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湮，知之者不多，或许他早已湮没在大陆整人运动的历史长河中；而提到他的第三子张海星，在浩如烟海的满天繁星中，也难以寻觅知晓。然而，假如我换一种说法，就说老报人名记者张湮老先生是1957年毛氏反右运动——重庆文字狱“学徒日记”冤案的受害者，大凡过来人定会豁然开朗，知其然并盼知其所以然了。而提到2019年出齐的“二战图典”，那重庆著名民营企业家张海星的大名便如雷贯耳跃然纸上！“不务正业”的他，耗资百万费时十年编纂的“二战图典”，以一己之力展示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全景图，尽量还原巍巍中华惊心动魄的抗战史尤其难能可贵。此等独行侠式的学术钻研成就，怎不让刻意歪曲抗战历史、自封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共无地自容直冒冷汗啊！

        一个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一个可以闲散自如地过着富豪生活的重庆能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为什么不去享受自己创造的美好人生，而是殚精竭虑地去从事一件那么艰难的工作，他内心到底装下了多么大的天地，又对人类、同胞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走出温暖的沙龙和客厅，义无反顾地一往无前。也许，艺多不压身，70年代战胜众多棋院老师勇夺重庆围棋比赛冠军的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视野，也许辞去渝州大学讲师毅然下海创立大环公司、让智能射钉枪走出国门，给了他更大的信心和经济基础，也许一生追求真理那怕入狱23载也不改初衷的老报人名记者其父亲张湮，对他大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怪不得“二战图典”面世后，被世界各大图书馆争相收藏，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均表示将予永久收藏——获得此种殊荣的华人屈指可数，海星一生足矣！

        不幸的是，历经沧桑入狱23载：只因力挺“学徒日记”见报被抓捕后，经过重庆十八梯响水桥歌乐山等囹圄地辗转监禁，最后才押送到地处大凉山的盐源县农场的张湮老先生，早年处变不惊、一生乐观豁达，最后却是去年12.22日在成都以近百岁高龄告别人间的。斯人驾鹤西去，人间浩气长存！

        正应了“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的老话，此时，张湮最有成就的三子张海星也在重庆住院。突然放开的管控，让新冠病人多到一床难求，他只能住进重庆一家私人开的小诊所。须知，没有科学常识的草包假博士之“动态清零”梦呓，以及一意孤行长达三年的非人道封控后，突兀间来个“然而大转弯”放手不管，客观上是大陆抗疫完败，向新冠病毒缴械投降！这个身居高位的小学肄业差生的胡作非为，在一党专政家天下的庙堂里，只听千人诺诺，却无一士谔谔，终于造成深重罪孽、恶果立现：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多数中国人感染病毒，让亿兆黎民陷入新冠恐怖中。入院难、治病难，火葬也难——每具原来只须几千元的火化费，陡涨到三万多还是焚烧不赢，尸首横陈、排队等候，那真成了“火葬场开后门——专烧熟人”啦！甚至诞生“火化掮客”，专事介绍火化尸首，每具数万，现金交易，不给发票，以便分赃。

        张海星先生也不幸感染，更不幸的是，仅在一个月内便溘然长逝——死于新冠转白血病。张湮张海星父子双亡，让人扼腕叹息。坊间甚传，半强迫注射未经充分临床试验的国产科兴疫苗，是新冠突转白血病的催化剂，受害者绝非张海星先生一人。某些伪专家口若悬河带货推荐的中药治疗方案，如莲花清瘟胶囊，往往适得其反，至少延缓了对症下药时间，这也是张海星忽然病亡的原因之一。

        张湮在成都抢救时有个插曲，家属曾想不惜代价住进川医空着的单间病房，以便让高龄的老人享用更好的医疗资源，而院方答复：“那是给省级干部留着的，别说你，级别不够也概莫能进！”——我的天！这就是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吗？

        已经发生了的遗憾不好假设，但我还是要说：假如进入了高级干部的单间病房，也许张湮老先生该着手庆祝百岁大寿了，而张海星还和我每天进行着微信交流哩！可惜了。

      五月十一日，张氏家族及生前好友举行了百日追思，参加者除了子女和亲戚朋友，更多的是右派家属及长期追求自由民主的各界人士。作为八十有四脑梗住院的耄耋之人，我只能以文字寄托哀思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湮是“四川工人日报”首席记者，专门负责重庆大型厂矿的采访报导，也包括我所在的重庆机床厂。多才多艺的他，不但是工人日报主编汪岗的得力助手，还模仿毛体设计了报头。该报少了些省市机关报的党八股，多了些反映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报导，成为一份颇受基层群众欢迎的日报。例如，报纸开辟的“班组生活”专栏，是我厂工人上班前集中阅读和讨论的不二选择。

        其时正在重庆机床厂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我，多次见过年富力强的张记者。他所采写的我厂优秀师徒的报导非常生动，其中小学徒垫上木板才能夠得上去摸大型车床摇手柄的情节，特别生动感人。

        1956年初，刚满16岁的我考进重庆机床厂学徒，主考官白英杰说我作文好，破例分配我到科室、成为最低级别的小小干部。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毛氏整肃知识分子的大阳谋，此运动让知识分子成堆的宣传部多数成员中招而不得不大换血，于是，初中毕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我，被调到宣传部滥芋充数。开始是当广播员，厂里的油印小报，则由新来的部长杨贤文亲自刻蜡纸维持着。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已蠢蠢欲动，适逢人大新闻系八个学员下放到我厂基层锻炼——他们多数是官员子女，政治敏感、消息灵通，为了适应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一手将油印厂报改成铅印，并从开始时的周刊逐渐演变成周二、周三刊。于是乎，宣传部门人手奇缺。时事造狗熊，由于形势所逼，十七八岁的我便阴差阳错成为“机床报”编辑之一。

       自知文化水平太低，必须抓紧恶补……背熟了四角号码口诀，翻烂了字典和词典，每晚下班后必到图书馆，从诗词歌赋到报刊杂志，那怕囫囵吞枣也要灌肠式地装填。于是，邂逅了本厂文学青年陈懿嘉，笔名梅毅，也就是“学徒日记”的作者。从而，经历了重庆机床厂的文字狱。

        我与陈懿嘉几乎天天在图书馆相遇，“北京文艺”是他的最爱。由于他与学工年纪相差不大，又是新招学工较集中的金工车间的工人，本身有点文化，便兼任车间检验员，但仍属工人编制。经过观察搜集资料，1957年上半年，他用主人公王小龙作为第一人称所写的小说“学徒日记”脱稿，反映一心一意要当红色车工的学徒娃却遇上官僚主义人事科长冷漠对待、最终变得心灰意冷生活颓废的故事。第一人称比较方便人物的内心描写，作者又熟悉工厂的生产生活，故，“学徒日记”朗朗上口，可读性极强。赶上那段时期文艺界最为时尚的口号，它无疑就是一篇“干预生活”的好作品。殊不知，反右运动伊始，“干预生活”被上纲上线，说成是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企图夺权的反革命宣言！而生动描写人事科长用火柴棍调过头来掏耳朵的怪癖，被定性为“刻意污蔑丑化南下干部”。不由分说，“学徒日记”被打成反党小说。接着，查出陈懿嘉的父亲1949年前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于是，“反革命”罪名坐实，判刑八年，雷打不动。

        必须说明一下，人事科张科长用火柴头掏耳朵昏昏欲睡的现象，在同一排办公室的党群部门尽人皆知，陈懿嘉只是善于观察捕捉到这个情节，用王小龙内心活动描写：“我以为他要抽着烟认真考虑我的问题，殊不知一会儿传出打呼噜的声音……”就算作者编造了这个情节，也说不上丑化南下干部什么的，何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就多次见过还私下传为笑谈。

      六十年代中叶，梅毅八年刑满释放，偶有散文诗歌见报。但是，作为单打独斗的个体，抗压能力十分有限，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热衷于风花雪月了。例如，“南泉泛舟”写的是：“一桡一桡又一桡，诱得那水花儿跟我跑，诱得那鱼儿起舞了……”倒是受牵连被打成右派的张湮，足足在盐源县农场23年，改正后（分明应该平反昭雪，庙堂要维持毛的形象，只说“反右扩大化”）因“四川工人日报”归口川报，回到原单位就定居成都了。成都是文字狱高发地，著名的有在“星星诗刊”发表“草木篇”的流沙河，他和石天河及重庆的西水、白水，被并称为四川的“四条黑水”。他们是中共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西水，正是擅长拆字游戏的张湮自己给自己所取的笔名；同理，白水就是重庆另一右派杨本泉的泉字拆开所赐了。

        随即揪出“四川日报”以小青年黄泽荣（铁流）为代表的“反党小集团”，以及“农民报”的“反动记者”曾伯炎，等等。他们中，能熬过寒冬幸存下来的群体可谓凤毛麟角，自然惺惺相惜、三观一致。于是乎，离川报和文联宿舍不远的成都大慈寺，八十年代起就形成不期而至的文艺沙龙，每逢周日，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常常引起市民围观，也让当局如鲠在喉。所以，老报人名记者张湮先生的晚年生活，倒也过得十分充实啊！这种活动，在89.64之后有所减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目前应该转移到崇州街子九十高龄的硬骨头黄泽荣的“铁流水榭”了。

       一天早上宣传部开晨会，杨贤文部长拿着三元稿费的汇票问是谁写的“不给投机商人可乘之机”。原来，“机床报”按规定每期必须寄给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总工会和重庆的几种大报纸，也包括张湮所在的“四川工人日报”——这是我人生变现第一稿。张湮能从浩繁的资料中选用无名小卒短文登上“四川工人日报”，并赐稿酬以资鼓励，应该是我的恩公及笔耕引路人。从此，根据杨部长建议，我才有了“晓流”的笔名，兴趣昂然，投稿不断。帮我取笔名的理论教员李茵老师，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机床厂技校武斗之花6.25群殴致死。好在，当时我已在四清运动中被扫地出门，正在西山坪上“悟道参禅”，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当年正欲找机会感谢张大记者，却得之他因支持“四川工人日报”刊发连载“学徒日记”而被抓捕，这一晴天霹雳非同小可，几乎惊掉下巴。因为陈懿嘉的作品完成后，被“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拒绝，偏偏有“四川工人日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连载并展开讨论，响应热烈，好评如潮。一时之间，版面只当“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一半的小报名声在外。神经兮兮的上级机关背心发凉，立刻采取专政手段，除了作者和记者，连“四川工人日报”主编汪岗也因此肇祸。

        张海星先生与我交流中提到的几点，应该补充到位：第一、“二战图典”并非他一人之功，少不了台湾及海外收藏家的馈赠，更少不了自己的四弟夫妻，双双暂时放弃工作（弟媳是“重庆日报”记者）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两周，史海钩沉，收获满满，打捞出鲜为人知的上千张照片，那是当年反法西斯阵营随军记者的杰作。第二、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找过樊建川，但此君深谙要改变“中流砥柱”定位难度大，被婉拒。最后成书时，作为编者的张海星不得不违心地加大抗日敌后战场的内容，才让此书能有机会在大陆内地正式出版。明眼人一看便知，敌后战场的照片已经多次被宣传过，几乎是沙飞一人的专辑，与其它照片来源多渠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悲的是，这位中共吹鼓手1950年死于自己人的枪子（百度可查）终年38岁；几十年后平反，可沙飞年轻的生命无法挽回。

        关于陈懿嘉被抓捕前，还有两个心酸的小插曲：他用80多元稿费买了把小提琴，本想拉出欢乐颂不料成了思乡曲。更有一天他喜滋滋地说，自己已经调到检查科，成为正式的干部编制。本以为“学徒日记”让他露脸，殊不知是抓捕他的前奏——根据中共的狗屁理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反党分子不能出现在工人阶级内部……故而先转干后扣帽再抓捕，玩弄法律，削足适履，说明他们的法制有多么虚伪。

        总而言之，经过兄弟介绍，五、六年前我便与硬头簧（张海星别有深意的微信名）有了交往，心有灵犀，笔谈渐浓。两年前，自己因为膜拜而前往重庆南山他的别墅时，双方一见如故，都觉得相见恨晚。觥筹交错间，惊闻令尊大人就是六十年多年前我的恩公，当时感觉“世界真小”。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怎可能竟遇上魂牵梦绕的张湮——我的笔耕促进者。但是，此时的我已从翩翩少年变成耄耋之人，兼之连续住院，终于未能当面去向张老感谢，成了终身遗憾。我们都在成都，咫尺天涯；我们相识是缘，如今阴阳两隔。当然，也有海星体恤我的健康故意拒绝提供其父准确住址有关。

        安息吧！张湮张海星父子俩，请允许我借用同道人吊唁张海星先生的挽联来结束此文——

        提到张湮，知之者不多，或许他早已湮没在大陆整人运动的历史长河中；而提到他的第三子张海星，在浩如烟海的满天繁星中，也难以寻觅知晓。然而，假如我换一种说法，就说老报人名记者张湮老先生是1957年毛氏反右运动——重庆文字狱“学徒日记”冤案的受害者，大凡过来人定会豁然开朗，知其然并盼知其所以然了。而提到2019年出齐的“二战图典”，那重庆著名民营企业家张海星的大名便如雷贯耳跃然纸上！“不务正业”的他，耗资百万费时十年编纂的“二战图典”，以一己之力展示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全景图，尽量还原巍巍中华惊心动魄的抗战史尤其难能可贵。此等独行侠式的学术钻研成就，怎不让刻意歪曲抗战历史、自封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共无地自容直冒冷汗啊！

        一个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一个可以闲散自如地过着富豪生活的重庆能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为什么不去享受自己创造的美好人生，而是殚精竭虑地去从事一件那么艰难的工作，他内心到底装下了多么大的天地，又对人类、同胞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走出温暖的沙龙和客厅，义无反顾地一往无前。也许，艺多不压身，70年代战胜众多棋院老师勇夺重庆围棋比赛冠军的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视野，也许辞去渝州大学讲师毅然下海创立大环公司、让智能射钉枪走出国门，给了他更大的信心和经济基础，也许一生追求真理那怕入狱23载也不改初衷的老报人名记者其父亲张湮，对他大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怪不得“二战图典”面世后，被世界各大图书馆争相收藏，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均表示将予永久收藏——获得此种殊荣的华人屈指可数，海星一生足矣！

        不幸的是，历经沧桑入狱23载：只因力挺“学徒日记”见报被抓捕后，经过重庆十八梯响水桥歌乐山等囹圄地辗转监禁，最后才押送到地处大凉山的盐源县农场的张湮老先生，早年处变不惊、一生乐观豁达，最后却是去年12.22日在成都以近百岁高龄告别人间的。斯人驾鹤西去，人间浩气长存！

        正应了“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的老话，此时，张湮最有成就的三子张海星也在重庆住院。突然放开的管控，让新冠病人多到一床难求，他只能住进重庆一家私人开的小诊所。须知，没有科学常识的草包假博士之“动态清零”梦呓，以及一意孤行长达三年的非人道封控后，突兀间来个“然而大转弯”放手不管，客观上是大陆抗疫完败，向新冠病毒缴械投降！这个身居高位的小学肄业差生的胡作非为，在一党专政家天下的庙堂里，只听千人诺诺，却无一士谔谔，终于造成深重罪孽、恶果立现：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多数中国人感染病毒，让亿兆黎民陷入新冠恐怖中。入院难、治病难，火葬也难——每具原来只须几千元的火化费，陡涨到三万多还是焚烧不赢，尸首横陈、排队等候，那真成了“火葬场开后门——专烧熟人”啦！甚至诞生“火化掮客”，专事介绍火化尸首，每具数万，现金交易，不给发票，以便分赃。

        张海星先生也不幸感染，更不幸的是，仅在一个月内便溘然长逝——死于新冠转白血病。张湮张海星父子双亡，让人扼腕叹息。坊间甚传，半强迫注射未经充分临床试验的国产科兴疫苗，是新冠突转白血病的催化剂，受害者绝非张海星先生一人。某些伪专家口若悬河带货推荐的中药治疗方案，如莲花清瘟胶囊，往往适得其反，至少延缓了对症下药时间，这也是张海星忽然病亡的原因之一。

        张湮在成都抢救时有个插曲，家属曾想不惜代价住进川医空着的单间病房，以便让高龄的老人享用更好的医疗资源，而院方答复：“那是给省级干部留着的，别说你，级别不够也概莫能进！”——我的天！这就是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吗？

        已经发生了的遗憾不好假设，但我还是要说：假如进入了高级干部的单间病房，也许张湮老先生该着手庆祝百岁大寿了，而张海星还和我每天进行着微信交流哩！可惜了。

      五月十一日，张氏家族及生前好友举行了百日追思，参加者除了子女和亲戚朋友，更多的是右派家属及长期追求自由民主的各界人士。作为八十有四脑梗住院的耄耋之人，我只能以文字寄托哀思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湮是“四川工人日报”首席记者，专门负责重庆大型厂矿的采访报导，也包括我所在的重庆机床厂。多才多艺的他，不但是工人日报主编汪岗的得力助手，还模仿毛体设计了报头。该报少了些省市机关报的党八股，多了些反映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报导，成为一份颇受基层群众欢迎的日报。例如，报纸开辟的“班组生活”专栏，是我厂工人上班前集中阅读和讨论的不二选择。

        其时正在重庆机床厂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我，多次见过年富力强的张记者。他所采写的我厂优秀师徒的报导非常生动，其中小学徒垫上木板才能夠得上去摸大型车床摇手柄的情节，特别生动感人。

        1956年初，刚满16岁的我考进重庆机床厂学徒，主考官白英杰说我作文好，破例分配我到科室、成为最低级别的小小干部。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毛氏整肃知识分子的大阳谋，此运动让知识分子成堆的宣传部多数成员中招而不得不大换血，于是，初中毕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我，被调到宣传部滥芋充数。开始是当广播员，厂里的油印小报，则由新来的部长杨贤文亲自刻蜡纸维持着。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已蠢蠢欲动，适逢人大新闻系八个学员下放到我厂基层锻炼——他们多数是官员子女，政治敏感、消息灵通，为了适应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一手将油印厂报改成铅印，并从开始时的周刊逐渐演变成周二、周三刊。于是乎，宣传部门人手奇缺。时事造狗熊，由于形势所逼，十七八岁的我便阴差阳错成为“机床报”编辑之一。

       自知文化水平太低，必须抓紧恶补……背熟了四角号码口诀，翻烂了字典和词典，每晚下班后必到图书馆，从诗词歌赋到报刊杂志，那怕囫囵吞枣也要灌肠式地装填。于是，邂逅了本厂文学青年陈懿嘉，笔名梅毅，也就是“学徒日记”的作者。从而，经历了重庆机床厂的文字狱。

        我与陈懿嘉几乎天天在图书馆相遇，“北京文艺”是他的最爱。由于他与学工年纪相差不大，又是新招学工较集中的金工车间的工人，本身有点文化，便兼任车间检验员，但仍属工人编制。经过观察搜集资料，1957年上半年，他用主人公王小龙作为第一人称所写的小说“学徒日记”脱稿，反映一心一意要当红色车工的学徒娃却遇上官僚主义人事科长冷漠对待、最终变得心灰意冷生活颓废的故事。第一人称比较方便人物的内心描写，作者又熟悉工厂的生产生活，故，“学徒日记”朗朗上口，可读性极强。赶上那段时期文艺界最为时尚的口号，它无疑就是一篇“干预生活”的好作品。殊不知，反右运动伊始，“干预生活”被上纲上线，说成是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企图夺权的反革命宣言！而生动描写人事科长用火柴棍调过头来掏耳朵的怪癖，被定性为“刻意污蔑丑化南下干部”。不由分说，“学徒日记”被打成反党小说。接着，查出陈懿嘉的父亲1949年前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于是，“反革命”罪名坐实，判刑八年，雷打不动。

        必须说明一下，人事科张科长用火柴头掏耳朵昏昏欲睡的现象，在同一排办公室的党群部门尽人皆知，陈懿嘉只是善于观察捕捉到这个情节，用王小龙内心活动描写：“我以为他要抽着烟认真考虑我的问题，殊不知一会儿传出打呼噜的声音……”就算作者编造了这个情节，也说不上丑化南下干部什么的，何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就多次见过还私下传为笑谈。

      六十年代中叶，梅毅八年刑满释放，偶有散文诗歌见报。但是，作为单打独斗的个体，抗压能力十分有限，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热衷于风花雪月了。例如，“南泉泛舟”写的是：“一桡一桡又一桡，诱得那水花儿跟我跑，诱得那鱼儿起舞了……”倒是受牵连被打成右派的张湮，足足在盐源县农场23年，改正后（分明应该平反昭雪，庙堂要维持毛的形象，只说“反右扩大化”）因“四川工人日报”归口川报，回到原单位就定居成都了。成都是文字狱高发地，著名的有在“星星诗刊”发表“草木篇”的流沙河，他和石天河及重庆的西水、白水，被并称为四川的“四条黑水”。他们是中共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西水，正是擅长拆字游戏的张湮自己给自己所取的笔名；同理，白水就是重庆另一右派杨本泉的泉字拆开所赐了。

        随即揪出“四川日报”以小青年黄泽荣（铁流）为代表的“反党小集团”，以及“农民报”的“反动记者”曾伯炎，等等。他们中，能熬过寒冬幸存下来的群体可谓凤毛麟角，自然惺惺相惜、三观一致。于是乎，离川报和文联宿舍不远的成都大慈寺，八十年代起就形成不期而至的文艺沙龙，每逢周日，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常常引起市民围观，也让当局如鲠在喉。所以，老报人名记者张湮先生的晚年生活，倒也过得十分充实啊！这种活动，在89.64之后有所减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目前应该转移到崇州街子九十高龄的硬骨头黄泽荣的“铁流水榭”了。

       一天早上宣传部开晨会，杨贤文部长拿着三元稿费的汇票问是谁写的“不给投机商人可乘之机”。原来，“机床报”按规定每期必须寄给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总工会和重庆的几种大报纸，也包括张湮所在的“四川工人日报”——这是我人生变现第一稿。张湮能从浩繁的资料中选用无名小卒短文登上“四川工人日报”，并赐稿酬以资鼓励，应该是我的恩公及笔耕引路人。从此，根据杨部长建议，我才有了“晓流”的笔名，兴趣昂然，投稿不断。帮我取笔名的理论教员李茵老师，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机床厂技校武斗之花6.25群殴致死。好在，当时我已在四清运动中被扫地出门，正在西山坪上“悟道参禅”，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当年正欲找机会感谢张大记者，却得之他因支持“四川工人日报”刊发连载“学徒日记”而被抓捕，这一晴天霹雳非同小可，几乎惊掉下巴。因为陈懿嘉的作品完成后，被“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拒绝，偏偏有“四川工人日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连载并展开讨论，响应热烈，好评如潮。一时之间，版面只当“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一半的小报名声在外。神经兮兮的上级机关背心发凉，立刻采取专政手段，除了作者和记者，连“四川工人日报”主编汪岗也因此肇祸。

        张海星先生与我交流中提到的几点，应该补充到位：第一、“二战图典”并非他一人之功，少不了台湾及海外收藏家的馈赠，更少不了自己的四弟夫妻，双双暂时放弃工作（弟媳是“重庆日报”记者）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两周，史海钩沉，收获满满，打捞出鲜为人知的上千张照片，那是当年反法西斯阵营随军记者的杰作。第二、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找过樊建川，但此君深谙要改变“中流砥柱”定位难度大，被婉拒。最后成书时，作为编者的张海星不得不违心地加大抗日敌后战场的内容，才让此书能有机会在大陆内地正式出版。明眼人一看便知，敌后战场的照片已经多次被宣传过，几乎是沙飞一人的专辑，与其它照片来源多渠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悲的是，这位中共吹鼓手1950年死于自己人的枪子（百度可查）终年38岁；几十年后平反，可沙飞年轻的生命无法挽回。

        关于陈懿嘉被抓捕前，还有两个心酸的小插曲：他用80多元稿费买了把小提琴，本想拉出欢乐颂不料成了思乡曲。更有一天他喜滋滋地说，自己已经调到检查科，成为正式的干部编制。本以为“学徒日记”让他露脸，殊不知是抓捕他的前奏——根据中共的狗屁理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反党分子不能出现在工人阶级内部……故而先转干后扣帽再抓捕，玩弄法律，削足适履，说明他们的法制有多么虚伪。

        总而言之，经过兄弟介绍，五、六年前我便与硬头簧（张海星别有深意的微信名）有了交往，心有灵犀，笔谈渐浓。两年前，自己因为膜拜而前往重庆南山他的别墅时，双方一见如故，都觉得相见恨晚。觥筹交错间，惊闻令尊大人就是六十年多年前我的恩公，当时感觉“世界真小”。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怎可能竟遇上魂牵梦绕的张湮——我的笔耕促进者。但是，此时的我已从翩翩少年变成耄耋之人，兼之连续住院，终于未能当面去向张老感谢，成了终身遗憾。我们都在成都，咫尺天涯；我们相识是缘，如今阴阳两隔。当然，也有海星体恤我的健康故意拒绝提供其父准确住址有关。

        安息吧！张湮张海星父子俩，请允许我借用同道人吊唁张海星先生的挽联来结束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