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正当我们被野菜吃得难以承受之时，一天小朱出去挖野菜，回来时却提着十来斤鸭蛋和一酒瓶油，一边笑嘻嘻对我说：陈师傅！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今天到江堤上挖野菜，不料正好碰到几位从洪湖到这里放鸭子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落难后，他们一个人拿出两三斤鸭蛋，一起凑了十斤鸭蛋送给我，又找了个空啤酒瓶，每人倒了二三两菜油给我湊了一酒瓶油送给我，这下我们不用天天吃斋、也不用天天吃红锅菜[註：１]了。我和小骆一见皆大欢喜，都说老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照应。

原来小朱在开始养蜂之前，也在他的生产队的鸭蓬里放过几年鸭[註：２]，所以洪湖一带的鸭篷里的人他大都认识，因为放鸭的人一年到头赶着鸭群在外放鸭，都免不了要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此时全靠各鸭篷之间通力合作互助才能度过难关，久而久之“互助”便成了放鸭人之间的传统，这就是那几个洪湖来的鸭篷在大沙湖农场放鸭时，见到小朱在此落难纷纷拔“蛋”、拔“油”相助的原因。

这个小朱现名朱国清，原名朱国庆，曾用名邵国庆，他有一本充满苦难的家史。他家原住汉阳县，他的生父“解放”初期是汉阳县一中的负责人之一[註：３]，因捲入1957年“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案被判重刑，小朱和他母亲朱XX亦受牵连，被当局逐出汉阳，遣送回洪湖老家农村务农，他母亲受此双重打击不久便郁郁而终，他母亲临终之前，把朱国庆托付给当地一远房亲戚邵某人，要朱国庆拜邵某人为义父，并要小朱改名为邵国庆(此前她已将小朱的姓由父姓改为跟母姓)朱母去世后，小朱从此就跟邵某人一家生活，邵某对小朱视同己出，邵某人系贫下中农出身，早年又曾参加过洪湖地区的“苏维埃赤卫队”，尽管后来贺龙等率洪湖地区的红二方面军败逃西竄后，邵某人便脱离了中共。“解放”后邵某人因其贫下中农出身，和曾经参加过“苏维埃赤卫队”的“光荣历史”而当上了队干部，后来官至大队书记。所以邵某人安排义子小朱去鸭篷放鸭，不仅工作比出农业工要轻松、鸭蛋可随意吃，而且还有点额外的油水。

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有人举报邵某人曾参与夏曦主持的对中共自己人的一次集体屠杀，当时的情况是：在一次夏曦等人的处决中共内部的“特务”、“AB团”的行动中，中共当局为了分散罪责和让更多的赤卫队员和民众手上都沾满被害人的鲜血，以使他们死心踏地地跟着中共当局去闹革命，胁迫在场的民众和赤卫队员每人都要拿一支梭标或大刀，在主持处决行动的中共领导人的一声令下，同时刺向或砍向被处决者。有人举报邵某人参与了这次杀害“革命烈士”(这些被害人后来又被中共当局平反，并宣佈为“革命烈士”)的行动，邵某人则辩称：那次处决行动他是被迫参加了，但是在剌杀口令下达时，他只是拿起梭标做做样子剌向被处决者，实际上他并未刺到人。由于事情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许多知情者早已不在人世，或已远走他乡，邵某人是否真正用梭标刺中了“革命烈士”便成了无法确定的悬案，按照中共当局一贯的疑罪从有的做法，邵某人还是因此被撤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

父母的遭遇和义父的经历让小朱逐渐认清了中共当局的丑惡面目，面对丑恶的现实，小朱只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所以才选择了以养蜂为生的道路。

好不容易坚持到五月底六月初，大家都寄以厚望的兰花草子终于开花了，然而兰花草子开花下仅没有使我们摆脱我们面临的困境，反而使我们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困境，兰花草子不流蜜。为了维持蜂群的生存，我的不得不把每人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坐轮渡过江到嘉鱼县城去买糖粒子(一种劣质低价的水果糖)回来熬化成糖水飼喂蜜蜂。当时挽救蜜蜂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把蜂场转运到有蜜源的场地去，可供选择的唯一场地就是到武汉市郊的蔬菜种植场地去采瓜菜花，这个场地虽然取蜜的希望不大，但可以维持蜂群生存和繁殖，也是距大沙湖农场最近的场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几乎已身无分文的蜂场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计划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在大沙湖农场不仅没有一点收入，反而把各蜂场所剩无几的钱都已耗费殆尽，我们进场时所欠的拖拉机运费都没有付，现在又没有钱付给机耕队，还要请机耕队派拖拉机把我们的蜂又拖到大沙湖农场码头。原来进场时欠运费，王所长之所以敢担保是因为蜂场拉进场地都是在农场的范围之内，他们不怕你不付所欠运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是这一次还要欠着运费又帮我们把蜂拉到大沙湖农场码头，这次我们转场后，离开了大沙湖农场的管辖范围，如果我们要赖掉这一进一出的两次运费，那他们一点辙也没有，他们肯定不会干，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使他们甘冒风险，在我们进场的运费还未付的情况之下，又让我们欠着运费帮我的把蜂拉到了船码头，我们也没有钱雇船把蜂运到武汉市郊的瓜菜花场地。

此时我们几家蜂场的养蜂员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大家都认为唯一的希望仍寄托在王所长身上，还得由王友善出面找王所长向机耕队长担保，先派拖拉机幫我们把蜂运到江边码头上再说。王友善说：上次找王所长幫忙，他就答应得很勉强，现在上次的运费还没有付，又要他担保，人家肯定不会答应。我说：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们得想点办法迫使他即使违心，也不得不幫这个忙。他们说：人家不愿意，我们怎么可以迫使他违心地答应再次跟我们担保？我说：我们六家蜂场，现在每家先从蜂箱内或从抽出的蜂脾内抽出五斤蜂蜜，分作两份每份十五斤，由老王和我一起分别送到王所长家里和机耕队长家里。先根本不提请他们幫忙拖蜂的事，只说约定某天晚上请他们二位到蜂场来喝酒，到喝酒时再伺机提出请机耕队再派拖拉机帮我们把蜂拉到农场船码头的事。

第二天我和老王提着那十五斤蜂蜜先到了王所长家送给他，他很高兴，我们不提请他帮担保拖蜂的事，只说请王所长明日晚上到蜂场喝杯酒以感谢他对我们的关照(对他不提请了机耕队长的事)，王所长推托了一番说：听说蜂场的情况不大好，喝酒就免了吧！我们说：蜂场情况虽不好，但请王所长喝杯酒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还是应该的，又没有外人，我们也不弄多少菜(我们还真弄不出多少菜)，仅仅是在一起喝杯酒表达一孒心意而已，王所长收了我们的十五斤蜂蜜，又经不住我们二人的死纒活磨，终于答应了明天晚上来蜂场喝酒。

我们又到了机耕队长家里，送上了十五斤蜂蜜他也笑纳了，我们又请他明天晚上到蜂场喝酒以表示我们对他的感谢，他也很爽块地答应了，对于所欠进场运费的事他也未提起。

这天晚上我和小朱小骆一起到田边上用手电筒照了两三斤青蛙，第二天我们凑了点钱，买了两瓶白酒，称了两斤肉，买了几样小菜，我们到田里捉了两三斤泥鳅、黄鳝。我们又把剩下的几个鸭蛋也拿出来，晚上便勉勉强强凑出了一桌菜。

傍晚王所长下班后先到达蜂场，接着机耕队长也来了。隨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始喝酒，河南人喝酒喜欢划拳，便由王友善、王金章、林瞎子和小朱陪他们划拳喝酒，我看到王所长、机耕以长己被我们这儿位师傅灌得差不多了，说话已有点失控，此时我举起酒杯敬王所长和机耕队长说：这次到大沙湖农场放蜂承䝉王所长、X队长关照，幫我们把蜂拉进场地，但由于天气原因至今未能收获蜂蜜，以致所欠运费至今尚未支付，实在对不起二位，为此我先自罚一杯，说着我端起酒杯一飲而尽，接着我又把手里的酒杯倒满，举杯说道；今天我还要代表各位师傅向X队长提出一个不合情理的请求，这个请求尽管不合情理，但是各蜂场已在大沙湖农场陷入绝境，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也只好再次请X队长帮忙派车幫我们把蜂拉到江边码头上来，两次的运费等我们到下一个场地后，一起给你们寄过来，好在有我们王友善师傅的兄弟王所长可以为我们担保，X队长你尽管放心，说完我端起酒杯与王所长、X队长碰杯，其他儿位师缚也一起站起来向他们二位敬酒，此时我注意到王所长臉上露出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他内心是极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但礙于臉面又不好公开声明不愿幫我们担保，此时我问王所长：你说是不是？王所长被迫只好含混不清地：呃！呃！呃！了几声，早已喝得有点神志不清的X队长一听以为是王所长答应了担保，便站起来说：王所长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就派车幫你们把蜂拉到江边码头上来，于是我们一起举杯向他们二位敬酒感谢他们在危难之中给予我们的幫助。

由于蜂箱早已卡好，第二天天不亮便起床关好巢门，把行李打包，上午八点多钟拖拉机就来到蜂场，装车后我们仍爬在蜂箱顶上坐好，一路颠颠簸簸来到江边码头，不久其他几家蜂场也先后到达码头，我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心头沉重，经向船家打听从大沙湖码头雇一艘大机船(我们六家蜂场一共有三百五十多箱蜂，一艘小机船装不下)到武汉要三百好几十元钱的运费，而眼下我们几家蜂场恐怕连一百元钱都凑不齐，摆在面前的又是一道看起来无法逾越的天堑。

我们现在唯一能变钱的也就只有那三百几十箱半死不活的蜜蜂，如果我们每家卖掉几箱蜂，倒是不难凑齐这三四百元的运费，然而农场职工是不允许私人养蜂，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想卖蜂也没有人要，真是又一次陷入内无粮草外元援军的绝境，大家在一起商量过几次也想不出一个可以摆脱困境的办法。

正在大家都心情沮丧，陷入绝望之中时，有一天中午小骆打开蜂箱发现有好几群蜂已经没有糖了，必须赶紧过江到对岸的嘉鱼县城去买糖粒子回来喂蜂，我和小朱的蜂群内的情况也与小骆的类似，我们三人把身上的钱几乎全掏出来凑了三十块钱要小骆过江去嘉鱼县城买糖粒子回来喂蜂，小骆搭了下午那班轮渡过江，因那时那里的轮渡一天只有上下午各一班，他下午去就只能第二天上午才能赶回来。

那天下午小骆在嘉鱼县城跑了好几家食品店才买到三十块钱的糖粒子，晚上小骆住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同房间住了一位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的一位采购员，两人一交谈才知道这位年轻采购员是到大沙湖农场红砖厂来采购红砖的，这两天就要用货船把红砖从大沙湖农场码头运到青山(武钢的所在地) 。交谈中小骆告诉他蜂场在大沙湖农场码头陷入了绝境，没有钱把蜂运到武汉市郊的蔬菜队去采瓜菜花，如果不能运往瓜菜花场地，过不了一个星期所有的蜂群都将饿死在江边的码头上，不知你们运砖的船能不能顺便把我们的蜂带到青山去？采购员说：可是可以，只是不知道船装了红砖之后，还承不承受得起蜂箱的重量，小骆说：蜂箱只是体积大，现在里面没有蜜糖也没有花粉，群势又不强，重量轻得很，每箱蜂平均不到二十斤重，三百几十箱蜂一共只有不到七千斤，也就是三吨半的样子。采购员说那应该没有什么间题，只是还要征求一下两位船长的意见。小骆从谈话中知道采购员是早三四年才招工到武钢基建处的知青时，就对他说：我们蜂场里也有一位知青，还是一位大学生。采购员说：还有大学生知青？我还没有听说过，那我更要跟这位知青朋友幫忙了。

第二天小骆就带着我们这位名符其实的“大救星”一起回到了大沙湖湖农场船码头，小骆把采购员带到我们的帐篷里，相见之后他说：我也当过几年知青，知道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容易，你们这个忙我幫定了，我们对他再三表示感谢，他说：对我，你们不用客气，只是要想办法怎么把那两位船长和六位船员摆平。我们要留他吃午飯，他说：我在船上有飯吃，就不麻烦你们了。

他走后我们连忙把六家蜂场的人召集到一起报告这一“特大喜讯”，并商讨摆平船长和船员的办法，小朱说：除了给他们扔几个“手榴弹”(养蜂人把装上蜂蜜的酒瓶戏称为“手榴弹”，每当遇到需要“攻关”之时便会扔出几颗)之外，我们现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决定每家蜂场再从蜂箱内，抽出的巢脾内抽出七斤蜂蜜给采购员、两位船长每人十斤蜂蜜，六位船员每人一啤酒瓶蜂蜜(约两斤)。

下午采购员来了，我们把摆平船长船员的办法告诉他，他一见那三个五升的各装了大半壶蜜糖的塑料壼就说：给我的这一壼就不必了，把我这十斤倒到给船长的那两壶里面把那两个塑料壶装满，这样才显得客气一点。船员每人一瓶也够了。我们说：这怎么行，你给我们幫了这么大的忙，也得让我们表示一点心意呀！他说：你们不用跟我客气，我知道你们的处境，就是弄出这四十多斤蜂蜜，都等于在割你们的肉呀！就这么定了吧。

晚上采购员把两条船的两位船长请到帐篷里来，我们先把两壼蜂蜜送给他们，然后和他们商谈运蜂的事，两位船长说：货主(指采购员)都发了话，只要不超重，我们没有话说。我说超重倒是不会超重，每条船也就增加一吨半左右的重量，只是要给你们增加一点麻烦，那就是红砖大部份都要装到甲板下面的货倉里去，蜂箱要通风只能装在甲板上面。船长说：这没问题，只是在装红砖时买几包烟给码头上的装卸工要他们把砖挑到货倉里就行。我说：这好办，烟由我们买，蜂箱蜂具由我们自已装船。船长们走时，我们给他们每人三瓶蜂蜜请他们转送给他们船上各自的船员。一切谈妥之后，我们终于吐了一口轻松的气，多日来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云，终于烟消云散，我们再一次绝处逢生，看到了走出绝境的希望。

次日白天一早，便陸续有拖拉机从砖厂将红砖拖到江边码头，装卸工人直接把红砖挑到船倉码放，我们买了几包烟交给装卸队长.请他转分给装卸工人们抽，船长和采购员请他的把砖都挑到甲板下的船艙里，以便将甲板腾出来好码放蜂箱，将近傍晚两船红砖就已装好了，甲板上只装了一层红砖，其余的全装在船艙里面。

晚饭后我们关好巢门，包装好行李物品，就开始装船，由于甲板面积大每条船只装了三层蜂箱就把所有的蜂箱、物品全部装下了，连捆都不用捆，我们在码头的小饮食店每人买了十多个馒头准备在船上吃。

第二天一早就开船起航，我们坐在蜂箱上，迎着扑面吹来的江风，再次从绝望走向新的希望。货船带着我们迎风破浪在万里长江上一路向东破浪而行，不时可以看到灰黄的江面上有一群群黑色的江猪(两湖一带江豚的俗名)跃出水面，这表明那时的长江，水质虽已遭污染但尚未危及江猪的安危，长江里江猪的数量还不少。记得以前的长江除发洪水的短暂时间江水混濁之外，其他时间的江水都是那种绿如兰的色调，而今的长江水已是一年到头都呈灰黄色。

由于早上五点多就出发了，又是顺流而下，所以到下午四点多钟船就到达了青山码头，卸船之后，打开巢门，不久便有蜜蜂带着采来的瓜菜花粉花蜜飞回蜂箱，见此情况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我们知道我们最危急的时刻终于已经过去。

［註：１］：红锅菜是指没有放油炒出的菜，系先把锅烧红后再把小菜放进去炒，故称之为“红锅菜”。
［註：２］：因放养蛋鸭的人常年赶着三至五百只产蛋的母鸭四处觅食，每到一处地方便在野外撘建一简易棚户和鸭厩供牧鸭人居住和母鸭晚上产蛋用，故被称之为鸭篷。
［註：３］：１９５７年６月中旬湖北汉阳县一中初中毕业班学生意外获知，当年该县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仅为５％时（远低于大城市的升学率）大为不满，自发上街游行示威呼喊口号要求提高升学率、消除城乡差别，并到县教育局和县政府请愿，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中共当局调来工人、农民将学生驱散后，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副校长王建国、县文化館图书管理员杨煥荛、教师钟毓文被认为是主谋被判死刑，另有九名教师和一名高中生被判处两年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三名教师送去“劳教”、三名教师被划为“坏份子”，有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另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干部受党纪、政纪处份，此冤案直到１９８５年才得以平反。小朱的父亲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８５年汉阳一中事件平反后，才被“无罪释放”。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正当我们被野菜吃得难以承受之时，一天小朱出去挖野菜，回来时却提着十来斤鸭蛋和一酒瓶油，一边笑嘻嘻对我说：陈师傅！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今天到江堤上挖野菜，不料正好碰到几位从洪湖到这里放鸭子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落难后，他们一个人拿出两三斤鸭蛋，一起凑了十斤鸭蛋送给我，又找了个空啤酒瓶，每人倒了二三两菜油给我湊了一酒瓶油送给我，这下我们不用天天吃斋、也不用天天吃红锅菜[註：１]了。我和小骆一见皆大欢喜，都说老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照应。

原来小朱在开始养蜂之前，也在他的生产队的鸭蓬里放过几年鸭[註：２]，所以洪湖一带的鸭篷里的人他大都认识，因为放鸭的人一年到头赶着鸭群在外放鸭，都免不了要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此时全靠各鸭篷之间通力合作互助才能度过难关，久而久之“互助”便成了放鸭人之间的传统，这就是那几个洪湖来的鸭篷在大沙湖农场放鸭时，见到小朱在此落难纷纷拔“蛋”、拔“油”相助的原因。

这个小朱现名朱国清，原名朱国庆，曾用名邵国庆，他有一本充满苦难的家史。他家原住汉阳县，他的生父“解放”初期是汉阳县一中的负责人之一[註：３]，因捲入1957年“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案被判重刑，小朱和他母亲朱XX亦受牵连，被当局逐出汉阳，遣送回洪湖老家农村务农，他母亲受此双重打击不久便郁郁而终，他母亲临终之前，把朱国庆托付给当地一远房亲戚邵某人，要朱国庆拜邵某人为义父，并要小朱改名为邵国庆(此前她已将小朱的姓由父姓改为跟母姓)朱母去世后，小朱从此就跟邵某人一家生活，邵某对小朱视同己出，邵某人系贫下中农出身，早年又曾参加过洪湖地区的“苏维埃赤卫队”，尽管后来贺龙等率洪湖地区的红二方面军败逃西竄后，邵某人便脱离了中共。“解放”后邵某人因其贫下中农出身，和曾经参加过“苏维埃赤卫队”的“光荣历史”而当上了队干部，后来官至大队书记。所以邵某人安排义子小朱去鸭篷放鸭，不仅工作比出农业工要轻松、鸭蛋可随意吃，而且还有点额外的油水。

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有人举报邵某人曾参与夏曦主持的对中共自己人的一次集体屠杀，当时的情况是：在一次夏曦等人的处决中共内部的“特务”、“AB团”的行动中，中共当局为了分散罪责和让更多的赤卫队员和民众手上都沾满被害人的鲜血，以使他们死心踏地地跟着中共当局去闹革命，胁迫在场的民众和赤卫队员每人都要拿一支梭标或大刀，在主持处决行动的中共领导人的一声令下，同时刺向或砍向被处决者。有人举报邵某人参与了这次杀害“革命烈士”(这些被害人后来又被中共当局平反，并宣佈为“革命烈士”)的行动，邵某人则辩称：那次处决行动他是被迫参加了，但是在剌杀口令下达时，他只是拿起梭标做做样子剌向被处决者，实际上他并未刺到人。由于事情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许多知情者早已不在人世，或已远走他乡，邵某人是否真正用梭标刺中了“革命烈士”便成了无法确定的悬案，按照中共当局一贯的疑罪从有的做法，邵某人还是因此被撤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

父母的遭遇和义父的经历让小朱逐渐认清了中共当局的丑惡面目，面对丑恶的现实，小朱只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所以才选择了以养蜂为生的道路。

好不容易坚持到五月底六月初，大家都寄以厚望的兰花草子终于开花了，然而兰花草子开花下仅没有使我们摆脱我们面临的困境，反而使我们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困境，兰花草子不流蜜。为了维持蜂群的生存，我的不得不把每人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坐轮渡过江到嘉鱼县城去买糖粒子(一种劣质低价的水果糖)回来熬化成糖水飼喂蜜蜂。当时挽救蜜蜂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把蜂场转运到有蜜源的场地去，可供选择的唯一场地就是到武汉市郊的蔬菜种植场地去采瓜菜花，这个场地虽然取蜜的希望不大，但可以维持蜂群生存和繁殖，也是距大沙湖农场最近的场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几乎已身无分文的蜂场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计划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在大沙湖农场不仅没有一点收入，反而把各蜂场所剩无几的钱都已耗费殆尽，我们进场时所欠的拖拉机运费都没有付，现在又没有钱付给机耕队，还要请机耕队派拖拉机把我们的蜂又拖到大沙湖农场码头。原来进场时欠运费，王所长之所以敢担保是因为蜂场拉进场地都是在农场的范围之内，他们不怕你不付所欠运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是这一次还要欠着运费又帮我们把蜂拉到大沙湖农场码头，这次我们转场后，离开了大沙湖农场的管辖范围，如果我们要赖掉这一进一出的两次运费，那他们一点辙也没有，他们肯定不会干，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使他们甘冒风险，在我们进场的运费还未付的情况之下，又让我们欠着运费帮我的把蜂拉到了船码头，我们也没有钱雇船把蜂运到武汉市郊的瓜菜花场地。

此时我们几家蜂场的养蜂员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大家都认为唯一的希望仍寄托在王所长身上，还得由王友善出面找王所长向机耕队长担保，先派拖拉机幫我们把蜂运到江边码头上再说。王友善说：上次找王所长幫忙，他就答应得很勉强，现在上次的运费还没有付，又要他担保，人家肯定不会答应。我说：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们得想点办法迫使他即使违心，也不得不幫这个忙。他们说：人家不愿意，我们怎么可以迫使他违心地答应再次跟我们担保？我说：我们六家蜂场，现在每家先从蜂箱内或从抽出的蜂脾内抽出五斤蜂蜜，分作两份每份十五斤，由老王和我一起分别送到王所长家里和机耕队长家里。先根本不提请他们幫忙拖蜂的事，只说约定某天晚上请他们二位到蜂场来喝酒，到喝酒时再伺机提出请机耕队再派拖拉机帮我们把蜂拉到农场船码头的事。

第二天我和老王提着那十五斤蜂蜜先到了王所长家送给他，他很高兴，我们不提请他帮担保拖蜂的事，只说请王所长明日晚上到蜂场喝杯酒以感谢他对我们的关照(对他不提请了机耕队长的事)，王所长推托了一番说：听说蜂场的情况不大好，喝酒就免了吧！我们说：蜂场情况虽不好，但请王所长喝杯酒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还是应该的，又没有外人，我们也不弄多少菜(我们还真弄不出多少菜)，仅仅是在一起喝杯酒表达一孒心意而已，王所长收了我们的十五斤蜂蜜，又经不住我们二人的死纒活磨，终于答应了明天晚上来蜂场喝酒。

我们又到了机耕队长家里，送上了十五斤蜂蜜他也笑纳了，我们又请他明天晚上到蜂场喝酒以表示我们对他的感谢，他也很爽块地答应了，对于所欠进场运费的事他也未提起。

这天晚上我和小朱小骆一起到田边上用手电筒照了两三斤青蛙，第二天我们凑了点钱，买了两瓶白酒，称了两斤肉，买了几样小菜，我们到田里捉了两三斤泥鳅、黄鳝。我们又把剩下的几个鸭蛋也拿出来，晚上便勉勉强强凑出了一桌菜。

傍晚王所长下班后先到达蜂场，接着机耕队长也来了。隨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始喝酒，河南人喝酒喜欢划拳，便由王友善、王金章、林瞎子和小朱陪他们划拳喝酒，我看到王所长、机耕以长己被我们这儿位师傅灌得差不多了，说话已有点失控，此时我举起酒杯敬王所长和机耕队长说：这次到大沙湖农场放蜂承䝉王所长、X队长关照，幫我们把蜂拉进场地，但由于天气原因至今未能收获蜂蜜，以致所欠运费至今尚未支付，实在对不起二位，为此我先自罚一杯，说着我端起酒杯一飲而尽，接着我又把手里的酒杯倒满，举杯说道；今天我还要代表各位师傅向X队长提出一个不合情理的请求，这个请求尽管不合情理，但是各蜂场已在大沙湖农场陷入绝境，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也只好再次请X队长帮忙派车幫我们把蜂拉到江边码头上来，两次的运费等我们到下一个场地后，一起给你们寄过来，好在有我们王友善师傅的兄弟王所长可以为我们担保，X队长你尽管放心，说完我端起酒杯与王所长、X队长碰杯，其他儿位师缚也一起站起来向他们二位敬酒，此时我注意到王所长臉上露出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他内心是极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但礙于臉面又不好公开声明不愿幫我们担保，此时我问王所长：你说是不是？王所长被迫只好含混不清地：呃！呃！呃！了几声，早已喝得有点神志不清的X队长一听以为是王所长答应了担保，便站起来说：王所长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就派车幫你们把蜂拉到江边码头上来，于是我们一起举杯向他们二位敬酒感谢他们在危难之中给予我们的幫助。

由于蜂箱早已卡好，第二天天不亮便起床关好巢门，把行李打包，上午八点多钟拖拉机就来到蜂场，装车后我们仍爬在蜂箱顶上坐好，一路颠颠簸簸来到江边码头，不久其他几家蜂场也先后到达码头，我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心头沉重，经向船家打听从大沙湖码头雇一艘大机船(我们六家蜂场一共有三百五十多箱蜂，一艘小机船装不下)到武汉要三百好几十元钱的运费，而眼下我们几家蜂场恐怕连一百元钱都凑不齐，摆在面前的又是一道看起来无法逾越的天堑。

我们现在唯一能变钱的也就只有那三百几十箱半死不活的蜜蜂，如果我们每家卖掉几箱蜂，倒是不难凑齐这三四百元的运费，然而农场职工是不允许私人养蜂，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想卖蜂也没有人要，真是又一次陷入内无粮草外元援军的绝境，大家在一起商量过几次也想不出一个可以摆脱困境的办法。

正在大家都心情沮丧，陷入绝望之中时，有一天中午小骆打开蜂箱发现有好几群蜂已经没有糖了，必须赶紧过江到对岸的嘉鱼县城去买糖粒子回来喂蜂，我和小朱的蜂群内的情况也与小骆的类似，我们三人把身上的钱几乎全掏出来凑了三十块钱要小骆过江去嘉鱼县城买糖粒子回来喂蜂，小骆搭了下午那班轮渡过江，因那时那里的轮渡一天只有上下午各一班，他下午去就只能第二天上午才能赶回来。

那天下午小骆在嘉鱼县城跑了好几家食品店才买到三十块钱的糖粒子，晚上小骆住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同房间住了一位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的一位采购员，两人一交谈才知道这位年轻采购员是到大沙湖农场红砖厂来采购红砖的，这两天就要用货船把红砖从大沙湖农场码头运到青山(武钢的所在地) 。交谈中小骆告诉他蜂场在大沙湖农场码头陷入了绝境，没有钱把蜂运到武汉市郊的蔬菜队去采瓜菜花，如果不能运往瓜菜花场地，过不了一个星期所有的蜂群都将饿死在江边的码头上，不知你们运砖的船能不能顺便把我们的蜂带到青山去？采购员说：可是可以，只是不知道船装了红砖之后，还承不承受得起蜂箱的重量，小骆说：蜂箱只是体积大，现在里面没有蜜糖也没有花粉，群势又不强，重量轻得很，每箱蜂平均不到二十斤重，三百几十箱蜂一共只有不到七千斤，也就是三吨半的样子。采购员说那应该没有什么间题，只是还要征求一下两位船长的意见。小骆从谈话中知道采购员是早三四年才招工到武钢基建处的知青时，就对他说：我们蜂场里也有一位知青，还是一位大学生。采购员说：还有大学生知青？我还没有听说过，那我更要跟这位知青朋友幫忙了。

第二天小骆就带着我们这位名符其实的“大救星”一起回到了大沙湖湖农场船码头，小骆把采购员带到我们的帐篷里，相见之后他说：我也当过几年知青，知道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容易，你们这个忙我幫定了，我们对他再三表示感谢，他说：对我，你们不用客气，只是要想办法怎么把那两位船长和六位船员摆平。我们要留他吃午飯，他说：我在船上有飯吃，就不麻烦你们了。

他走后我们连忙把六家蜂场的人召集到一起报告这一“特大喜讯”，并商讨摆平船长和船员的办法，小朱说：除了给他们扔几个“手榴弹”(养蜂人把装上蜂蜜的酒瓶戏称为“手榴弹”，每当遇到需要“攻关”之时便会扔出几颗)之外，我们现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决定每家蜂场再从蜂箱内，抽出的巢脾内抽出七斤蜂蜜给采购员、两位船长每人十斤蜂蜜，六位船员每人一啤酒瓶蜂蜜(约两斤)。

下午采购员来了，我们把摆平船长船员的办法告诉他，他一见那三个五升的各装了大半壶蜜糖的塑料壼就说：给我的这一壼就不必了，把我这十斤倒到给船长的那两壶里面把那两个塑料壶装满，这样才显得客气一点。船员每人一瓶也够了。我们说：这怎么行，你给我们幫了这么大的忙，也得让我们表示一点心意呀！他说：你们不用跟我客气，我知道你们的处境，就是弄出这四十多斤蜂蜜，都等于在割你们的肉呀！就这么定了吧。

晚上采购员把两条船的两位船长请到帐篷里来，我们先把两壼蜂蜜送给他们，然后和他们商谈运蜂的事，两位船长说：货主(指采购员)都发了话，只要不超重，我们没有话说。我说超重倒是不会超重，每条船也就增加一吨半左右的重量，只是要给你们增加一点麻烦，那就是红砖大部份都要装到甲板下面的货倉里去，蜂箱要通风只能装在甲板上面。船长说：这没问题，只是在装红砖时买几包烟给码头上的装卸工要他们把砖挑到货倉里就行。我说：这好办，烟由我们买，蜂箱蜂具由我们自已装船。船长们走时，我们给他们每人三瓶蜂蜜请他们转送给他们船上各自的船员。一切谈妥之后，我们终于吐了一口轻松的气，多日来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云，终于烟消云散，我们再一次绝处逢生，看到了走出绝境的希望。

次日白天一早，便陸续有拖拉机从砖厂将红砖拖到江边码头，装卸工人直接把红砖挑到船倉码放，我们买了几包烟交给装卸队长.请他转分给装卸工人们抽，船长和采购员请他的把砖都挑到甲板下的船艙里，以便将甲板腾出来好码放蜂箱，将近傍晚两船红砖就已装好了，甲板上只装了一层红砖，其余的全装在船艙里面。

晚饭后我们关好巢门，包装好行李物品，就开始装船，由于甲板面积大每条船只装了三层蜂箱就把所有的蜂箱、物品全部装下了，连捆都不用捆，我们在码头的小饮食店每人买了十多个馒头准备在船上吃。

第二天一早就开船起航，我们坐在蜂箱上，迎着扑面吹来的江风，再次从绝望走向新的希望。货船带着我们迎风破浪在万里长江上一路向东破浪而行，不时可以看到灰黄的江面上有一群群黑色的江猪(两湖一带江豚的俗名)跃出水面，这表明那时的长江，水质虽已遭污染但尚未危及江猪的安危，长江里江猪的数量还不少。记得以前的长江除发洪水的短暂时间江水混濁之外，其他时间的江水都是那种绿如兰的色调，而今的长江水已是一年到头都呈灰黄色。

由于早上五点多就出发了，又是顺流而下，所以到下午四点多钟船就到达了青山码头，卸船之后，打开巢门，不久便有蜜蜂带着采来的瓜菜花粉花蜜飞回蜂箱，见此情况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我们知道我们最危急的时刻终于已经过去。

［註：１］：红锅菜是指没有放油炒出的菜，系先把锅烧红后再把小菜放进去炒，故称之为“红锅菜”。
［註：２］：因放养蛋鸭的人常年赶着三至五百只产蛋的母鸭四处觅食，每到一处地方便在野外撘建一简易棚户和鸭厩供牧鸭人居住和母鸭晚上产蛋用，故被称之为鸭篷。
［註：３］：１９５７年６月中旬湖北汉阳县一中初中毕业班学生意外获知，当年该县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仅为５％时（远低于大城市的升学率）大为不满，自发上街游行示威呼喊口号要求提高升学率、消除城乡差别，并到县教育局和县政府请愿，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中共当局调来工人、农民将学生驱散后，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副校长王建国、县文化館图书管理员杨煥荛、教师钟毓文被认为是主谋被判死刑，另有九名教师和一名高中生被判处两年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三名教师送去“劳教”、三名教师被划为“坏份子”，有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另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干部受党纪、政纪处份，此冤案直到１９８５年才得以平反。小朱的父亲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８５年汉阳一中事件平反后，才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