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完成的长篇小说《赤裸人生》刘路的文章《作家老庄》提到了我的一些未曾披露的经历，引起不小反响。不少网站转载，还传到了墙内。以至于多年没联系的国内友人也打来电话问候，这让我很生感慨。
刘路说我心地纯良，其实就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因此说话撰文总是得罪人，我今年七十三岁，垂垂老矣，这个毛病怕是这辈子改不了了。
我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也不足以支撑我用电脑写字，但我神志依然清晰，有些话总还是想说出来。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和刘路相识在北京，他是某法学院的在读研究生，我是被媒体风传一时的“囚犯作家”。一次我在林业部招待所见一位故乡的官员作家，遇到一位李姓大学生，后来才知道他是刘路的同班同学。通过李同学，认识了刘路。
那时我出狱不久，靠出版了在狱中完成的长篇小说《赤裸人生》赢得一些虚名，在京城卖文为生。还和几个同道好友在石景山区衙门口村我租住的房子里组建了“康庄文学创作室”。我们经常在这里举办文学沙龙，有一次，李向东带着刘路也来参加，从此结下了三十年的友谊。
刘路的大学本科学的是中文，他的文字清新飘逸，特别是古诗词颇有功力，而我则是只读完初二课程的老三届。我之所以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写作道路，成了一名“囚犯作家”，完全就是命运的捉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眷顾。
挚爱文学，希望自己将来当一个作家是我在少年时就萌发的玫瑰梦，但生不逢时，在我最应该接受文学训练的时候，文革开始，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后来，我因为哥哥的案子进了监狱，在高墙里度过十几个春秋。高尔基说社会就是他的大学，那么我的大学是哪里呢？我只能说，监狱就是我的大学，苦难就是我的老师。
论文学才华和写作天赋，我自愧无法与很多科班出身的作家比肩，但是论及写作之路的苦难程度，恐怕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 “囚犯作家”了。这就是刘路谈及的我最看重作家这个称谓的缘故。刘路在文章中提到了几件往事，这让我想起他不曾提起的另一件事。
那是在２００３年的夏天，我已经在武汉《知音》杂志做了编辑，一次借到山东出差组稿之便，转道平度去探访老友。那时刘路在平度县城里经营一家律所，看规模判断出他是刚刚创业不久。我们大约已经有３年未曾见面了，老友重逢，自然是诗酒唱和，相见甚欢。令我备受感动是，回程本来是想从平度坐出租车去潍坊赶赴回武汉的火车的，刘路的律所那时还没有车，是他约了自己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去潍坊火车站的。从平度县城到潍坊市距离大约有八十公里，这一送，颇有“百里送老友，长亭更短亭”的意思，让我至今感念不忘。
在刘路心目中，我绝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挚友。我对刘路的感受也是一样。人生一世，值得深交的朋友不多，也弥足珍贵，就如后来认识的桂民海。刘路和桂民海在与我交往中，都展现出了中国男人的侠义和豪爽，这就是我把他们视为好友的理由。
二
我的文学之路从《赤裸人生》开始，走的却是一条纪实文学的道路。当时大陆创作空间虽然比现在宽松，但仍然禁忌很多，我要谋生，走纯文学的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创作室里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作家，十年磨一剑，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个中篇小说，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事，但稿费却只有几十块钱。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卖了电影版权，也只有区区八百块钱人民币。我写了一篇纪实文章《一个死囚的隐私》，在某党报下属的周报刊登出来，稿费是那位作家在《人民文学》发的小说的十倍。
有一位散文作家，曾为这篇文章写了一篇书评。文章说读过此文，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有睡好觉，人性之邪恶竟然能达到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这篇用纪实文体写作的文章竟然有持久的生命力，以至于20多年过去了，还有大陆的文苑将其收录其中，也有读者在自己撰写文章中引此文为例证，以昭示人性的丑陋和疯狂。但我必须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并非客观的新闻报道，而只算是纪实类小说。
二十一世纪初，所谓的纪实文学风靡一时，当年湖北妇联创办的《知音》杂志和广东省妇联下属的《家庭》杂志的稿酬已经飙升到了千字千元，而《人民文学》的稿酬才不过千字八十元。像我们康庄文学创作室的这些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如果去固守什么纯文学的操守，那恐怕就只有饿肚子了。
我的一系列大墙系列小说，诸如《我在劳改报当编辑》、《我在监狱当特情》等文章都在体制内的期刊上刊载，而我撰写的一篇《母亲的勋章》竟然能堂而皇之刊登团中央属下的《青年月刊》上。其实这一系列所谓的纪实文章，都完全和我现在谋划撰写的罪恶系列小说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的母亲是东北一个县城里最大的地主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获得过什么共和国的勋章，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大的纪实框架下虚构一些情节，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所要求的，这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当然，真实的客观发生的细节，如恶警向我的母亲收取处决我哥哥的那颗子弹费，仍然是真实的，也是这篇文章中最震撼人心的。
其实，读过我的许多纪实作品的读者，对我误解的大有人在。在海外民运圈里，有一位老先生读过《我在监狱当特情》后，就认定了我就是向共产党出卖江洋大盗谭贵的可耻的中共线人，为此我背负中共线人的恶名大约有20多年，我对此当然只有苦笑，懒得去辩白。
三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文史不分家，一些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历代史家誉为信史的《左传》，汇集了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实战战例，从组织部署到攻杀战守，从执行计划到应对突发事件，从前线到后勤，从内政到外交，从站前动员到战后总结，从己方视角到对方视角，总能写得具体而微、活灵活现，丰富和精彩的程度绝不亚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那么，《左传》是不是就是完全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左传》的文字里有没有小说的技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赵盾弑君是春秋时期著名的事件。《春秋》言简意赅，直接说赵盾弑君。《左传》则给出了一整套的前因后果，点名弑君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而且还讲了《春秋》那样讲是因为怎样的理由。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晋国国君夷吾被大臣赵盾的逆耳忠言搞烦了，派出刺客去行刺。一天清晨，刺客潜入赵盾的住处，看见卧室的门已经开了，赵盾穿戴整齐朝服准备上朝，但是因为时间还太早，他就和衣而坐，闭目养神。刺客看到此情此景，立刻退了出来，感慨道：这个人在家里都不失恭敬的态度，真是国之贤臣啊。我杀了他是对国家不忠，不杀他是对国君失信，无论不忠或者失信，都还不如死了好。于是，刺客撞在一棵槐树上死掉了。
这里的破绽是很明显的，刺客从潜伏到自杀，他如果真的说了那番话，谁有可能听到呢？谁都不可能听到的话，究竟是怎么被记载到史册上去的呢？
揣摩情景，代角色拟言，这是小说家的手法，源头却在古代的史家身上。我们读古代史，如果太执着地从言语当中一句句揣摩历史人物的动机、心态，就很容易求之过深，中了小说笔法的圈套。历史与小说，本来就是同源而异流的。
我们不能说《左传》的作者存心欺骗，因为人类天然就是用故事模版认识世界的。我们在天性上不能容忍残缺，而残缺又是客观必然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其实所有人都很精通，那就是脑补。
所以，现代史学“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标准，可以说是一种反人性的标准。现代史家需要接受很严苛的理性训练，为了保障严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故事不好看了，但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归根结蒂，以今天的标准看，《左传》只能算一部半信史。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依然不失信史的价值，因为无论它对史实的把握真切与否，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细节与观念，都是详实而可靠的。
史学是这样，与史学同源的文学就更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对一部虚构的电影或者小说的最高评价是：太真实了。这是因为优秀的电影或者小说虽然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反映的社会风貌和历史逻辑却是真实的，他们就会赢得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实性的共鸣。
我在监狱里以自己和哥哥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赤裸人生》出版之后，获得的最多评价就是太真实、太震撼了。
自由亚洲电台在选播这部小说时，有听众留言表示：《赤裸人生》是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史诗般的厚重，力透纸背的真实感，足以让她赢得文学史上的崇高荣誉。
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说过：世上最好的文字，我独爱用血写成的。
可能是受了尼采的启发，有读者这样评价我的书：锦绣文章血写成。
有必要交代的是，《赤裸人生》是我的第一部纪实性质的长篇小说，或者可以说，它是我用小说的技法写成的那个荒诞年代的真实历史。是我向《左传》、《史记》致敬的作品。刘路写我的那篇散文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披露了我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
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
2024年5月20日于法国兰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