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继续唱衰中国的改开及揭示潜伏的大凶险。其实，但凡千年以上历史的大国，犹如一株历经不尽沧桑的参天大树，哪是一般风雨就能摧毁的，遑论吾等边缘人的几句微言，是以重要的不是什么唱衰语言，而是唱衰的依据是否扎实，以及世人尤其当权派是否一如既往讳病忌医。

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拙文重申三个要点：

一、文明乃是一场生命运动，汇合了无数智慧生命演绎了一场超级生命运动。既为生命运动，便避免不了盛衰荣辱之命运，不以人的情感好恶而决定。承认此事很重要，有助于人世间消除某些明显的虚骄心。

二、世事纷纷，千姿百态，但是原理简单。作为迄今文明主演的强权国家，其盛衰荣辱，最大的功臣和最大的敌人，皆是自身。欢呼前者容易，直面后者艰难。此为人间通病和只能归于低级文明的表现。

三、之所以直面后者艰难，在于首先反映的是历朝历代权贵的利益与意志。它导致了文化、思想、价值观、性格、情感、权益及财产分配等等，皆走向畸形与变态，标志乃是堪称幸运者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总是在屈辱痛苦中挣扎求生。文明已走向畸形与变态，加上世世代代的加固和发展，遂定型成势，不容单个的人不屈从现实。以致文明越发展，单个的人越微不足道，越需要民主和人权保护自身。认为迄今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用发展的观点来看，皆应修正甚至摒弃，实非妄言。
由此来看中国。

中国步入近代与现代，被迫参与的因素远大于勇于参与的因素。终结帝制后出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皆是天朝上邦被迫降格为国家一员的产物，自开张便预留了相当屈辱感，在很多人身上形成了逆反心理。社会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能在中国成大气候，不可以不谈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此种文明的冲突，看来切实的全球化之前消除不了。

此种逆反心理之所以难于化解，主要在于被专制统治居心叵测的利用，再被无良文人大力煽情。前者需要堂皇的装饰以显示权力授命于天或来自于民，后者需要向强权献媚换来现实利益。于是，如何比较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身，多数情况下拥有话语权者的表现乃是反智行为，反智行为势必导致更大更多的反动行为，遗祸无穷。七十余年的中共红朝，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上，中共第一步棋乃引进马列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前期并非无可以理解的成分，原是对一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的本能反弹，但逐渐陷入了用错误反错误，用罪恶反罪恶的死穴，至今仍自吹自擂，不接受质疑。

常见一种说词，卡尔•马克思学说原是欧洲一股边缘化思潮，煽情成份极大，结合欧洲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演进，基本正确。此说词主要从理性出发，论证的是中共从一开始就路子走错了。此论证当然没错，但忽略了情感因素即逆反心理被利用被煽情后的作用力。这不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马列主义能够在俄国率先取得成功，可以溯源到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争夺话语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此教派争执，何以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后能成大气势？这问题至今没有讲明白。本来，最初组建共产党的几十人，成份复杂，一目了然，机会主义者不在少数，更要命的是自觉不自觉地上了苏共的战车后，便身不由己了。为了卢布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而不惜以国权做质押，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如果说最初三四年存在一个时代局限而造成的认知问题，那么当总书记陈独秀深感大事不妙而欲与苏共保持距离，其它人则如何想如何行呢？接踵而来的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见证的不外乎另类“不成功便成仁”。从此，同盟会精神在中共里面化为了乌有，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大行其道。二十二年后，它成功地夺到了国家权力，但这页煌煌党史反映的首先是新天王大不同于旧天王，鼓吹天堂生活的马列主义和拜上帝教皆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显然，中国文化传统及遍地愚民的旧价值观很适合苏式社会主义生根、开花。另者，大天朝情结及种种“国耻”衍生的屈辱感与逆反心理，被放大后一样起了很大的发酵作用。无妨说，专制条件下中国文化孕育的价值观及国民性格，骨子里是不服外部主流文明的。欢迎社会主义，何尝不含有儒教文明唯我独尊而偏不信邪的自以为是成份。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欢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动人宣传，如果俗称的资本主义为中国发明，中国人一样可能反对社会主义。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今天的小粉红，这条从不信邪到执意与外部世界对着干的情感轴线并无很大变化。下层社会如此，上层社会并不例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须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反映的不只是专制当局的凶残，另有就是要与外部民主国家对着干的大天朝心理。顺便说一句，刘晓波曾说过中国人要融入世界，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无疑，此话很伤民族自尊心，却是对国人价值观及性格的清醒洞见。诚然，刘晓波就认识论来看并非无缺陷，因为若果中国人被殖民三百年，很难说不会更加仇视外部世界。此外，三百年来美欧表现的文明主流，几百年后又将如何？

但今天时代只宜说今天时代的话，是因高速发展的科技，已使未来更加测不准了。不过，三百年来由海权表现的文明主流优于延续了几千年的陆权文明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它提供了一种新变化的可能，开始告别只能在已知僵尸化历史的框框内打转转的旧文明形态。旧文明卫道士并不难找出海权文明的种种罪孽，有两点却不会谈。一是他们代表的无非是旧文明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文明的永恒生命力在于吐故纳新。

红朝成了上述种种的集大成者。

把毛泽东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大笑话。他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更像是传统的大天下主义者，目的当然是由他统治世界。他手下那些由骄兵悍将变身的红一代权贵，本来就基本是文盲半文盲，脑瓜里何曾有过新东西？不能不说，依附于红朝的知识阶层，情况同样好不了多少。什么样的人，出来什么样的文明。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

谁知此不尽闹剧不尽罪孽不但使几亿人血泪成河，而且竟然严重地反噬到了红朝自身，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了，此为改革开放的由来。

红朝改革开放基本上属于迫于无奈和势在必行，它由下列几点所决定。

一、红朝前三十年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这意思是说程度并非一定如此严重，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驾崩了的话，如果庐山会议多上几个彭德怀的话。综观红一代高层群雄，那些英雄叙事实则无非尔尔，便衬托了毛泽东属于罕见的领袖。当然毛泽东自有过人之处。他博览史书，谋略高超，心狠手毒，志存高远。就心狠手毒来讲，中共高层并不止于毛泽东一人，例如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而就博览群书、谋略高超、志存高远乃至强韧性格而言，便无人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既然中共也好，亿万草民也罢，摊上了这样一个神，还说什么好呢？事实上，只要毛泽东在世一天，就一天出来不了“拨乱反正”。反之，毛泽东终于归天，“拨乱反正”的机会便来了。

二、这个机会来了，实质是说物极必反，中共再用神话统治大陆便力不从心了。突出如1959年到1963年农村的饿殍累累惨状，二十年前尚不足以动摇红朝统治根基，除了红朝的刺刀，也源于城乡大多数人仍对“自然灾害”等鬼话信以为真。经过文革的人，至少对鬼话表示怀疑了。忠诚早已疲敝，赤贫生活依旧，此局面不改变，大乱不远将非妄言。对此，中共高层并非无共识。有一点很显然，北韩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红朝则不可以。因为大国的援助可使北韩两千多万人存活下去，事实上相当时期内北韩人比中国人活得安全，可是谁有能耐为大陆的七八亿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个国情决定了大陆非发展经济不可。

三、共识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便成了人心所向和党心所向。作为智力高超的新领袖邓小平，焉能不识此一新形势宜利用不宜对抗的道理。而他要固权固位，也需要借此东风。而要借此东风，一定的让步便不可少。他成功了，博得了改革家美誉，声望一度压倒了毛泽东，至少在知识界和尔后的既得利益阶层是这样。

然而，“改革开放”势成是一回事，这条路上中共到底怎么走又是一回事。

 

我在这里继续唱衰中国的改开及揭示潜伏的大凶险。其实，但凡千年以上历史的大国，犹如一株历经不尽沧桑的参天大树，哪是一般风雨就能摧毁的，遑论吾等边缘人的几句微言，是以重要的不是什么唱衰语言，而是唱衰的依据是否扎实，以及世人尤其当权派是否一如既往讳病忌医。

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拙文重申三个要点：

一、文明乃是一场生命运动，汇合了无数智慧生命演绎了一场超级生命运动。既为生命运动，便避免不了盛衰荣辱之命运，不以人的情感好恶而决定。承认此事很重要，有助于人世间消除某些明显的虚骄心。

二、世事纷纷，千姿百态，但是原理简单。作为迄今文明主演的强权国家，其盛衰荣辱，最大的功臣和最大的敌人，皆是自身。欢呼前者容易，直面后者艰难。此为人间通病和只能归于低级文明的表现。

三、之所以直面后者艰难，在于首先反映的是历朝历代权贵的利益与意志。它导致了文化、思想、价值观、性格、情感、权益及财产分配等等，皆走向畸形与变态，标志乃是堪称幸运者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总是在屈辱痛苦中挣扎求生。文明已走向畸形与变态，加上世世代代的加固和发展，遂定型成势，不容单个的人不屈从现实。以致文明越发展，单个的人越微不足道，越需要民主和人权保护自身。认为迄今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用发展的观点来看，皆应修正甚至摒弃，实非妄言。
由此来看中国。

中国步入近代与现代，被迫参与的因素远大于勇于参与的因素。终结帝制后出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皆是天朝上邦被迫降格为国家一员的产物，自开张便预留了相当屈辱感，在很多人身上形成了逆反心理。社会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能在中国成大气候，不可以不谈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此种文明的冲突，看来切实的全球化之前消除不了。

此种逆反心理之所以难于化解，主要在于被专制统治居心叵测的利用，再被无良文人大力煽情。前者需要堂皇的装饰以显示权力授命于天或来自于民，后者需要向强权献媚换来现实利益。于是，如何比较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身，多数情况下拥有话语权者的表现乃是反智行为，反智行为势必导致更大更多的反动行为，遗祸无穷。七十余年的中共红朝，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上，中共第一步棋乃引进马列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前期并非无可以理解的成分，原是对一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的本能反弹，但逐渐陷入了用错误反错误，用罪恶反罪恶的死穴，至今仍自吹自擂，不接受质疑。

常见一种说词，卡尔•马克思学说原是欧洲一股边缘化思潮，煽情成份极大，结合欧洲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演进，基本正确。此说词主要从理性出发，论证的是中共从一开始就路子走错了。此论证当然没错，但忽略了情感因素即逆反心理被利用被煽情后的作用力。这不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马列主义能够在俄国率先取得成功，可以溯源到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争夺话语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此教派争执，何以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后能成大气势？这问题至今没有讲明白。本来，最初组建共产党的几十人，成份复杂，一目了然，机会主义者不在少数，更要命的是自觉不自觉地上了苏共的战车后，便身不由己了。为了卢布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而不惜以国权做质押，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如果说最初三四年存在一个时代局限而造成的认知问题，那么当总书记陈独秀深感大事不妙而欲与苏共保持距离，其它人则如何想如何行呢？接踵而来的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见证的不外乎另类“不成功便成仁”。从此，同盟会精神在中共里面化为了乌有，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大行其道。二十二年后，它成功地夺到了国家权力，但这页煌煌党史反映的首先是新天王大不同于旧天王，鼓吹天堂生活的马列主义和拜上帝教皆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显然，中国文化传统及遍地愚民的旧价值观很适合苏式社会主义生根、开花。另者，大天朝情结及种种“国耻”衍生的屈辱感与逆反心理，被放大后一样起了很大的发酵作用。无妨说，专制条件下中国文化孕育的价值观及国民性格，骨子里是不服外部主流文明的。欢迎社会主义，何尝不含有儒教文明唯我独尊而偏不信邪的自以为是成份。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欢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动人宣传，如果俗称的资本主义为中国发明，中国人一样可能反对社会主义。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今天的小粉红，这条从不信邪到执意与外部世界对着干的情感轴线并无很大变化。下层社会如此，上层社会并不例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须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反映的不只是专制当局的凶残，另有就是要与外部民主国家对着干的大天朝心理。顺便说一句，刘晓波曾说过中国人要融入世界，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无疑，此话很伤民族自尊心，却是对国人价值观及性格的清醒洞见。诚然，刘晓波就认识论来看并非无缺陷，因为若果中国人被殖民三百年，很难说不会更加仇视外部世界。此外，三百年来美欧表现的文明主流，几百年后又将如何？

但今天时代只宜说今天时代的话，是因高速发展的科技，已使未来更加测不准了。不过，三百年来由海权表现的文明主流优于延续了几千年的陆权文明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它提供了一种新变化的可能，开始告别只能在已知僵尸化历史的框框内打转转的旧文明形态。旧文明卫道士并不难找出海权文明的种种罪孽，有两点却不会谈。一是他们代表的无非是旧文明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文明的永恒生命力在于吐故纳新。

红朝成了上述种种的集大成者。

把毛泽东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大笑话。他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更像是传统的大天下主义者，目的当然是由他统治世界。他手下那些由骄兵悍将变身的红一代权贵，本来就基本是文盲半文盲，脑瓜里何曾有过新东西？不能不说，依附于红朝的知识阶层，情况同样好不了多少。什么样的人，出来什么样的文明。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

谁知此不尽闹剧不尽罪孽不但使几亿人血泪成河，而且竟然严重地反噬到了红朝自身，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了，此为改革开放的由来。

红朝改革开放基本上属于迫于无奈和势在必行，它由下列几点所决定。

一、红朝前三十年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这意思是说程度并非一定如此严重，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驾崩了的话，如果庐山会议多上几个彭德怀的话。综观红一代高层群雄，那些英雄叙事实则无非尔尔，便衬托了毛泽东属于罕见的领袖。当然毛泽东自有过人之处。他博览史书，谋略高超，心狠手毒，志存高远。就心狠手毒来讲，中共高层并不止于毛泽东一人，例如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而就博览群书、谋略高超、志存高远乃至强韧性格而言，便无人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既然中共也好，亿万草民也罢，摊上了这样一个神，还说什么好呢？事实上，只要毛泽东在世一天，就一天出来不了“拨乱反正”。反之，毛泽东终于归天，“拨乱反正”的机会便来了。

二、这个机会来了，实质是说物极必反，中共再用神话统治大陆便力不从心了。突出如1959年到1963年农村的饿殍累累惨状，二十年前尚不足以动摇红朝统治根基，除了红朝的刺刀，也源于城乡大多数人仍对“自然灾害”等鬼话信以为真。经过文革的人，至少对鬼话表示怀疑了。忠诚早已疲敝，赤贫生活依旧，此局面不改变，大乱不远将非妄言。对此，中共高层并非无共识。有一点很显然，北韩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红朝则不可以。因为大国的援助可使北韩两千多万人存活下去，事实上相当时期内北韩人比中国人活得安全，可是谁有能耐为大陆的七八亿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个国情决定了大陆非发展经济不可。

三、共识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便成了人心所向和党心所向。作为智力高超的新领袖邓小平，焉能不识此一新形势宜利用不宜对抗的道理。而他要固权固位，也需要借此东风。而要借此东风，一定的让步便不可少。他成功了，博得了改革家美誉，声望一度压倒了毛泽东，至少在知识界和尔后的既得利益阶层是这样。

然而，“改革开放”势成是一回事，这条路上中共到底怎么走又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