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已有十年，我与同道们相聚一堂不下二三十次了。实话实讲，那些相聚基本上是供互相认识的一般性饭局，称得上质量的聚会很罕见。一年多来，有幸与一真溅雪先生相聚并促膝长谈，感慨颇多，也受益匪浅。先生长我一轮，很多文革前见闻的细节为我未曾经历，深具凝重感。特别是他年前一句悲怆感叹，至今仍萦绕我的脑际。那句话是：“民运已近乎后继无人了。”
先生的依据是：聚会者中间越来越难见二三十岁的年轻面孔，五十岁上下者已属圈内年轻人，多数人已六十岁开外。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当然属于正义与崇高事业，但若无大量新鲜血液注入，后继乏人便意味着民运前景堪忧。这样的局面，无疑为专制统治求之不得，也一定会为不久后一定到来的大变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先生的依据令我深以为然，也深感惭愧。因为先生讲的情况非常现实，而我竟长期忽视此现实。毕竟，我也算向往自由、追求民主事业的一份子。
有必要对此现实说道说道了。
鄙人不才，有个近乎顽固的信念，今天的世界，仍是太过悲观与太过乐观，皆依据不足。此信念非我原创，为罗素先生所言。我向来不愿多引用前人和名人的论点论据，自信原创更真情朴实，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能经受检验的前人和名人的论点论据并不多。墙内党文化下的八股文是充斥着前人和贵人的论点论据的，不外乎拉大旗作虎皮，可悲复可笑。不过，我们看世事看未来又只能站在前人肩上才看得比较正确，因而对能经受时间检验的前人的真知灼见也一定要重视。啰嗦了这么多，是为了说明一点：大陆病态现实下的民主事业和文明转型，一样属于太过悲观与太过乐观，皆依据不足。当然经过努力，并非不存改进空间。也惟其如此，所取得的成果更具价值。
具体地说，我在八年前曾说过，今天的世界不值得夸赞，看来已得到应验。世界如此，墙内尤其不堪。国运如何，那是权贵们的事儿，我们太过关心所谓国运，是否自作多情？但关心这个古文明的命运，尤其这块土地上众生的命运，当然包括我们自身及子孙的命运，却是我们的良知责任。这块土地现今最大的悲哀，乃是人种的退化，已然政治反动和经济恶化的强力加速器。人种不是可能退化，而是事实上的大面积退化已持续了五十余年，且有进一步扩展的凶险。此种大面积退化大体上讲始于文革期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体现的是受过冲击的官僚系统只一个为了报仇，就对一应不满现实者无分阶层的残酷大清算。从此，如同反右运动把知识界打断了脊梁，民间各行业也被打断了脊梁。民间为求自保而不得已的精神沉寂、气质虚无、道德滑坡，再也不曾从根本上扭转。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就道德层面讲确曾出现复苏的曙光。六•四之后，无分阶层，人文素质的退化已是再也不可收。今天极可怕的人权局面，不是习当局的创造，习当局加速了它而已。正如经济走进了死胡同，根在六•四后“邓三科”开启的竭泽而鱼式经济改开，习当局加速了它而已。然而，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竟然皆陶醉在林立的高楼上面，不肯过问可曾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靠大兴土木和奴工劳动能够持续发展而不会给民生带来灾难。既然人人近乎鼠目寸光，配上精神沉寂、气质虚无、道德滑坡，那么不叫人种退化叫什么？人种已然退化，民主运动、公民运动举步维艰，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人种退化导致的文明衰败再走向复苏必然呈现为相当长时期，但这个时期内的只一个经济问题导致的物极必反也是必然的。愚意以为，今天的民主运动、公民运动，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已经开始的物极必反方面，让务虚转化为务实。说白了，大变已不可避免，大变降临时民运怎么办？
无疑，这是一篇空前的大文章，非拙文能胜任。拙文只想就民运现状说点个人看法。
值此短则一两年内，长则难过十年的“平静”窗口期，海外民运因有条件当然仍应继续宣传鼓动工作，但也要提升质量。当然更重要是需要整合资源，以适应大变到来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时代要求。有些事儿是可以做的或可以避免的。例如，有位女作家写了一本书，其中煞有介事地说什么邓小平曾考虑在中国实行民主，依据是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依据有意义么？能当真么？古今中外，哪一位独裁者加屠夫不曾说过一心为国为民的漂亮话？又如，有个论坛上居然有人用较大篇幅论证，六•四前军队并无意动粗，因为初期戒严部队并未配发弹药，等等。此人自以为公正、客观，实在令人无语。因为命令野战部队戒严，本身就说明了决策者作了格杀勿论的准备。把当权者的具体谋略辩护成本意，要干什么？当然，这号例子不代表民运主流。
近十年来民运主流乃海外的“和理非”思潮，依据离不开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大陆的刘晓波的行为，另加冷战结束后美西方流行的用理性看待社会动荡的大气氛。
然而就笔者所知，海外民运曾是墙内不满现实者的希望所在，但“和理非”声音越高，墙内不满现实者的反应越冷淡。现时的民主运动，已主要是墙内不满现实者的实践与追求，当然多半属于地下活动。“和理非”成了海外民运人的孤芳自赏，意义何在？“和理非”对墙内民运士气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直接动摇、腐蚀了大批中青年人参与民运的信念。对此，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实在应该反思和检讨？因为墙内人苛求海外民运未做出成绩不免常欠公正，但海外民运乐唱阳春白雪而不屑下里巴人一样不对。
实际，“和理非”作为一种思潮或行为指南，并无什么高深之处。犹如社区生活，当绝大多数人都依良知准则行事，“和理非”便自然而然，无需外人说教。反之，社区内出来了恶霸，勾结无良官府再豢养打手横行时，同它们谈“和理非”有用么？此时此刻，要不要对它们采取反制行动？所以，重要的不是“和理非”在道义上是否高大上，而是对方是否可以理喻或可以理喻到什么程度。关于只有“和理非”才能避免无谓牺牲与阻止以暴易暴的善意，一样显得苍白无力。反制时要避免无谓牺牲，属于方式方法问题，是个无师自通的常识。运动走向以暴易暴，属于领导者追求什么的问题。真实的历史告诉了我们，昔日的英国统治者对殖民地是有亏欠的，但它们可以理喻到相当程度也是事实。海外民运常拿甘地和曼德拉说事，却不谈对象是谁这个前提。诚然，海外民运的现状自有历史原因乃至苦衷，例如很多人去国已久，已谈不上对大陆的丑陋官情、可悲社情有切肤感受。他们心目中大陆的官情、社情，不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已不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已不适应已定型成势的群体嗜血性格的党官、自甘堕落的知识界和精英阶层，已习惯了互害互残生活的民众。即便为我们钦敬的刘晓波先生，他那“我没有敌人”的宣言，似乎也更多是神学理念而不是哲学逻辑。在他生前，我想他也不会宣称惟他正确。从哲学讲，文明自来就有敌人，专制就是民主的凶恶敌人，当然最大的敌人是自身。从现实看，共产党统治才不会因为你讲“和理非”就不把你当敌人，你是它的敌人，那么它不是你的敌人是什么？刘晓波的遭遇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冷战结束后美西方流行推崇理性的观念，很多情况下轻点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重点说是别有用心。因为中国“乱了”于它们不利。国家强权、大资本、技术权能这个三头蛇统治下的世界事物和人的命运，它到底关心了多少？如果它关心很多，会有今天的纷纷乱象吗？例如乌克兰的痛苦。不妨说，半死不活的中国现状，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最合川普团队和世界大资本以及技术精英的利益。
所以，既然中国的民主事业及文明转型，主要是中国人的事儿，那么，我们在看世界的同时，主要目光也应放在对症下药上面。
此事需要多说几句。文明人行事不能不讲理性，但不谈情感，人便不复为人。清末龚自珍作了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劝“天公”实为劝最高统治者当然不可取，那叫与虎谋皮，但他重视了人的感受以及风雷涤洗污浊空气的作用却也可贵。海外民运某些拥有了话语权的人，身上是否存有早期同盟会员的热血？这些年来，某些人要么自诩是什么家，什么教授，要么很惬意地享受着别人的恭维，但在扶持新人、关心墙内受难的异议人士及家属等方面做得怎么样呢？民运难道不应该有新生力量注入吗？诚然，《民主中国》做得不错。另有《光传媒》也办得不赖。说来说去，民运不应是名利场。值此大变将临时期，真诚希望海外民运能继承早期同盟会精神，多效法黄兴、宋教仁的言行。强调一句，清末海外同盟会的言行，乃中华民国得以产生的原动力。时代不同了，那页历史不可复制，但追求、气质却能复制，还可跨越千年。
大变不可避免，是所有专制条件下大规模变法或改开走向物极必反的通病。今日中国，突出表现为经济进入了死胡同和官场以及社会生活的重度糜烂，即便既得利益阶层的很多人，也深感需要换一种活法了。而大变的主要导火索，不外乎民生再苦撑两年左右后民间忍无可忍的抗争行为的此起彼伏，当局为严厉管制社会生活需要进入战时状态不得已发动台海战争，高层权力斗争中某一方为争取民意而引发了不确定变数。具体的导火索将会很多，例如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性事件。当局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而血腥镇压将是大概率，它只有镇压资源枯竭时才会认输，例如实际收入减少又疲于奔命的军警出工不出力或索性抗命。孟加拉便是此情况。但中国将不同于孟加拉，只要口子一开，当局无力再将口子缝合，由一省而数省的民众运动、公民运动、社区村镇的自卫自治组织，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为中国千百年来尤其百年来的传统承袭，从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南北分治，到文革兴起后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纷纷响应，再到疫情防控时期的省市之间，县乡之间的强调本位行为，无不见证了中国社会性喜追风，特别中国文化孕育了改朝换代之际年青人的渴盼能证明自己的心理。此事相当重要，无可指摘。这是南亚伊斯兰教文化未能孕育的国情社情。
若果如此，这将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变迁大潮流，也是民主运动的用武之地，如果民主运动能够因势利导。具体地说，此时民运人需要切实投身进去，少讲“和理非”这号本是常识的大道理，多做实际的支持工作，例如淡泊名利，从我们做起。肯定某些勇武行为。支持新人出任新形势下的公职。倾力打造民主原则下的纠错机制，左过头了便纠左，右过头了便纠右，无关什么理论，因为这要比那些理论管用多了。只有当专制统治崩塌大势已定，民主运动才宜谈论“和理非”的重要性。或者说，不借助一两场狂飙运动，改变不了可悲的国情、社情。狂飙运动，意味着需要让久受重压的愤怒情绪宣泄大半后，新的建设才可望有序进行。此非什么怨怨相报，怨怨相报不叫民主运动，而是新生活降临不可能一帆风顺，必要经历相当的曲折乃至阵痛。
一句话，当大变降临，无分墙内墙外，民运人务必放下教师爷和老资格架子，竭诚支持年青人，不使他们丧气，民主事业才可望成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