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党专政下的权力更迭

 

自古以来，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灾害，相比而言，毛泽东通过一党专政造成的政治灾害，不管是危害强度，还是损失程度，还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不仅无出其右，还简直无以复加；不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更让历代皇帝望尘莫及；不仅造成的危害比历代皇帝严重，连造成的损失也比历代皇帝惨重，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历代皇帝更深更广更远更大！

更不幸的是，毛泽东通过一党专政造成的政治灾害所衍生的次生灾害层出不穷，不仅致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也致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腾飞机会，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一代又一代百姓饱尝一波接一波的苦难，饱受一回接一回的屈辱，饱经一轮接一轮的摧残。竟然直到现在，一党专政都让中国无法挣脱毛泽东的束缚，都让中国无法砸开毛泽东一手打造的锁链，都让中国无法清除毛泽东思想的流毒。

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整治秦始皇后，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帮助下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的名义，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随后又逮捕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人，并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机关。10月7日，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过后，华国锋又派遣中央工作组深入四人帮的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书记马天水发动民兵叛乱的阴谋。1976年10月14日，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为此，举国沸腾，各地欢庆不已。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以毛生前留下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随后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不仅获得各方赞扬和拥护，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把他称作是中国的“英明领袖”，使他的决定具有不可违背的力量。

由于拥戴毛泽东是华国锋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因此，在对待毛泽东遗体问题上，华国锋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遗体供后人瞻仰。而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而对待四人帮，华国锋将其定为“极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评价文革的言论。

在“英明领袖”时期，华国锋和他的副手掀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并享有同毛泽东一样的拥戴。歌颂华国锋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此代称与“伟大领袖”（毛泽东）不能混用。

打倒四人帮后，面对毛泽东留下的国穷民怨的烂摊子，叶剑英提议让资历深厚而有治国理政经验的邓小平复出，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的提议，答应逐步安排。

当时，全国不仅集中批“四人帮”，还连带批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是在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不几天被第三次打倒的，如果这弯子转得过快，恐怕让民众难以适应。于是，华国锋费尽心机，打算逐步恢复邓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

对此，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后来，华国锋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还说：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这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

由于是叶剑英等人提议邓小平再复出工作的，加上华国锋对此作了安排，因此，中共高层以此为基准，逐步为邓小平打开了政治局的大门，也打开了邓小平通往最高权力中心的大门。

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中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于是，邓小平再一次站在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位置上，并于1977年7月底公开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现身。不久，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使中国的高等院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尽管邓小平复出后位高权重，但由于华国锋掌控军政大权，以致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仍然以阶级斗争“纲”。而邓小平极力反对的“两个凡是”，虽受到很大的挑战，但仍是国家的主流思潮。因为邓小平威望和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所以，虽然邓小平的理论已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是在中国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

当时，华国锋一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而这是中共高层上前所未有的集权，他的执政理念主要是沿着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前行，不但坚持“两个凡是”，还提出了“抓纲治国”和“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主张，积极发展工农生产，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况。在政治上，华国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坚守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生前的指示为纲领，不仅肯定文化大革命，也阻碍党内对彭德怀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还把批斗四人帮与评价文化大革命隔离。

在外交上，华国锋积极发展与红色高棉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与北朝鲜的关系，继续敌视苏联，延续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外交路线，使中越开始交恶。在经济上，华国锋延续了“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的文革路线，继续以大寨作为农业发展的模范，扩大投资，急躁冒进，以致被邓小平批评为“重复1958年的冒进错误”。

尽管华国锋集权力于一身，让邓小平难施拳脚，但到了1978年邓小平不仅已在高层站稳，还手握实权，因为邓小平属于中共的元老级别的，既有政治基础、军事基础和革命基础，也有群众基础。而华国锋从一个省级干部到中央当老大，给其他的中央领导思想上造成巨大的思想反差，以致私底下都排斥他，而都拥护邓小平。

于是，邓小平在1978年初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由于此举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不过，邓小平及其他的拥护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不仅平息了党内分歧，还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通过了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重申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让胡耀邦改革者形象得到广泛传播。为了帮邓小平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胡耀邦特意借助《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意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打好了舆论基础。不久，邓小平那种富有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得到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人的支持，而致使华国锋、汪东兴等成为少数。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还使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从此，中共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被迫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由胡耀邦担任。由于党政分开，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替；此后在10月的九次政治会议上提出请辞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实在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当时，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并代表书记处赞赏华国锋的请辞。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会后发布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总之，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正式向中共党代会提出辞职并经批准同意，离开了权力中心，仅任具象征性意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胡耀邦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可邓小平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落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离开中共领导阶层，而邓小平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从此邓小平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