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中将,救过董必武的命,对共产党只有恩没有仇,但他在古稀之年却被共产党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处死,数百万家产被抄没;子孙两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迫劳改,两个被逼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五十多年来死在中共屠刀下、监狱中、劳改场里的,被逼死、被害死、被饿死的,总在七八千万之谱。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何时能清还? 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血债何时能清还? -------读刘衡《我找到了邓玉麟将军的亲人-----邓家族90年风雨路》 〔香港〕武宜三 一、辛亥革命首义元勋被中国共产党恶意杀害:中共欠邓玉麟家两条人命 由于孙武挨炸,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杀,蒋翊武出走,眼看武装起义就要流产。在这紧要关头,是邓玉麟临危不乱,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13年,邓玉麟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1925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脱离军界,先后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和“民生煤矿”。1940年回到家乡湖北省巴东县,垦荒植漆,创办石桥小学。大陆变色前,他拒绝去台湾。
就这样一个反封建反帝制、一身正气、爱国爱乡、有恩于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元勋,却被共产党在1951年3月恶意地杀害了。罪名是“组织反革命暴动”。这是共产党“欲杀其人,何患无罪”的数以百万计案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51年,邓玉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可能“组织反革命暴动”吗?如果他要反革命的话,有兵有枪的时候早反了,何至于要在脱离了军界、隐居家乡十年之后再来反呢? 根据大量史料揭露,当时中共为了应付“抗美援朝”,一必须靠大屠杀,营造恐怖气氛而稳定后方;二靠杀人掠财,支持庞大军费开支。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后来说,她家被抄时,她已三十六岁,“对被查抄的财物记得很清楚,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上。”仅革命文物,就有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六粒大珍珠)、二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将军亲笔写的回忆录三本,有与孙中山、革命同仁合影照片一百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这次叫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杀关管了三百多万人,肉体消灭了二百四十多万。之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杀了二百多万地主、富农。当然也“共”了许多财产----金银财宝、粮食土地、驴马牛羊、娇娥美女。 二、中共故意杀人的罪恶,罄竹难书 刘晴初国军中将,参加过抗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动湘西“和平解放”。然而,1951年3月18日,中共却以“反革命”罪把这位抗日英雄、帮过中共大忙的早已觧甲的军人枪杀于湖南岳冲刘家湾。 据《荆楚》、《中国红色旅游http://www.crt.com.cn/news/Html/hubei/00008599.html》等网站报导,位于巴东野三关镇石桥坪村的邓将军墓,原来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了连滥杀无辜都成了“爱国传统”的地步,这种的不要脸、这样的下流,古今中外能找得第二例来吗?这是笑不出来的笑话呀。 最近巴东县筹资4万元,要重修邓玉麟将军的墓,说是因修建于1983年的将军墓,“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裂口、塌陷,急需重新修缮、绿化”云。这就奇怪了,邓将军是1951年被枪毙的,为什么到1983年才修墓呢?可见原来并没有什么墓,只是到了邓将军又有可利用价值的时候,才伪造了个“墓”。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说:她父亲被杀后,全家扫地出门,她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1982年巴东县人民法院宣告邓将军无罪时,“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四百元抚恤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直到刘衡把邓家惨状写了简报登在1985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之后,有关方面才在1987年给邓锡琼补助了3,500元,让她搬进新屋。但以前没收的财物仍无一退还。 以前“党和政府”看着邓将军后人贫病交迫,而熟视无睹;今天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利用邓将军这“少数民族的革命功臣、海内外知名人士”来搞统战、搞欺骗,便大方得多了,居然为了修墓而一掷四万金呢! 四、 邓玉麟被恶意杀掉后,遗属、子女之悲惨遭遇 1,邓玉麟夫人徐风章(1886-1952),在1952年自缢身亡。夫人湖北武昌人,出身医家。1911年经孙武介绍成婚。以后因将军长期奔走革命,时时在京、津、沪、汉间迁徙,生活十分不安宁。最后受将军被杀、全家被扫地出门、子女四散之刺激,而绝望至自杀。 2,女儿邓锡琼(1914-1987),秉性脾气有乃父之风,能力超过兄长,将军常携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于湖北武昌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避居乡间时,在将军创办的石桥小学任校长。后又转至重庆、武汉任教。思想激进、左倾,参加过民主同盟工作。在将军蒙冤被杀后的几十年,始终为其鸣不平。多方联系董必武、陈荒煤及将军辛亥友人申诉,始终一无所获。1957年本因工作努力而被评为武汉优秀教师,反右时又因家庭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和英山农村劳动改造,前后二十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四元。1978年“落实政策”回武汉第13中学作退休处理,每月只领五十元零五角。由于终身未嫁,孤苦伶仃;患有严重冠心病等,既没钱吃药,更没钱请人照料,1987年死于武汉。共产党虽然为邓玉麟平了反,重修了墓碑,并把他的事迹、墓,当作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本钱,但却对他的女儿如此冷漠,可见这个政权是何等虚伪、凉薄。 3,长子邓锡初(1912-1963),中学时代思想左倾,1935年去延安的左派文人陈荒煤就长期住在他家。大学毕业后不愿混迹官场,而在武汉既济水电公司、重庆药苗种植场、川康兴业公司以及其父开办的企业中任职。1949年前后随父母蛰居乡间,一度划为地主,1954年才得解脱,到上海与妻、子女团聚。失业三年,1957年任教上海南洋中学。1963年冬突发脑溢血而死于讲台上。 4,大儿媳周修德(1913---),父亲从事鄂沪棉纱贸易,家境富裕。嫁入邓家后,四处迁徙。1949年后更携部份子女和亲属离开巴东,东逃武汉、上海。在上海以帮佣、洗衣为生。定居后再接丈夫和其余孩子来上海团聚。在各类运动中以各种方法保护邓家子女及亲属,由一个文弱千金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后为生活所迫,参加过海岛围垦、当铁路民工、缆绳加工等一系列重体力工作。1972年由街道生产组退休。
6,大孙邓中仁,1938年生于武汉。1958年高考,因家庭成分而分配至青海大学,未去报到。文革中又因家庭出身,被厂方戴上反革命帽子,文革后才给平反。
五、“中央曾发函追查过”吗? 刘老师写到:邓玉麟将军被杀、家产全部被没收后,“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我完成不相信有这种事,这不是一生忠于眞实的老记者刘衡老师说假话,而是由于中共有意放出的这种假消息太迷惑人心。我否定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的理由: 1,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以后就不会那么样继续残酷迫害邓玉麟亲属了。 2,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全国性的对旧中国党政军警人员的大屠杀了。有人查出1950—1953年被杀的国军少将以上的将领、有姓有名的就有109位,这种杀害一直延至1958年。文革中有没有在劫难逃的?还要再查。 我说过,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故作惊人之语,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请看铁的事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救过毛泽东的命,“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救过毛泽东的命,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也救过毛泽东的命,可是这些人都不得好死。 刘少奇当年在长沙被捕时,杨剑雄救过他的命。一九五○年,当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长向刘少奇求证杨剑雄是否救过他的事时,刘少奇的亲笔回信竟是:“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的政策办理。”杨剑雄便只好被处决了。 邓玉麟救过董必武的命,结果也难逃一死,还祸延子孙。 武宜三先生不学,“发明了”三条武宜三定律,其一是:“中国人爱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员爱党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更加没有好下场。” 邓玉麟将军一家的血泪史又为本定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一个连句子都写不通的小混混在著名的极左派网站《环球视野》上对我破口大骂,极尽泼妇骂街的能事,但对我的文章却不敢引用,对我举的无数例子却不敢批驳。 请,请请! **************************************************************************** —— 附刘衡原文 ——邓家族90年风雨路 1985年春,湖北恩施地区召开曾在那儿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会,我1939年在那儿入的党,也被邀请去了。除了跟着大家一块开会、参观外,我还要完成采访任务,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社记者。我翻看许多<恩施报>,从中了解线索。突然,一则消息引起我的注意:巴东人民为了纪念邓玉麟将军,把他在家乡创办的石桥小学,改名玉麟小学。“邓玉麟?不是邓锡琼姐姐的父亲吗?”我1931年从武汉来到上海念小学四年级时,经常到她家里,由她给我补习英文。因为在武汉,只有中学才念英文,而在上海,小学二年级就要学英文了。我的父亲和她父亲是朋友,她的父亲在上海办了个亚洲养蜂厂,邀请我父亲参加。我父亲以为利润很大,就把母亲和我接去了,还在她家附近盖了房子。她家住徐家汇三角地,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一年四季花香不断,里头有一头名叫“嘉林”母狗看门。我一有空,就和嘉林玩耍。我只要伸出手,说一声:“嘉林,你的脚呢?”它立刻伸出一只前脚,和我握手。我往上一提,它用两条后腿站立,另外一只去腿也伸了过来,被我另一只手握住。我们手拉手,转着圈……… 当时与邓姐姐同住上海的除了邓玉麟外,还有母亲徐凤章、哥哥邓锡初、弟弟邓锡尧。 我父亲没有经商本事,养蜂失败,1932年搬回武汉,从此与她家失掉联系。没有想到,竟然在恩施找到他们!我找到他们,的确是很“玄”的,因为我找邓姐姐补习英文时,不到十岁,根本不注意她老家在那里,以后也没有想到要去打听他们。 我从报纸得到线索,赶紧打听:邓姐姐现在何处,他们一家现在怎么样了?当我得到答复,我回到武汉,立刻到她任教的市立第13中找她。经过一番交谈,我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发表了一篇情况(载1985年9月27日): 邓玉麟将军,湖北巴东县土家族人。1908年并始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率众冲进清政府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携炮十二门占领蛇山,射击总督署,迫使总督瑞 统制张彪穿墙逃走,武昌起义遂告成功。一九一三年,邓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 一九二五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他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恨不已,就脱离军界,先后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到上海养蜂。上海沦陷,他退居湖北秭归香溪,办“民生煤矿”。一九四0年回到家乡,垦荒植漆,并创办石桥小学。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时,他曾去重庆与辛亥老友董必武叙旧。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恩施战区长官曾派人到大石桥要挟邓离开大陆,邓没有听从。 解放初期,邓玉磷作为开明士绅代表几次到县参加会议。一九五一年三月,他因所谓“组织反革命暴动”案而被错杀,家产全部没收,时年七十岁。当时中央曾发函追查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巴东县人民法院才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宣告邓无罪,县政府为邓玉麟重建了墓碑。 邓玉麟的老伴在一九五二年自缢身亡,两个男孩已先后病故,仅剩下女儿邓锡琼和她的几个侄儿侄女(已在外地成家)。邓锡琼一九三六年在武昌省立女师毕业,武汉吃紧时回到家乡,在父亲创办的石桥小学义务教书。父亲被错杀后,全家被扫地出门,她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由董必武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张执一部长介绍她到市立二十六小学任教。 一九五六年她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教师,并被送到教师学院进修,后分到市立十三中教学。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劳动教养二十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四元。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改正后,没发一文困难补助,就让她回到十三中,作退休处理,工资打七五折,每月只领五十元零五角。她今年七十一岁,一直没有结婚,长期孤苦一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等病症。她没钱吃贵重药品,更没钱请人照料,全靠几位好心的同事帮忙。 邓锡琼说,她家被抄时,她已三十六岁,对被查抄的财物记得很清楚,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上。她说:“由于历史误会,加上年代久远,我并不要求财物全部归还,但应有适当的赔偿。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四百元抚恤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可是,我并不要求全部退赔呀!”“在被没收的革命文物中,有父亲得到的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六粒大珍珠)、二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父亲亲笔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本,有革命时期同仁照片、与孙中山先生合影照片约一百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追查一下,不能不明不白地就没有了,应该捐献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邓锡琼曾被邀请到北京参加纪念会,有位香港记者问她:“邓将军是怎么死的?”邓锡琼回答:“病死的。”说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香港记者十分惊疑:“不是病死的吧?”邓无话可答。 邓玉麟是一位少数民族中的革命有功之臣、海内外知名人士。人民政府为他平了反,重修了墓碑,并把他的事迹写进了历史人物志,这是好的。但他的女儿一直生活困苦,晚年更是贫困凄凉,对于这样一位几经磨难的老人的处境理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情况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1987年2月,给邓锡琼补助3500元,让她搬进新屋。但以前没收的财物无一退还。邓锡琼父母双亡后,哥哥、弟弟也先后病逝。剩下嫂嫂周修德和三个侄儿邓中仁、邓中哲、邓中宪都在上海工作。侄儿们多方努力,想把姑姑调到上海,便于照料,但都没有成功。邓锡琼当年在武汉病逝。 现将邓玉麟将军的后人们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徐风章(夫人):1886-1951,湖北武昌人,出身医家。1911年冬经孙武介绍成婚。以后因将军长期在外奔走革命,时时在京、津、沪、汉间迁徙居住,生活十分不安宁。抗战后始定居家乡,但将军纳妾,故夫人脾气异常,难以与人相处。对家人、保姆及佃户有旧家长封建作风。1951年家乡解放初,因受将军被错杀、子女四散之刺激,另加农会过激行为加害,逼至自杀。 邓锡初(长子):1912-1963,生于北京。自幼体弱多病,中学时代就学于左倾思潮浓烈的上海浦东中学。故一度思想左倾(其同学陈荒煤长期住将军家,视同义子,1935年去延安)。学业至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基本供职于一般人员工作。在武汉既济水电公司、重庆药苗种植场、川康兴业公司以及将军开办企业中任职。临解放前后为孝顺父母蛰居乡间。一度划为地主。1954年才得以解脱,返回上海与夫人子女团聚。失业三年。1957年始任教上海南洋中学。1963年冬讲课期间突发脑溢血去世。有幸得以逃脱接连来的政治迫害。1937年与周修德结婚,共生有四子二女,现存三子。 邓锡琼(女儿):1914-1987,秉性脾气继承将军甚多,能力超过兄长.将军常携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于湖北武昌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曾避居乡间在将军创办的石桥小学任校长。后又转至重庆、武汉任教。思想激进,解放前后思想左倾参加民主同盟工作。在将军蒙冤错杀前后,几十年中,始终为其鸣不平。曾多方联系董必武、陈荒煤及将军的辛亥友人来营救和申诉。1957年因工作努力评为武汉优秀教帅,反右后因家庭政治牵连划为右派,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政造。1970年转至湖北英山农村。1978年平反落实政策回武汉第13中学作退休教师安排。1987年病逝于武汉。终身未婚。 邓锡尧:(二儿)1916-1977,上海光华大学肄业,从事一般教职员工作,1951年在上海曾参加华东干训班无锡分校学习,后因中途生病退学。转至武汉就职于劳工夜校及小学教员工作。1963年因政治清洗,被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劳教,至1977年病逝,终身未婚。 周修德(大儿媳)1913年生,湖北汉阳人。自幼生活于富商家庭。1937年因父母双亡,经同乡长辈介绍,携她父亲家产数万银元嫁至邓家。(她父亲从事鄂沪棉纱贸易,曾出任上海金城银行襄理。)自此从经济上、生活上与邓家共命运。四处迁徙,资助将军私人产业。尤其在解放初先行携部份子女和亲属离开湖北巴东,东逃武汉、上海。在上海以帮佣洗衣为生,偶而得到同学、好友、亲戚帮助。白手起家。定居后再接丈夫和孩子来上海团聚。在1976年前的各类运动中以各种方法保护了邓家子女及亲属。在历年变迁中由一个文弱千金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后为家庭生活所迫,参加海岛围垦、铁路民工、缆绳加工一系列重体力工作。1972年由街道生产组退休,仍未放弃对尚处政治迫害的子女和亲属的帮助扶持。1998年曾患脑溢血、心肌梗塞。经抢救,现正恢复安享晚年,曾信佛,现信奉基督教。 邓中仁(大孙):1938年生于武汉。小学在重庆及家乡就读,中学始在上海。1958年高考,因家庭成分关系,录取青海大学,未去报到。则去合肥工作,自学夜大。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返回上海,从事小学教员各类临时工为生直至文革后才得转正 。文革中因家庭出身牵连,曾被厂方定为戴帽反革命。文革后平反,从事单位工会工作。90年代开始经营单位产品。现退休。1971年结婚,生一女,已大学毕业,在医院工作。 邓中哲(二孙):1945年生于重庆,自幼聪明健康。所以1951年母亲携子出逃时,被父亲父亲带在身边陪伴,直至1954年随父亲来上海。1964年中学毕业后,即去上海郊区农场工作。因工作能力强,文革前已任连队生产负责人。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及政治陷害,隔离审查二年,并被判反革命罪5年。解送安徽劳改农场前后10年,1978年获平反回上海原农场工作。1980年上调上海纺织单位,从事纺织品经营工作。1982年结婚,有一男孩12岁。 邓中宪(三孙):1956年生于重庆。自幼体弱,4岁方能走路。1956年随母亲来上海。因生活困难,有时被寄养在上海、苏州亲友处。1963年未升高中,父亲病逝,即进上海建筑单位学泥瓦工。文革中受内部带帽反革命处分。1978年改正平反,1980年开始做建筑材料工作。单位曾送读土木学院中专。1981-1993年间被接纳为上海市青联组织成员。1999年选为单位所在地人大代表。1979年结婚,有一子读大专。 总之,邓玉麟一家近90年始终和国家变迁、政治起伏共呼吸,欢乐的少,悲哀的多。但比那些没有等到好年代来临的人来说是幸运的。 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