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