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7年4月3日
将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真正实现任何机构、个人都不能凌驾在宪法之上，是最终实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必备的条件。
近日，央视报道了广州一名无牌小贩因为摊档被全部没收而当街痛哭，引来了媒体对城管执法方式的再次质疑，不过这次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城管没收无牌小贩的工具和商品，与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是否冲突？在这场讨论的引子里，一名无牌小贩，连续两天被城管没收推车、炉锅、水果和玉米。物权法专家称，城管只能罚款不能没收，没收物品若损毁还可索赔；广州城管则称，执法有理有据，暂扣物品受罚后可以领回，与物权法不冲突。
物权法的颁行，无异于一场自觉自为的普法运动，这场普法运动所激发出的能量，还在持续的释放之中。从拆迁钉子户到车位维权再到无牌小贩，公众急于将庙堂之高的政治承诺，兑换成日常生活的细节改善。说物权法被寄予厚望，这既是现实，亦是理想。而物权法能够解除这么多的民生困境吗？
在那位无牌小贩的故事里，实际上只存在行为违法的问题，他所购置的那些工具和商品，作为私人财产并不违法，如果直接没收小贩的摊档物品，以物权法而论，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城管部门说，我只是暂扣，交了罚款之后，还是可以领回你的东西。这样又成了可以解释周全的政策链条。然而，民众经久不息的关注背后，难道只是为了听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这如果不是有意误会，也一定误读了当下的民意焦虑。
物权法当然不堪其重，从重庆最牛钉子户的舆论风潮，到街头小贩的悲情哭声，物权法出台还未满月，其所捆绑的民生困扰就已相当沉重。不过这种民生厚望的出现，却反衬出当前根本制度建设的欠缺。征地拆迁、城管执法，从公民权利来说是一个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从公共权力的行使来说，就是一个政府权力受不受限制的宪政问题。一部物权法，第一次为私有财产的保护划定了界限，却因为缺乏真正的制衡机制，难以为今日中国的公共权力系上法律制度的缰绳。这好比一个弱者，终于有一天能够在名义上不再受欺侮，可这所谓的不受欺侮，不是因为滥施暴力的强者被真正制服，而是源于一份强者自愿交出的书面承诺。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弱者所得到的短暂安全，也不可期望过高。
转型社会的前路，当以矢志不渝的改革探求，以“摸着石头过河”求得有效改良，当然足可称道。物权法出台，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物权的排他性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借着“磨坊的故事”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的西谚典故，公众多年来诉诸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律上的最终树立。此次物权法出台，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进步。然而，从人类法治历史来看，真正实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不是划定物权就能自动达到的，就当前中国的现状来看，能不能以制度驯服公权，将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真正实现任何机构、个人都不能凌驾在宪法之上，是最终实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必备的条件。
围绕物权法所生的种种民间舆论，如果仅以保护私产来解读，将会失之偏颇。无论是重庆钉子户事件，还是广州无牌小贩问题，都内在地隐含了公众。对于政府权力失控的普遍焦虑。当前政府强调依法行政，建设现代法治政府，而依法行政却不只是当前语境下的行政程序问题，它首先是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一家政府，到底有多大的权力，权力有没有受到制约，这都是在制度表述上丝毫不能马虎的事情，当前中国所缺的，即是这种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制衡。
物权法的不堪其重，法律分析是相当简明的事情。公权的划定为其一，物权的划定为其二，指望以一部物权法彻底疗治公权泛滥而生的社会问题，既非立法初衷，也非物权法所能。如论者所言，在当下中国，物权仅仅是一个被容许的事实，而不是对公权的戒条。无论是钉子户健硕的拳头，还是无牌小贩悲伤的眼泪，都还需要我们更坚定的政治努力去推进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