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中國著名作家梁曉聲最近撰文，聲言“如果回到文革，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光傳媒》2024-5-8）

此文堪稱石破天驚！且看梁作家都寫了些什麼：
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我們都曾記得，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如果十年之後的中國真的再回到當初那個樣子的話，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
無論我對現實做了何種批判，都不意味著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反而更好。
我寫的是：如果我的學生卷入今天的極左思潮，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將與他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是同事的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愛人的話，我將收回我之所愛。我不能忍受的是，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說出“還不如回到那個時代”這種話。
如果說從前的我對中國是悲觀的話，今天的我對中國是樂觀的。我們一方面看到網絡上這種郁悶和憤懣在增長，而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理性的聲音也得到了成長。以前我們叫“老百姓”，現在我們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這都是進步。這種公民意識迫使各級政府改變從前的思維方式，從不情願的順應到習慣性的適應，這兩個狀態在對沖中不是相互消減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是極度悲觀的，粉碎“四人幫”如果晚兩年的話，我估計也會撐不下去的。
在網絡產生之後，我才漸漸樂觀起來。準確地說，是從2000年以後。我不用上網，看電視就能知道網絡的力量。很多電視新聞節目都會引用網絡上的東西，我雖然對很多網上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識去判斷，現代社會最可怕的觀點是“反正沒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從前很不好，但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今天比以前進步了，但是我覺得今天不好。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該怎麽辦。現在的這種回潮似乎越來越強勢。
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過去難道不比現在更苦嗎？對今天不滿的話，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過去。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當你對現代的社會有情緒的時候，很可能就跟著別人說從前好了。但是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我們不去說，誰去說？那個時代不是理想國，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要做這個事情。我們不能那麽健忘，我們說別人健忘的時候，說別人不以史為鑒的時候，應該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寫關於文革的話題，因為這個話題很沈重，但有些網友打上門來為文革鳴不平，只好再寫幾句權作回覆。四十多年前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當紅色風暴席卷全國時，中國人靈魂深處也在進行著痛苦的“革命”，這場風暴造成的不僅僅是經濟崩潰、文化浩劫、社會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種下了今天禮樂崩潰、道德淪喪的禍根。在假、大、空、虛的宣傳機器包圍中，在強大的專政機器壓力下，人們摒棄了良知，丟掉了羞恥心，選擇了說假話，變成了人云亦云、跟風逐浪，凡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敢於說真話的人都被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那是一個紅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歲月。

梁作家何以如此義憤填膺呢？不妨翻查一下他的簡歷。據《百度百科》介紹：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49年9月22日出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祖籍山東威海市泊於鎮温泉寨。他曾創作出版過大量有影響的小説、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現居北京，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回過頭賞析一下他那篇宏文吧：



開宗明義第一句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詩言志，文也言志。梁作家旗幟鮮明地立論：儘管今天的社會問題多多，卻“還有救”。就是說，雖然弊病叢生，卻並非病入膏肓。

申明這點極其重要。毛共歷來強調進言者的立場。你站在當局的一邊，哪怕詞鋒尖銳，自會賜予免死金牌。尤為要緊的在於對“今上”的態度。只要你沒有刻意冒犯當時高踞中南海金鑾寶座的“那摩溫”（一把手），即使話語稍有出格也會天恩浩蕩全身而退。

窮苦出身的梁作家1968至1975在北大荒苦熬而洞明世事，以工農兵學員資格入讀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即分配北影任編劇。天生異稟兼人情練達，八面玲瓏佳作迭出。其最難得者乃善於體察“奉天承運’者的個性愛好，故雖非近臣卻與天子心腹圈中無異。

試看香港《明報新聞網》的一則報導：

2015年10月15日，（大陸）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作家梁曉聲至今還記得其中一个细節。
“時間有限，我們就不休息了吧。 年長的同志們若覺坐累了，可以離座去休息休息，為老同志們安排了休息室。老同志們離座時，煩請服務員悉心搀攙扶一下。”習近平總書記在開會的間隙說。

習近平對老同志如此關愛，讓梁曉聲很感慨。他說，“一個喜歡中國古典鐵馬金戈之邊塞詩詞的青年，一個偷偷讀過雨果、托爾斯泰、傑克·倫敦和海明威的青年，大抵總會是那樣的。”

寥寥兩語，把一位老爹得罪過“偉大領袖”本人腹中並無多少墨水的北京下放知青，跟古老悠長的中華文明以及浩瀚無垠的西方文明不肆聲張地連結起來，這頂看似廉價的高帽送得巧妙之至。

底下的回憶更是錦上添花：
習總書記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我先是一愣，然后總書記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個人是要求自己壓力越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說的“不一樣”意思主要在後面这這句話。我們這一代人中，有的背負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後還走不出那個陰影，這樣的人有很多。總書記不是這樣的，他强调人應該從各种磨難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變得更堅强。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站在我旁邊的王安憶說：“曉聲也是那樣的人。”總書記就笑了。我也得說句話呀，我就說：“我認為您是有两個故鄉的人，書籍是您的第二故鄉。

還是回到梁作家的宏文，看他如何痛斥文革之萬惡吧：

四十多年前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當紅色風暴席卷全國時，中國人靈魂深處也在進行著痛苦的“革命”，這場風暴造成的不僅僅是經濟崩潰、文化浩劫、社會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種下了今天禮樂崩潰、道德淪喪的禍根。在假、大、空、虛的宣傳機器包圍中，在強大的專政機器壓力下，人們摒棄了良知，丟掉了羞恥心，選擇了說假話，變成了人云亦云、跟風逐浪，凡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敢於說真話的人都被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那是一個紅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歲月。

梁作家義正辭嚴，字字珠璣，相信廣大讀者無不舉雙手贊成。只是想請教一下：假如回到文革，閣下打算移民，具體做法為何？再者欲移民何處，可否一併賜吿？

其實北京當局早就禁談文革，梁作家竟公然闖紅燈，入禁區，無懼國安上門找麻煩，膽色端的非凡。但聯繫到習大大與之親密無間，以名相稱，也就明白箇中因由了。

寫到此，想起香港電視有時播映一些專業人士的格鬥場面或危險動作，總是在螢幕上提醒觀眾切勿模仿。筆者也誠意告誡諸位讀者，千萬不要效法梁作家妄議文革或其他敏感話題（尤其LS），古訓云：禍從口出也！切切！

2024-5-9夜，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九週年紀念日此日完稿

大陸中國著名作家梁曉聲最近撰文，聲言“如果回到文革，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光傳媒》2024-5-8）

此文堪稱石破天驚！且看梁作家都寫了些什麼：
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我們都曾記得，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如果十年之後的中國真的再回到當初那個樣子的話，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
無論我對現實做了何種批判，都不意味著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反而更好。
我寫的是：如果我的學生卷入今天的極左思潮，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將與他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是同事的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愛人的話，我將收回我之所愛。我不能忍受的是，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說出“還不如回到那個時代”這種話。
如果說從前的我對中國是悲觀的話，今天的我對中國是樂觀的。我們一方面看到網絡上這種郁悶和憤懣在增長，而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理性的聲音也得到了成長。以前我們叫“老百姓”，現在我們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這都是進步。這種公民意識迫使各級政府改變從前的思維方式，從不情願的順應到習慣性的適應，這兩個狀態在對沖中不是相互消減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是極度悲觀的，粉碎“四人幫”如果晚兩年的話，我估計也會撐不下去的。
在網絡產生之後，我才漸漸樂觀起來。準確地說，是從2000年以後。我不用上網，看電視就能知道網絡的力量。很多電視新聞節目都會引用網絡上的東西，我雖然對很多網上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識去判斷，現代社會最可怕的觀點是“反正沒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從前很不好，但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今天比以前進步了，但是我覺得今天不好。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該怎麽辦。現在的這種回潮似乎越來越強勢。
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過去難道不比現在更苦嗎？對今天不滿的話，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過去。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當你對現代的社會有情緒的時候，很可能就跟著別人說從前好了。但是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我們不去說，誰去說？那個時代不是理想國，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要做這個事情。我們不能那麽健忘，我們說別人健忘的時候，說別人不以史為鑒的時候，應該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寫關於文革的話題，因為這個話題很沈重，但有些網友打上門來為文革鳴不平，只好再寫幾句權作回覆。四十多年前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當紅色風暴席卷全國時，中國人靈魂深處也在進行著痛苦的“革命”，這場風暴造成的不僅僅是經濟崩潰、文化浩劫、社會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種下了今天禮樂崩潰、道德淪喪的禍根。在假、大、空、虛的宣傳機器包圍中，在強大的專政機器壓力下，人們摒棄了良知，丟掉了羞恥心，選擇了說假話，變成了人云亦云、跟風逐浪，凡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敢於說真話的人都被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那是一個紅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歲月。

梁作家何以如此義憤填膺呢？不妨翻查一下他的簡歷。據《百度百科》介紹：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49年9月22日出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祖籍山東威海市泊於鎮温泉寨。他曾創作出版過大量有影響的小説、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現居北京，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回過頭賞析一下他那篇宏文吧：



開宗明義第一句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詩言志，文也言志。梁作家旗幟鮮明地立論：儘管今天的社會問題多多，卻“還有救”。就是說，雖然弊病叢生，卻並非病入膏肓。

申明這點極其重要。毛共歷來強調進言者的立場。你站在當局的一邊，哪怕詞鋒尖銳，自會賜予免死金牌。尤為要緊的在於對“今上”的態度。只要你沒有刻意冒犯當時高踞中南海金鑾寶座的“那摩溫”（一把手），即使話語稍有出格也會天恩浩蕩全身而退。

窮苦出身的梁作家1968至1975在北大荒苦熬而洞明世事，以工農兵學員資格入讀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即分配北影任編劇。天生異稟兼人情練達，八面玲瓏佳作迭出。其最難得者乃善於體察“奉天承運’者的個性愛好，故雖非近臣卻與天子心腹圈中無異。

試看香港《明報新聞網》的一則報導：

2015年10月15日，（大陸）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作家梁曉聲至今還記得其中一个细節。
“時間有限，我們就不休息了吧。 年長的同志們若覺坐累了，可以離座去休息休息，為老同志們安排了休息室。老同志們離座時，煩請服務員悉心搀攙扶一下。”習近平總書記在開會的間隙說。

習近平對老同志如此關愛，讓梁曉聲很感慨。他說，“一個喜歡中國古典鐵馬金戈之邊塞詩詞的青年，一個偷偷讀過雨果、托爾斯泰、傑克·倫敦和海明威的青年，大抵總會是那樣的。”

寥寥兩語，把一位老爹得罪過“偉大領袖”本人腹中並無多少墨水的北京下放知青，跟古老悠長的中華文明以及浩瀚無垠的西方文明不肆聲張地連結起來，這頂看似廉價的高帽送得巧妙之至。

底下的回憶更是錦上添花：
習總書記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我先是一愣，然后總書記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個人是要求自己壓力越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說的“不一樣”意思主要在後面这這句話。我們這一代人中，有的背負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後還走不出那個陰影，這樣的人有很多。總書記不是這樣的，他强调人應該從各种磨難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變得更堅强。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站在我旁邊的王安憶說：“曉聲也是那樣的人。”總書記就笑了。我也得說句話呀，我就說：“我認為您是有两個故鄉的人，書籍是您的第二故鄉。

還是回到梁作家的宏文，看他如何痛斥文革之萬惡吧：

四十多年前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當紅色風暴席卷全國時，中國人靈魂深處也在進行著痛苦的“革命”，這場風暴造成的不僅僅是經濟崩潰、文化浩劫、社會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種下了今天禮樂崩潰、道德淪喪的禍根。在假、大、空、虛的宣傳機器包圍中，在強大的專政機器壓力下，人們摒棄了良知，丟掉了羞恥心，選擇了說假話，變成了人云亦云、跟風逐浪，凡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敢於說真話的人都被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那是一個紅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歲月。

梁作家義正辭嚴，字字珠璣，相信廣大讀者無不舉雙手贊成。只是想請教一下：假如回到文革，閣下打算移民，具體做法為何？再者欲移民何處，可否一併賜吿？

其實北京當局早就禁談文革，梁作家竟公然闖紅燈，入禁區，無懼國安上門找麻煩，膽色端的非凡。但聯繫到習大大與之親密無間，以名相稱，也就明白箇中因由了。

寫到此，想起香港電視有時播映一些專業人士的格鬥場面或危險動作，總是在螢幕上提醒觀眾切勿模仿。筆者也誠意告誡諸位讀者，千萬不要效法梁作家妄議文革或其他敏感話題（尤其LS），古訓云：禍從口出也！切切！

2024-5-9夜，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九週年紀念日此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