安家里，那天他表哥正在县财政局开会佈置这年的芦苇搶收工作。
那时芦苇是制造高级纸的优质材料，湘阴县在洞庭湖区的几万亩芦苇，收割打成捆后，卖给造纸厂所得的的四五百万块钱是湘阴县最大的一笔财政收入，这也就是县芦苇场为什么直接划归县财政局管理的主要原因。我们向他表明我想带领十来个知青到他们芦苇站所辖范围的湖洲上收割芦苇的愿望。杨说：割芦苇赚是赚钱，少说一天一个人也能赚四五块钱，组织得好劳动力强，一天一个人赚七八块钱也是能赚到的，只是冬季的湖洲上风霜雨雪，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自己临时搭建的四处透风芦苇棚里，还要自己做饭，附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没有人烟，要买点食物和生活用品要走几十里烂泥路过几道河才能到沅江县的农村买到粮食、蔬菜。要想多赚钱还得天不亮就要起来，干到天黑才能收工，你们吃得了这个苦吗？我心想西洞庭农场那种苦我都受得了，还怕割芦苇这种苦吗？我说：杨会计你尽管放心，凡是别人受得了的苦我们都受得了。杨说：那好！只要你们吃得了这个苦，我就让你们去试一试。过两天我散会后回芦苇站，你们来一两个人，带上大队以上的证明，跟我一起到站里的田站长和张书记那里办个进场的手续，站里划分一块芦苇给你们割，过几天等湖水退下去后，便可进场了。
告别杨会计后，我们商量由李前锋负责组织七八个能吃苦的湘阴知青，我和孫治国邀上茶木大队的曹、袁二位(后来曹因故未去)。但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割过芦苇，用什么工具、怎样搭芦苇棚、怎样割、怎样打捆……我们均一无所知。我们想：必须找一个以前割过芦苇的人和我们一起干，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我想起曾听东塘公社的冯谷选说过，他们相邻大队的一个远房亲戚冯金胜，曾割过几年芦苇，还赚了不少钱。
那天晚上我到了东塘公社一塘大队的冯谷选那里，由他带带我到了冯金胜家里，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很爽快就答应了，他此时正为还没有人来找他入伙割芦苇而发愁，听到我们来邀他入伙，当然喜出望外，他告诉我们：除了个人用品、煮饭的锅盆碗筷油盐酱醋和前几天的大米、蔬菜之外，还要备一块粗磨刀石(金刚砂轮片最好)和一块细磨刀石，因为芦苇的根部比较坚韧、刀子有时还会不小心划到地上的泥沙，所以刀口容易钝，需要隨时磨快，这样割起来不仅省力，而且还能提高工效，要穿厚底胶鞋，最好是工厂里发的那种厚底工作皮鞋，因为割掉芦苇后，留在地上的尖桩十分锋利，鞋底太薄容易被刺穿而伤到脚板，割芦苇的刀每个芦苇站都有卖的，只需砍一根湖洲上的柳树枝桠做一个约一米长的把就行，这么长的把割的时候就不必弯腰，就不会腰痛。
与冯金胜约好了到营田码头汇合的时间后，我回到兰岭，把一张大队开的证明改成去割芦苇的证明，要治国负责准备所有炊事用品，各人自带饭盆、衣被和前几天的米。
在杨会计散会的第二天我和李前锋一起到了杨会计家里，和他一道从湘阴码头先乘小火轮到了汨罗县的营田镇，在营田午饭后，再乘机船到洞庭湖中的青山岛，此时因退水，青山岛与活水洲之间已连成一片，中间只隔了几条小河沟，河上都有渡船，我们从青山走了三十多里路，过了几道河，终于在天黑之前到达了位于洞庭湖中的活水洲芦苇管理站。
这是一座用湖洲上的泥土在湖洲上堆起的一座高十多米的土台，土台上建了一幢红砖瓦房，这就是活水洲芦苇管理站。这里在涨水季节，周围便是一片汪洋，只有长出水面一眼望不到边的墨绿色的芦苇在水面隨波逐浪迎风荡漾。
我们到达芦苇站后，杨德安把我们介绍给站长田秋祜、党支部张书记，并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他们都说：你们几个学生伢子也想来割芦苇？你们吃得了这个苦吗？我和李前锋都说：我们能行。张书记是骑兵排长转业。为人比较豪爽，他说：那就划一块芦苇地让他们试一试吧！
我们在站里住了一个晚上，晚餐吃的是腊鱼、新鲜鱼汤、红烧鱼和两样小菜，杨德安说：现在退水，湖洲上仍积着水的低佳地和沟沟港港里到处都是鱼，现在湖洲上来了不少渔民在这里搞鱼，鱼都是渔民们为得到芦苇站对他们在湖洲上捕鱼行为的认可而送给芦苇站的，送得太多了，吃不完就醃起来晒干，再用烟薰一下做成腊鱼，到过年的时候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还可分到好几十斤腊鱼回去过年。
晚餐后，我观察了一下活水洲芦苇站的情况，该站建设在一个总面积约一百平方米的、人工挑筑的土台上，靠北侧建有一栋有五个房间的砖瓦平房，杨、张、田各往一间房，兼作各自的办公室，他们三个是这个芦苇站的全部正式职工，另请了一位五十来岁的临时工作厨师，并负责种菜(因这里远离城镇买菜困难)，厨师住一间房另放了三张床兼作客房，还有一间是厨房。
第二天杨会计跟张书记田站长商量好，把一块生长得最好的芦苇地划给我们割，通常湖洲上地势较高的地方的芦苇长得又密又高又粗，割起来效率很高。
划好地盘后，杨会计告诉我们趕紧回去抓紧准备，尽早进场，并说：你们按照来的时候人们新走出来的脚印走就不会走错。
我们回来后不久，孫治国的后勤物资准备已经就绪，李前锋的人员也联系好，他联系的湘阴知青有高氏三兄弟、李向荣、王博文再加上袁立强、孫治国、李前锋、冯金胜和我一共十个人。
我们于十一月中旬从各自的下放地点出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湘阴县轮船码头集合，那天袁立强、李前锋二人天不亮(为了不让队上的人知道)就到兰岭与我们汇合一起去湘阴，兰岭至湘阴只有二十里路，我们用一担竹箩筐担着锅盆碗筷和带的干菜、醃菜、辣椒萝卜，各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大米，快步走到湘阴县城，先在菜市场买了一些萝卜、胡萝卜、包菜、湖藕、芋头等可以貯藏保存的蔬菜，就直奔轮船码头，见高氏三兄弟已经到了，不久李向荣、王博文、冯金胜三人也到了。我们买好到营田的船票，登船后，因为是顺水，所以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了营田。
登岸后找了一家飲食店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和几个包子饅头，就乘坐机船前往青山島，机船上大都是和我们一样前往湖洲上割芦苇的农民，也有前往各芦苇站的芦苇场的员工。一两个小时后，就到了青山。
青山是洞庭湖中距营田大约三十多里路的一座黄土小島，涨水的季节只有四五平方公里，枯水的季节岛周围的沙滩都露出了水面，面积可达十几平方公里，人口约两三千人，均以捕鱼、织网为生。那时叫青山公社属湘阴县管辖。
抗日战爭四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正面对长沙的进攻，因受国军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和沿途军民的层层骚扰、阻击进展缓慢。于是日军利用其海军优势，派小型舰艇从营田登陆陆攻击国军防线的后方，而青山岛则是防卫营田的屏障，日军要在营田登陆必先攻占青山，国军派小部队死守青山，成功阻滯了日军对营田的进攻，最后青山守军弹尽粮绝，全部战死沙场。
因日军在青山伤亡重大，日军攻占青山后脑羞成怒，竟然不顾国际公法疯狂进行报复，将岛上居民全部屠杀殆尽。日军攻占营田后，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都是题外话。
我们在青山下船后，登上沙滩，朝西北方向的活水洲芦苇站行进。沿途的湖洲上到处是干枯的鱼头、鱼尾。原来秋末冬初退水时，到湖洲上来搞鱼的渔民们，来时除了带自己的日常用品外，只挑一两担盐和几大块厚塑料薄膜，由于抓到的鱼太多、太快来不及处理，只好把鱼的头尾内脏去掉破开，在沙地上挖出一个方形的池子里面铺上厚薄膜，就把醃好盐的鱼放在铺了塑料的沙池里醃两三天，然后摊在草地上晒干做成咸鱼，以便保存和以后出售。所以弄得湖洲上到处都是渔民们抛弃的鱼头、鱼尾。
我们在下午四五点钟到了活水洲芦苇站，在站里，我们每人买了一把割芦苇的割刀，又派了两个人到厨房帮忙做晚饭，张书记说：你们刚来什么都没有，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你们就在站里吃，按客餐的标准，每人每餐交两角钱、半斤粮票，明天中午起，你们就自己开伙食。我们连忙道谢，余下的人都由冯金胜带领到站周边的柳树林里去砍芦苇刀把。晚餐后大家都把刀把安好，把刀磨得锋快，晚上就在客房和杨会计的房里挤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来到芦苇站附近划给我们的那块芦苇地，只见这里的芦苇都长得密密麻麻，都有四米多高、根部都有三、四厘米粗。
我们在一条作为边界的沟边，找了一处地势较高的位置，先割倒一片芦苇，先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然后又把两捆芦苇.尾部交叠在一起捆紧弯成拱形，在地上挖两个洞把两头的芦苇捆的根部插进洞中，再用泥土压紧，然后每隔约一米长的距离安一个拱形，一共安了九个拱型芦苇拱门，再用芦苇秆横着从上到下把这些拱门连结在一起，再在这个拱形芦苇结构的架子的东西北三面交叉码放上厚厚一层芦苇，一个可供十多人居住、可以“遮风挡雨”的芦苇棚就搭建成了。我们在一条已干涸的排水沟的边上挖了两个柴灶，放上两口大铁锅，一个煮饭、一个炒菜，在灶旁挖了一口水井，在排水沟的下游方向挖了一个废水坑，厨房就盖好了。中午就开始自己煮飯吃。
那天中午我看见附近的一条沟里还有水，下去一摸沟里还有鱼，我们连忙用泥把沟的两端堵起来，从两头用脸盆不停他往外泼水，到傍晚整条水沟里的水都被我们十个人齐心合力把水都舀干了，在沟里捉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鱼装了满满两箩筐，估计有一百四五十斤鱼。我们十个人晚饭后点上马灯，用的用菜刀，用的用芦苇刀，连夜把鱼都破好洗净，摹仿渔民们的办法，在地上挖个方坑铺上塑料用盐把鱼腌在里面，两天后拿出来，摊在割倒的芦苇上晒干，以后当菜吃。
第二天我安排冯金胜教其他人如何割芦苇。我打听好距离最近的沅江县某公社的地址和路线，我挑了一担竹箩筐出发前往这个公社去釆购生活物资，这个公社距我们割芦苇的工地有三十多里路，中途还要过两道小河，我到了一个生产队，问生产队长住在哪里？有社员告诉我队长的住处，我找到队长，告诉他：我们在湖洲上割芦苇，想到他们这里买点米、买点菜，那位队长很热情说：我姓谭，你今天算是找对了人，这一带哪家有米、哪家有菜我都一清二楚。原来，每年都有在湖洲上割芦苇的人到他们这一带来买米、买菜、买肉。他带我到社员家买了两担谷打成米，我把打出来的米糠送给他家喂猪，他很高兴，又买了些萝卜、白菜，还买了一些辣椒萝卜、辣椒洋薑这类坛子菜，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一定要留我吃午饭，他弄了不少菜还到代销店打了半斤甘蔗酒(一种廉价、度数不高的白酒)，吃饭喝酒聊天时，知道他们这里冬季农闲没有什么农活要干，我忽然想到：何不请他帮我们当采购？我对他说：我们割芦苇很忙，实在没有时间跑这么远来买东西，今后我们需要什么，由你帮我们买好，送到我们工棚里，每趟我们付五块钱工钱给你，你看怎么样？他听后很高兴，因为他们那里因属湖区田土面积较大，工分值比我们兰岭要高，每十分工有四五角钱，而跑一趟可赚五块钱，相当于他在生产队要出十天工，他当然乐意干，我说：以后你帮我们买东西，我不管你用什么价格买进，我都按今天的价格付钱你，你买得便宜，赚了归你。今天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也挑不回去，你干脆和我一起把这些东西都送到我们工棚里去，你顺便也好认个路，你看如何？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我和老谭一起把买的米、菜、肉都一起挑回工棚。因天黑以后没有渡船过河，我们留老谭在工棚里吃晚饭，并往了一晚，临走前，我把下一次需要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写了一个单子交给他，并约好什么时候送来。
此时，排水沟旁的简易拖拉机道的另一边也来了一班宁乡人，也搭起了一个较大的芦苇工棚，他们有一位专们负责安排工作和采购生活物资的专职队长和一个专职厨师负责做他们十几个人的饭菜。他们十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二三十岁的农民，无论体力还是劳动的技能都比除我、老孫、老袁和冯金胜之外的那六位湘阴知青要强得多。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我召集大家开会，我说我们不设脱产的专职队长和采购，也不设专职厨师，我虽负责队长的工作，但我每天与大家一起出工割芦苇，至于生活物资的供应，我已与沅江那边公社的谭队长联系好了，由他负责在他们那里采购，并按时、按品种、按数量送到我们工棚里来，他每送一次除按价、按量付钱给他之外，另外再付给他五元钱作为酬劳。至于煮飯、做菜我们每人每天轮流做，轮到当厨的那个人，前一天晚上要把第二天三餐的菜都洗净切好备用，他必须早上五点半起床做好饭菜、烧好热水、茶水，其他人六点半起床，洗漱之后，七点早餐，七点半准时开工。当厨人员半小时之内洗好锅碗(各人的碗筷各人自洗)，八点当厨人员把茶水挑到工地上后，与大家一起割芦苇到上午十一点，他提前一小时回工棚去做午飯，其余的人中午十二点回工棚吃午饭，午饭后休息至下午一点又开工。当厨人员在大家休息时洗好锅碗，下午一点与大家一起出工，下午六点与大家一起收工，开始做晚饭、烧热水、茶水，其他人员此时整理内务换洗衣服、洗脸、洗脚，傍晚七点左右晚餐。此时有湘阴知青说：轮值人员那天太辛苦了吧！我说：我们在这种天寒地凍的天气在这里割芦苇，就是呆在工棚里不动也难受，还不如努力工作，虽然也辛苦难受，但可以多赚点钱，回去后可以过得舒服一点。明天就从我轮起，我当队长的做得到，相信你们也做得到，大家也就没有话说了。
那天晚上我把第二天三餐的菜都洗好、切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一响(我们从杨德安那里借了一个小闹钟)我便起床煮飯、炒菜、烧热水，六点半叫大家起床，洗漱后早餐，我趁大家洗漱时，就把茶水烧上，等吃完早餐，我的茶水就烧好了。早餐后，大家出工后，我把锅碗洗好，八点不到，便挑着茶水去工地与他们一起割芦苇，到中午十一点我提前一小时回工棚做飯，十二点准时午餐，餐后我洗完锅碗，一点又与大家一起出工，傍晚六点我与大家一起收工后，开始做晚飯、烧热水，一天下来，所有的事都按计划完成。大家一见也都有信心了。轮值当厨实行后又出现新问题，有的人做飯炒菜不动脑筋炒的菜不好吃，剩下不少，有的人经常把飯煮糊，剩下的糊锅粑没有人吃。我又召集大家开会说：这些菜、米都来得不容易，绝不能浪费，今后大家要多动脑筋，要加强责任心把飯煮好，把菜做出味道来，今后凡把飯煮糊的，糊锅粑不能丢掉，由他自己负责吃完，这餐吃不完留到下餐吃，当然有别人自愿帮他吃也可以，炒的菜不好吃，剩下的下一餐仍归他吃，直至吃完，当然别人自愿帮他吃也可以。这个办法实施后大家经常探讨煮饭、炒菜的技巧，大家的厨艺都有所提高，此后就很少出现煮糊饭的现象，菜的口味也提高了不少，很少出现剩菜的情况了。
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是聊天，我常借此机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有关民主宪政和科学、历史知识方面的啓蒙工作，有时也打扑克、下象棋。老孫晚上就记工、记帐，我有时候也到芦苇站去办理一些借支生活费之类的事。
谭队长还是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就给我们送一次生活物资来，我们留他住一晚上，我把下一次要送的物资清单交给他，有次我要他帮我们多买一点菜油，他说：现在这里油菜虽然种得多，但收下的菜籽基本上都被政府收购走了，社员们自留地里收获的一点菜籽打的菜油自己吃都不夠，不仅难以买到，而且价格很贵，还不如我帮你们找一找那些已经完成了牲猪收购任务的农户，从他们那里买一头猪，在我们那里，我找屠夫帮你们杀了，你们把全部内脏、肠油、板油和肉都拿回来，你们把肠油、板油和肥肉都煎成油，吃油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吃不完的肉腌起来慢慢吃，比零买猪肉还划得来些。
我一听连忙说：这办法好，第二天一早我便和谭队长一起来到了他们生产队，他带我找到一户急等钱用，又完成了牲猪收购任务的农家，向对方说明来意后，户主说只要是现钱就可以，我说：一次付清，谭队长和户主接着就去找称猪的木笼和大秤，过秤后就把猪抬到了谭队长的家门前，谭队长叫他老婆趕紧烧了一大锅热水，又去叫来屠夫，谭队长又把自家的大门下下来作屠櫈，不一会几一头一百五十来斤的猪就杀好了，我付了五块钱给屠夫作工资，又把猪肠、猪肚等下水留给潭队长家，剩下的东西我都担回了工棚，吃油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此后我们又去杀过一两头猪。
我当时心里疑惑，农户为何愿意把猪按收购价卖给我们，而不愿送给肉食水产站收购。后来才知道，原来农户把猪送去收购，是因为肉食水产站的人要按猪肚子的大小随意扣除猪胃内所吃潲水的斤数后，再按收购价格付给农户收购款，而这个猪潲的斤数确定的随意性很大，全凭收购人员一张嘴确定，与收购员关系好的农户，他可以少扣，没有关系的他可以多扣，那些关系差的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肉食水产站往上交猪时是“空巢”即送到上级收购站时，要把猪关在那里一天一夜不喂猪潲和水，等猪体内的粪便和尿液排光后再过秤，这样下级肉食水产站从农户那里多扣除的斤数，就成了下级肉食水产站的额外收入，站内的两三个工作人员便可以将这笔钱私下瓜分，所以农户除不得已要完成收购任务之外，通常都不会把猪送去收购，而情愿以收购价格卖给办红白喜事的农户，或是像我们这些在外打工无粮油供应的人员。
我们在芦苇场干了大约十来天之后，我到芦苇站去借支生治费，正好碰到兰岭五队的五类份子子弟兰笃志和和兰大毛(小名，他的大名已记不得了)也到活水洲芦苇场找事情干，但此时他们为时已晚，活水洲范围内的芦苇地都早已被各地来的民工们瓜分一空，他们二人正准备回去，我见兰笃志因系五类份子子弟，在当地也属被欺压的人群，此时顿生怜悯之心，便对他们二人说：你们要能遵守我们工棚定下的规矩就到我们工棚里来干活吧！我把轮值当厨、出工收工时间等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喜出望外，连声说：要得！要得！我把他们二人带回工棚和我们一起干。
冬季的湖洲上，经常会碰到雨雪天，小雨小雪我们通常都会照常出工，只是下午收工早一点以便大家有时间把淋湿的衣服在芦苇火上烤干，每当此时我都要用豆豉、老薑、葱头煎成薑汤，让每个人趁热喝下以预防风寒感冒。可是遇到下大雨、下大雪就只好休息，此时我往往会趁空闲到芦苇站去办些事，芦苇站也会趁空召集各队的负责人到站里开会，佈置工作或学习上级发来的文件。而此时工棚里的人闲极天聊，这些知青和社员既无理想抱负又心灵空虚，很快就在兰笃志的带领之下，趁我不在工棚时，开始用扑克牌进行赌博，赌注也由开始的每次几分钱逐渐增加到几角到后来的每次一两元钱。
开始我还不知道，后来我听孫治国说：他们现在赌瘾越来越大，现在他们之间的输赢总数已达到了一两百元，有的人赢了一两百元有的人已输了一两百元，只是因为还没有结账，大家手头都没有多少现钱，所以大笔的输赢都是记的账，等结账后再兑观。我一听怒不可遏，决心要刹住这股赌博歪风，当时湖洲上的工棚都赌博成风，一是晚上、下雨时闲极无聊，二是大家都将赚到钱了。
我听老孫说后，仍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一样，直到有一天下大雨，我声称要到芦苇站去开会，中午也不回来吃饭，我到芦苇站去转了一个多小时，便轻手轻脚回到工棚，见除了孫、袁二人之外，的其他九个人赌得正欢，我一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在干什么！我趁他们一惊还没有回过神来，随手把他们各人面前的赌资用双手全部抓在手里，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好样不学，倒学会了赌博，你们在这里冒着风霜雨雪，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这么输掉了，回去何以面对你们的家人？赢钱的人把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轻而易举就拿到了自己的手里，你于心何忍？从今天起把所有的欠条都交出来，以前所有的赌账全部一笔勾销，我收集的赌资(一共大约有近四十元钱)，今天派人去公社买几斤肉、打三斤酒、买点菜晚上大家饱餐一顿，所有赌博时的恩怨欠账都从此化解作废，余下的钱充作伙食费，大家同意就这么办！如果不同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马上把你们聚众赌博的事报告水上派出所，你们就等着去坐牢吧！(那时赌博是要坐牢的)此时赢钱的人迫于无奈，输钱的人心甘情愿都同意如此解决。
有一天我到芦苇站去借支生活费，站长田秋祜突然改变态度说：你们的证明有问题，证明是兰岭大队开的，可是人员却不全是兰岭大队的人，你们队人员复杂，什么人都有，你们不能再在这里割芦苇了，马上结账走人。我一听心想这下坏了，中途结账，因所割芦苇都还没有打捆过磅，天法计量，只能任由芦苇场打发一点工钱了事，弄不好还抵不上已经借支的生活费，那这么多天的辛苦豈不是白干了。我找到杨会计打听缘由，他告诉我：前几天他和张书记、田站长路过我们工棚，发现冯金胜在我们那里干活，回去后田站长便说：去年这个冯金胜在这里割芦苇，临走前与芦苇站发生矛盾，冯某把我们臭骂了一顿，田站长怀恨在心，这次是借机报复，田站长要这么干，我也没有办法，张书记也不便出面，因为你们队的人确实是由好几个地方的知青、社员组成的“单干户”，而不是由兰岭大队组成的外出搞副业割芦苇的集体生产组织，说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也说得过去。我说：那我们就先让冯金胜回去，这样就可以了吧！他说：你去找田站长试一试吧。我找到田站长说：我们与芦苇站没有矛盾，我们队来芦苇场后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你们对冯金胜有意见，我们让他回去就是了，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影响我们全队十多个人，我们现在就没有米下锅了，你不批生活费我们十多个人就要餓肚子，那我只好带着全队的十多个人到芦苇站的食堂里来吃飯了。此话暗含威胁，话外之音便是：把我们逼急了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我们十多个人，难道还怕你们芦苇站的四个人不成？更何况真的打起来，张书记、杨会计和那位临时工厨师还不一定站在你田站长这一边呢。田站长已听出了我的话外音，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慌，此时张书记出来说：要走也要先把账结清再走，今天先借几天生活费给他们，解决这几天他们的吃饭问题，等过几天把账结清了，再让他们走也不迟。田站长也只好先借了几天的生活费给我们，我回到工棚把情况对大家一说，冯金胜马上说：我明天就走，免得连累大家。我说：你明天先回去避避风头，顺便回家看看，过几天你再不声不响地回来，继续在这里干，我们工棚能有今天，多亏了你以前的经验，我们不会过河拆桥的，明天你走时故意从芦苇站经过，让站里的人都知道你已经走了。
第二天上午杨会计忽然跑到我们工棚对我说：今天县财政局局长兼县芦苇场的书记鲁志西要到芦苇场来检查工作，鲁书记人比较正派、有正义感、为人随和，你到芦苇站来找他，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那天午饭后我来到芦苇站，见站前的空评里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站在那里聊天，其中的杨会计一见到我，就笑着对一个干部介绍说：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带了十多个知青在这里割芦苇的大学生知青陈ＸＸ，又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鲁书记。鲁书记走过来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大学生到湖洲上来割芦苇，不简单，我还是头一回碰到，怎么样？习不习惯，我说：已经习惯了，只是已经搞不成了，我把前面的情况向鲁书记说了一遍，又说：我们的证明与人员不相符合是事实，这是我们的不对，要我们离开也应该，只是活水洲芦苇站有二三十个工棚，据我了解大部份情况都与我们工棚一样，都是由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员组成的，如果要清理，所有的工棚都要清理，不能只清理我们这一个工棚。鲁书记听到后说：你反映的情况我刚来，还不十分清楚，等晚上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明天再告诉你们处理结果，不过现在下乡的许多知青都吃不了苦，有的还倒流回城市，你们不仅能安心农村，而且还能到湖洲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来割芦苇，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天中午我到芦苇站去听消息，杨会计告诉我赶快到田站长那里去支领生活费，什么都不要问，我到了田站长的办公室说：我来领生活费，他二话没说，就批了八百元生活费，我拿到批条到杨会计那里开支票，杨会计对我说：昨晚鲁书记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快芦苇收割工作的进度，现在全国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有组织地集体出外打工，我们现在湖洲上的工棚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凑合班子，都是一个为头的人，想方设法弄了一张证明，便到各地召集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员组成一个队，如果要清理，真正合格的恐怕一个队也没有，要把他们都清理掉，我们湖洲上的芦苇豈不是都会烂在地里，湘阴县的第一大财政收入就会泡汤，大家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所以对证明与人员是否相符这类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在这里割芦苇，不犯法、不茲事就让他们在这里干，明天赶紧把生活费支给那个姓陈的大学生，今后也不要再难为他们了。
当我们把我们划的那块地上的芦苇都割光之后，先割下的芦苇已经晒干了，此时我们用铡刀把芦苇载成两米长的苇杆，再打成两米长一捆的芦苇捆后，芦苇站就请到湖洲上来的造纸厂的采购员一起来验收、过磅，纸厂按每吨一百二十元的价格付款给芦苇场，芦苇场按每吨二十元的工资付款给我们，芦苇场每吨毛利高达一百元，湘阴县每年湖洲上可收五万多吨芦苇，除去芦苇场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少量管理费之外，湘阴县每年芦苇场的纯收入高达四百多万元，是湘阴县第一大财政收入。
我们从芦苇场结算后，平均每人每天的工资达到了八块多钱，比其他工棚的平均日工资都要高，除了我们管理精细、没有脱产人员之外，划给我们的那块地上的芦苇长得又高又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旁边的宁乡工棚人数比我们只多五六个，却养了一个脱产的队长和一个脱产的厨师，干活也没有我们齐心，他们结帐时每人每天的工资只有五块多钱一天，那些宁乡民工知道我们有八块多一天的工资后，纷纷理怨那个队长领导不当，自已又不做事。
此时由于两个工棚仅隔一条简易拖拉机路，我们与宁乡工棚的民工互相之间也有了交往，我们从他们那里知道他们队里有一位在杭州等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物，他们都叫他王大(不知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此人二十多岁，个头有一米八左右，天论是穿着、神态都不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据他们说王大原来是杭州的一个大扒手，前几年各地清理外流人口时，他和他妹妹才被杭州公安部门抓获，遣送回宁乡老家。
后来王大到我们工棚闲聊时，我们问及他在杭州当扒手的往事时，他并不避讳，也不为此感到羞愧，而是把这段经历当成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向别人讲述。他告诉我们：他老家是宁乡乡下，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死了，他就带着他的妹到外面乞讨流浪，不知怎么就从宁乡经长沙株州沿浙赣线就流浪到了杭州，有次在杭州火车站乞讨时，有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看上了他们兄妹二人，把他们接到她的家里，给他们吃，给他们洗澡、更衣，然后就教他们如何扒人家的钱包、手表、钢笔（那时几块钱一支的钢笔要算是很值钱的东西）……又教他们如何从人群中确定扒窃对象、如何识别公安便衣、如何逃避公安便衣的抓捕，然后她又带着他们兄妹二人一起外出扒窃。到后来这个杭州有名的女大扒手，见他们兄妹二人扒技日渐纯熟，她自己就很少亲自外出扒窃了，每天就让他们兄妹二人外出扒窃，扒的财物都交给这位女大扒手，女大扒手也不亏待他们，每天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我问他你们扒到的钱自己留下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全部交给她？他说这是扒手行当的规矩，违反了要受重罚，弄不好小命都会丢掉，他的师傅就是那位女大扒手，她们有一个帮伙，里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专门有年青力壮的男扒手负责对那些违反规矩的扒手进行惩罚，手段极其残忍，所以小扒手们大都不敢违反规矩。
有次他问我割完芦苇后想去干什么？我说：暂时还没有什么打标，他说他准备过年后去郴州107国道渣油路面工地指挥部去拉板车，他们宁乡已有人在那边做事，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干，他有一辆板车，我说可以呀，过了年我们再写信联系吧，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
后来我跟张书记搞熟了，他对我们知青抱同情态度，有次和他谈到想在他们站里买点泡芦回去盖房子[註：２]，他说：那好呀！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安家落户我们支持，在你们割的那块芦苇地的后面，我们站留了一块泡芦，我写个条，你到杨会计那里象征性地交二三十块钱，你找人帮忙割下来，找条船运回去就成了。此时我正好在芦苇站结识了几位每年都到湖洲上来运芦苇的南湖洲公社的船民李达纲、李鸿溅等人，他们队上也有人在这里割芦苇，他们听说此事后，很热情对我说：到时候我们来几个人和你们的人一起，帮你把那块泡芦割下来，不要你的工钱，我说：那怎么行，你们来人帮我割，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哪里还让你们白干，我也不多说，就按五块钱一天付钱给你们，不然就不让你们帮忙，他们这才答应下来。后来我们一起花了两三天时间把那片泡芦割了下来打成捆，张书记说：过几天等芦苇场的拖拉机来了，我叫他们顺便帮你把泡芦拖到湖边，你再找船运回湘阴。几天后芦苇场的拖拉机来到了活水洲，在张书记的安排下，把那大约有一万好几千斤重的泡芦运到了湖边等待李达纲他们的两条机船开过来运走。
我们与芦苇站结账那几天连续阴雨绵绵，那天上午我在芦苇站结完账，把除平日借支的生活费、零花钱之后余下的五千余元现金在杨会计那里开好现金支票后，杨会计告诉我，站里没有这么多现金，要拿支票，带你的私章到三十多里路外的幸福港茶盘洲农场场部的信用社去领取现金。
我回到工棚后，把支票交给老孫要他到幸福港信用社去领钱，我自己没有去，是因为芦苇站还有一些扫尾的事要去办理，此外我担心我外出一天，队里的那些民工在工棚里闲得没事做，又会趁机会赌博，我在工棚他们是不敢当着我的面赌博的。
［註：１］：靠在在施工工地上挖土、挑土维持生计的临时工，被长沙人称作“土伕子”，成员都是城里出身不好的、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失业人员、失学人员和城市周边菜农户的家属，也有些是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
［註：２］：泡芦是芦苇之中的一个优良品种，长得又高又粗表面光滑、呈金黄色、苇杆薄、质地比普通芦苇轻，是盖屋面的好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