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韩江出版长篇小说《素食者》。这部被评论家称之为“超现实主义颠覆性小说”，书写的是受难的女性。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场噩梦之后，决意拒绝肉食，甚至把自己当成一株植物。书中描写她面临家庭和社会四面八方的各种暴力，融汇了关于暴力、美、欲望、罪和救赎的种种疑问。读者感觉，全篇行文如诗，捕捉瞬间掠过的情感，勾勒出这位女性无奈又痛苦的命运，有如一则黑暗预言。这是她第一部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书名The Vegetarian），让韩江获得国际知名度，并于2016年荣获重要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亚洲作家。显然，《素食者》是韩江非常重要的作品。
不过，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成员也是瑞典著名作家帕姆（Anna-Karin Palm）女士建议，初识韩江的读者可以先看韩江所写的《少年来了》。她评析，这部长篇小说展现“生者与亡者总是彼此交缠，历史创伤如何世代承袭”。韩江“强烈、抒情”的文笔抚慰了历史暴力，“书写非常温柔但精准，对于喧嚣的威权暴力带来反作用力”。
我非常认同她的建议和评析。作为一个华人，我看了《少年来了》后的确感触很深。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对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重大影响。这说明评委会始终坚守自己的基本准则，虽然让很多人大感意外。
韩江这部代表作于2014年问世，2016年英文版出版，书名为“Human Acts”。该作中心人物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东浩，以他的死亡贯穿全篇，带着读者回到了1980年韩国光州民主运动现场。当年5月18日那一天，独裁政府发动了大屠杀，东浩在守护市政厅的最后时刻被戒严部队击毙。全书分为六章和一个尾声，每一章以不同人物观点、以不同人称视角讲述故事，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少年东浩、东浩的好友正戴，以及和东浩萍水相逢的那些人，在事件当时和之后内心的所思所想。韩江也以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揭示了这个“光州事件”对幸存者后续的影响。她如实写出了社会的苦痛，追求民主自由要经历的苦痛。这是一部既悲痛又恐怖的长篇小说，散发悲伤心碎和悔恨之情——直面历史创伤！
书中这样描写死亡：
我们的躯体以十字形层层交叠。有个大叔的躯体垂直叠在我的肚子上，大叔的肚子上又叠着一名陌生大哥的躯体。那个大哥的头发落在我的脸上，他的膝盖后方又刚好压在我没穿鞋的脚上。我之所以能够看见这一切，是因为我和我的躯体紧紧黏在一起不停飘荡的缘故。他们快步走了过来，身穿迷彩军衣，头戴钢盔，手臂上别着红十字臂章。他们以两人为一组，开始将我们的躯体往军用卡车丢，像是在搬运谷物袋一样，机械性地抛掷。我为了不要和躯体失散，死命黏着我的脸颊、后脑杓，搭上了军用卡车。诡异的是，这世界里只有我一人，看不见其他灵魂。尽管有好多灵魂就近在咫尺，我们也无法看见、感受到彼此。可见黄泉再见这句话根本不成立。第一座堆成人塔的那些躯体最先开始腐烂，上头爬满了白色幼蛆。我默默看着我的脸一块一块腐蚀，五官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轮廓也不再清晰可见，任何人再也辨别不出那个人是我……
书中发出这样痛苦的拷问：
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糊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电灯泡一颗一颗坏掉一样。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杀，我心知肚明。现在换我想要问先生您一个问题。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是吗？
书中这些淋漓尽致的描写和拷问，让人不寒而栗，并感受到得来不易的生的自由的珍贵。
韩江之所以深入探讨暴力的可怕，生命的脆弱，起因就是这个“5.18惨案”。她于1970年在光州出生，十三岁时看到父亲给她的一本相册，目睹了那场惨剧。她后来在采访中回忆说，那本相册成为她“对人类进行根本性质疑的秘密的契机”。写作《少年来了》时，她在心理上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写作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哭，有时写三行文字就要哭一个小时”。她坦承，作为光州人，在光州惨案前几个月离开光州，从此一家人都被“幸存者内疚”折磨着。韩江的文学生涯就像是在赎罪。她在意大利“马拉帕蒂文学奖”得奖感言中说：
这本书不是为我个人而写，我想将这本书献给我的感觉、存在，以及在光州民众抗争中不幸身亡者、幸存者，还有罹难者家属。……最终，不是我帮了他们，而是他们帮了我。我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写了一本书而已。”
当然，单单“赎罪”不会成就她。她在赎罪中升华了。而且，她是幸运的，假如没有那场历史惨剧之后出现的社会巨变，她“只是写了一本书而已”很可能都没有可能。
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据研究估计有600至2300名，真是相当惨烈。但是，以此为契机，民心大变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韩国逐步民主化。1997年，5月18日被确定为光州事件的全国纪念日，并建立了一个国家受害者公墓。调查证实了军队犯下各种暴行。2011年，光州起义的文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每年5月18日这一天，韩国总统都要来光州发表讲演，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
正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下，韩国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有了思想、言论、创作自由，各种讨论禁区消失，文学艺术开始井喷，文化成就辉煌。
在自由的环境中，韩国的知识分子，韩国的作家艺术家，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为沉重的历史痛彻心扉。他们为逝去的故人、受伤的同胞、多灾多难的民族呐喊。他们直面历史创伤。韩国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避讳历史上的敏感事件，还会大书特书。关于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的作品，除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外，电影电视剧等其他作品据统计就有上百部。
这种“敢言”，正是韩国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而这种“敢言”，又得到全社会的认同。10月10日韩江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韩国民众纷纷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致敬之意，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把韩江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人给她扣上“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韩国总统尹锡悦更在第一时间便发表声明说“这是韩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也是举国欢庆的时刻”。他在声明中特别赞扬韩江女士有能力捕捉韩国近代史上的痛苦片段。
前文说了，作为一个华人，我看了《少年来了》后无限感慨。我自然想到中国的“六四”事件。
“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跟韩国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规模更大，它的悲情更为壮烈。但是，如果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非常不幸，中共当局走的显然是另外一条路子。“六四”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政治演变，竟然在中国出现了习近平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独裁专制政权。他上台才几个月，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简称9号文件），列出所谓当前中国“七条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要求坚决禁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七不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这十几年来，习记政权对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党员的起码的思想言论自由封杀越来越严，甚至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所谓“敏感词”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中国人已经落到不能正常使用自己祖先创造的方块字。所有有关“文革”“六四”“反右”……这些涉及中共历史错误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写，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国，在思想和表达都被压抑的环境中，人文凋敝，难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诞生。如果哪个作家今天还企图在作品中“直面历史创伤”，下场将不堪设想。
韩江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之际，我自然也想到中国的莫言。莫言的文学风格和韩江非常不同，但在暴露黑暗上，在给人的沉重感、伤痛感方面，有些类似。莫言就说了：“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莫言以他众多的优秀作品践行他的宣言。
莫言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那是十二年前。他开始成名，更是在中共执政比较宽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今天，他敢写出《生死疲劳》、《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蛙》这些曾经让他获奖无数的作品吗？他能吗？即使写出了，哪间刊物媒体胆敢发表？！哪间出版社胆敢出版？！
莫言现在是真莫言了。有人更点出：莫言之后无莫言。的确，如果文学艺术不能直面历史创伤，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不能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那是非常苍白的，也是非常可悲的。
“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让我们呼喊。
（10月13日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