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態更趨物質化、道德腐敗、金錢氾濫之際，周遠志沒有跟隨文人墮落一同滑坡。他以獨立思考創作了這部長篇小說，為時代留下一部理想社會與失敗制度交織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人的內心與社會交織所產生的衝突與矛盾，也因此證實：文學不僅要緊扣時代，也要與作家自己的人生感悟相一致。
確切地說，《渾濁的婉兒河》就是今天中國善惡不分的縮影：人人提心吊膽地過日子，家家彼此防備，構成一種政治恐懼彌漫的社會。這是一部殘酷與麻木混合、相互扭曲的長篇小說。作者的創作意圖十分明確——國人的善惡與制度密不可分，並描寫個體性格生成的前因與後果。書中描寫了一位名叫上官婉兒的風塵女子，如何走進“紅樓”，又如何走出紅塵，最終成為雇兇殺人犯的過程。小說揭露了當代中國社會從基層到高層的腐化與殘忍，以及中國人的麻木與冷酷，同時也描寫了上官婉兒在痛苦中的覺醒，使這部絕望的長篇小說顯露出一線希望。
書中以莫少晟律師在猶豫不決中收取一萬元賄賂作為開端，使故事成為善惡勢力搖擺的座標。而這個人物恰恰是中國社會的潤滑劑，因為善的社會和惡的制度都無法獨立存在。因此，正是村幹部寧顯貴的兇惡逼出了上官婉兒的復仇。
而在政治權力控制之下，個人的覺醒往往也成為一次政治反抗。今天的中國社會，表面看似人人富有：有車有房，甚至有情人；大城市高樓林立，人們只用一臺手機就可以搞定生活中吃喝拉撒睡等幾乎所有事務。可以說，中國人已經過上了高科技的現代化生活。外國人更是被京劇臉譜、長城、旗袍與女性形象所吸引，把中國理想化為文明的樣板。上官婉兒在北京紙醉金迷的生活環境是故事的高潮，在“銀河人間”的浮華幻象下，權貴的紙醉金迷徹底撕開了秩序的底褲。那是官商勾結的饕餮盛宴：名酒入喉如水，權力化作籌碼，在包間內肆意揮霍。官僚們沉溺於感官的極度膨脹，以金錢豢養青春，將法律與尊嚴踐踏於昂貴的皮鞋之下。這種腐爛不僅是肉體的荒淫，更是手握重權者對民生的集體背棄，在霓虹燈影中，勾勒出一幅極度扭曲、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的權力終局。
但這本書的真實描寫，卻如同啄木鳥一般敲開樹皮，將蟲子啄出，使中國現實呈現出紮心的悲痛感。這絕不是種上幾盆花草、建起幾棟高樓就能消失無蹤的中國農民、農民工的精神困境。我們知道，一個靠暴力建立的政權，必然用恐怖來控制社會。而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下來的人們，就不得不具備某種麻木的品格。但隨之而來的後果是：殘酷的統治得以順利發展並紮根。在伊斯蘭國家，女性往往被包裹在黑色或咖啡色的頭巾（赫佳布）中生活，受教育、上街都受到限制。相比較而言，中國女性似乎“自由”一些。但中國每年仍有大量女性被拐賣，“鐵鏈女”並非個案，烈女鄧玉嬌也不是個案，而是在貧困地區反覆出現的現實。對女性的不尊重，與落後國家的意識並無本質差別，因為許多女性受害者背後，往往都有權力在為罪惡撐腰。
在這本書裡，我們真切地感到，權貴勢力橫行鄉里、掠奪財富、強佔人妻、環境污染、拐賣兒童與野蠻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上官婉兒一步步走向逼良為娼的絕路，這是一種來自制度變異的迫害。我們不僅要看到各級黨員幹部與黑惡勢力沆瀣一氣所帶來的經濟巨變現實，也要看到這舞臺背後基層民眾血淚交織的真實處境。不然，我們就無法看到人心向善的努力。
上官婉兒的命運絕非個案。權勢集團為了打壓個性獨立、思想解放、敢於挑戰不公不義社會現實的女性，施展了一切骯髒的政治手段。歷史進入到21世紀，各地維權女性風起雲湧，各地殘酷暴力打壓手段層出不窮。於是近年來湧現了震驚中外的江西女孩李宜雪“被精神病事件”，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當政時期的湖北省巴東縣，丈夫和大兒子非正常死亡而維權的向賢玲“被尋釁滋事”的判罪事件；湖北黃石市的女孩劉清香“被精神病”事件、湖北漢川市女子劉風蘭“被精神病”事件、湖北恩施女子譚小英“被精神病”事件，等等。這些風靡網路平臺的不幸事件數也不清，都是上官婉兒的縮影。政治流氓們為了掩蓋其罪惡本質，對待人民用盡了流氓手段。在本書裡，以上官婉兒為主的女性們與社會、與制度、與官僚們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勇氣與鬥志。
我認為，作者正是借上官婉兒的故事，讓我們看到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階層重新分化的權力結構。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中國社會發生了人性極度的扭曲。特別是在政治生態原地踏步的同時，經濟卻高速發展，整個社會變成了一黨專制與資本邏輯混合的“八寶粥”。又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一個巨大的“天鵝絨監獄”逐漸封頂。但在這穹頂之下，潛藏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貪污腐敗肆意橫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社會精神危機。科技與人性、家庭與國家，也在不斷地撕裂與重組。
而這部《渾濁的婉兒河》的大部分敘述，是以坐臺小姐的日記形式呈現。從文學手法來看，這未必是最理想的結構，但卻真實貼近了上官婉兒的情感傷疤，使其一步步演化為復仇的心理過程。周遠志生活在當代中國。他所面對的，是在市場經濟相對成熟條件下，對窮人與富人共同人性處境的探討。他在既開放又封閉的社會空間中游刃有餘地書寫，在壓抑與表達之間瀟灑地進出，將自身的苦難忠實地表達出來。這種獨立的文學意識，使現實與虛構結合在一起，也使上官婉兒這一人物更加生動感人。這也說明，中國當代文學正處在一個複雜階段：既有粗劣之作，也仍然存在曠世經典的文學。在娛樂小說鋪天蓋地的小資趣味之中，文學尚未完全失語。
周遠志其人，我未曾見過，甚至也不知道這名字的真假。但由於同處獨立寫作者的文人圈子，我看到他不斷進出監獄，也不斷以文字衝撞現實，使地下文學與流亡文學得以延續。至於其真名或筆名，在這樣的語境中已不重要——正如古代經典作者，也需後人考證其真實身份。文學在過去，被視為道德書寫；回歸正常審美判斷，則應當包含同情、悲憫與真誠。從《金瓶梅》中，我們看到個人與社會的相互腐蝕；從狄更斯的小說中，我們看到工業時代城市與人心的演變。文學既是作家的內心表達，也使讀者獲得真實感受，從而在文明層面產生共鳴。
從《渾濁的婉兒河》這一標題就可以看出：腐敗社會必然有一整套制度在守護，缺一不可。從縣委政法委書記到法院院長、檢察長、公安局長、司法局長、派出所長，幾乎同流合污。同時，作者又試圖從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之中開闢出一條希望之路，這也構成了小說的核心衝突。
這也是周遠志在謊言與暴力統治之下仍然堅持寫作的信念。他從莫少晟律師，引出更年輕的助手朱可可與經驗老道的姜律師、伍騰飛、茅也思，在更高層的權力結構中呼喚良知，呼喚社會正義與道德的回歸。這讓我看到周遠志與上官婉兒共同的絕望：因為故事的結尾雖然令人鬆一口氣，卻依然令人不勝悲哀。因為這個看似富裕的新時代，仍然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時代。
馬建
2026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