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人的血
作者：阿尔伯特•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王康（大陆学者）
1957年匈牙利革命首度周年纪念日，加缪向匈牙利自由战士致词：
我不是这样一种人：希望匈牙利人再度拿起武器参与一场注定在世界眼前被镇压的起义。他们并不吝惜欢呼的掌声和虔诚的眼泪，不过事后他们立即就会穿上自己的拖鞋回到壁炉边，全然如同周末傍晚一场足球决赛之后的球迷。
太多的人已经死去，我们自己的血又何足惜？为了欧洲和自由，匈牙利人的血已经流到最后一滴，所以变得格外珍贵。
但是我不像有些人那些认为可以妥协， 哪怕是个人的顺从、甚至暂时与一个恐怖政权合作也不行。这个政权有权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不亚于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声称他们自己乃是基督徒。
值此纪念自由的周年祭，我虔心希望匈牙利人沉默中的抵抗能够持久、能够增强、能够借助所有我们为之发出的声音而壮大，能够引发国际社会制裁镇压者的一致动议。
如果世界见解过于微弱或自私而无法为一个被杀戮的民族主持公道，如果我们的声音也是如此无力，我希望匈牙利的抵抗能坚持到东欧各地的反革命政府在自己的谎言和矛盾的重负下纷纷垮台。
二十年来，被占领被牵制的匈牙利为了自由和正义所作的的比任何人都更多。但是为要说服西方那些宁肯闭目塞听的人接受教训，这种付出是必要的。匈牙利人血流无量，这血已经在我们的记忆里封干，为此我们无法安然。
在欧洲孤立的今天，要对匈牙利以诚相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在我们之间、在任何地方，永不背叛匈牙利的英雄以生命追寻的价值。在我们之间、在任何地方，甚至间接地，永不赦免那些杀害他们的凶手。
要使这种献身不付之东流，对我们而言确实艰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尝试，至少可以整合欧洲、放弃我们的龃龉、修正我们的错误、增强我们的开拓性和凝聚力。我们坚信，哪里有造成我们历史黑暗的镇压与死亡的武力， 哪里就有忏悔与生命的力量以及伟大的解放运动，这就是文明，它诞生于创造的自由与劳动的自由。
那些匈牙利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今天我们与之比肩而立，无限悲哀——理解这一点，也使我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他们虽曾经历悲剧、承受锁链、四处流亡，却留给我们一个我们必须捍卫的光荣的遗产：自由。这不仅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在一天之内奉还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在纽约1960年纪念匈牙利事件音乐会上的讲话
作者：美国总统约翰 F. 肯尼迪
译者：王康（大陆学者）
1956年10月23号，是这样的一天，它将永远生动地记载于自由人类和自由民族编年史中，它是勇气、良知和胜利的一天。无论多少失败，无论多少牺牲，自从历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人类渴望自由之不可遏止的能力，它是史无前例的一天。
美国人将永远不会——在任何最高会议上，在任何条约声明中，在我们的语言甚或心灵中——认可苏联对匈牙利的统治。匈牙利独立与自由的宣言不是基于情感或者政治，它深植于历史、文化和法律中。无论他们可能保留什么样的傀儡政府，我们无意将之视为对这个宣言的废弃。
美国人愿意以任何高尚与合理的手段，促进匈牙利的男女们为自由与正义再度站立起来。在这个周年纪念中，我们确认如亚伯拉罕 林肯所言，“死者不会白白牺牲……在未竟的献身事业中，他们引领我们前行。”
摘录于： “THE IDEA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SUPPRESSED AND VICTORIOUS 1956-1999”(《匈牙利革命的观念，压制与胜利，1956-1999》。编辑：李W. 康登（Lee W. Congdon)和贝拉 K. 几拉伊（ Béla K. Király)。发布：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2002)
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遗产
作者：基罗里•纳吉(Károly Nagy)
译者：王康（大陆学者）
（基罗里 纳吉（Károly Nagy)：1956年在Erdõsmecske被选为革命理事会主席。后逃亡美国。获得逻格斯（Rutgers）大学文凭，现任社会学教授。以英语和匈牙利语出版著作多种。关注并参与新泽西州（NJ）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匈牙利社区团体和语言学界的事务。）
自由、民主、人权如同健康。奴役、压迫、歧视如同疾病。极权暴政是死亡。一个推翻暴政、抵达自由的革命是一种复苏。1956年10月的最后一周和1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匈牙利的大多数人感觉自己正在从死亡中复活。
它是一个乌托邦——我们咏唱长久被禁的我们民族的圣歌，在大街小巷相互拥抱，喜极而泣而乐，我们感到获得了救赎。言说真词，聆听真实，我们如醉如痴。那也是庄重和镇定的抉择——我们兴奋地起草宣言，拉出所需单子，倡议和计划取消所有专制工具和机构，建立一个新的、仁慈的社会。我们组织地方自治、民主、自我管理的机构以便实现这些计划。
它是一种复活。这个希望、这个真实、这个创造性的计划和民主组织被苏联野蛮的武装入侵碾碎了。那欢乐的自由歌声再度被恐怖战争之声、可怕的囚牢、刑讯室和绞刑架压制到沉默。
从那戏剧性的二十天我们能够学到什么？1956年匈牙利革命留下了什么遗产？
它的国际重要意义不可能再被过分强调了。从当代视野来看，日益明显地，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当代苏联帝国崩溃的开始。米洛万 吉拉斯（Milovan Djilas) 在贝尔格莱德写道：“匈牙利革命意味着共产主义终结的开始”（米洛万 吉拉斯: \"The Storm in East Europe\"（《东欧风暴》）, 新领袖，纽约XXXIX, 47; 1956年11月19日) 。法国哲学家阿尔波特 加缪（Albert Camus）评论道：“布达佩斯起义的第一声呼喊，学术的和眼光短浅的哲学体系、数英里长的错误推理和虚伪美丽的说教就如同尘土四下飘散了。真实，裸露的真实，长久的义愤，爆炸于世界眼前。”(基罗里 贝拉（ Király, Béla). et al. ed.: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 et al. ed.:《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战：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及其冲击》)社会科学专题，布鲁克林学院出版，纽约，1984年，81页)
一旦这个真实——这个裸露的真实——显露了它全部强大的朴素，无量的随后的宣传——不可能再恢复非人社会的谎言砌成的那道怪墙，这些谎言试图定义一种安宁，压迫是一种自由、防御自卫的爱国是好战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反革命。我们了解了真实，并以此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的定义、一个社会的资格，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自由的到场或缺席。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学说，无论它叫做法西斯主义或是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种主义或者宗教狂热主义，都可以用来为暴力披上正当的外衣，为压迫寻找合法依据。
事实是一种影响（效应），正如真实的自然需要是一个原因，一次革命。正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记录：“‘我们需要自由而不是好的舒适生活’，一个十八岁的女学生告诉委员会，‘虽然我们可能缺少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年轻的人，尤其受牵制，因为我们受教育于谎言中……’在委员会看来，这个年轻学生的语言像任何别人的一样，它简洁地表达了一个理想，这理想导致一次伟大的起义成为可能”。（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综合汇编，正式记录：第十一次会议，附录编号18.A/3592；纽约，1957 p.68.）
我们想要自由，自由意味着主权、自治、自决。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建立自我管理。……（略）
匈牙利人民对革命理事会的强调也描述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民族无可压倒的意志不仅反对而且主张，不仅破坏而且建设。排除所有非人性的建构，对于某些人类结构和新社会的功能而言，是一个先决条件。
20天当然不足以抵达民主。但是二十天，实际上最初几天的革命就证明，它足以建立最重要的民主前提：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不再使人恐惧的国家。瘫痪麻痹的国家，持续的和无所不在的恐惧从我们的心中升起，于此，开始了民主的建构。诚如一位匈牙利政治理论家，伊什特万 比博(István Bibó)的观察：“做一个民主党人首先意味着不再恐惧。”（伊什特万 比博：Democracy, Revolution, Self-Determination, 《民主、革命、自决》选著。科罗伊 纳吉（Károly Nagy)编辑；社会科学专论，大西洋研究与出版，新泽西，1991，p.42.)
同一个伊什特万 比博，他的勇气在苏联军队镇压革命之后变成了一种象征。作为伊姆雷 纳吉（Imre Nagy)的新的革命政府在11月4号出现在议会大厦的唯一成员，周日早晨，当苏联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朝布达佩斯开火的时候，比博坐在桌前，打写一个宣言。打字机面对坦克。理性面对背信弃义的行动。词语和思想与子弹肉搏……
比博在那个清晨写道：“匈牙利的全部愿望就是回到那些自由的东欧国家中生活，依照自由、公平、免于剥削的原则建立他们的社会。匈牙利的人民流了足够的血，向世界显示了他们对自由和真实的热爱。” (Bibó, Op. Cit., pp. 325-326.)
在怒吼与枪声中，他沿着不详的预感，打下一个句子，结束了这个宣言：“愿上帝保佑匈牙利！”
如此，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遗产是什么？在所有其他重要的因素中，或许这个遗产就是：真实、自决、免于恐惧、实行民主这些人类基本需要的意义如此重大，为此牺牲，在所不惜。
这个遗产，这个信息当然不只属于匈牙利人，而且当然，它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碎片，只能揭示遥远过去的冻结了的记忆。这个遗产不仅在那里，而且在这里、在当下。同时我们希望，它存在于任何地方，存在于未来任何时代。再说一遍，正如比博在1957年他被投入监狱之前所表达的：“荣耀和自我保卫——反对诽谤、遗忘和消蚀——他们革命的旗帜，是匈牙利人民的责任。这个旗帜也是人类的自由未来的旗帜。”（Bibó, Op. Cit., p. 352.）
摘录于： “THE IDEA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SUPPRESSED AND VICTORIOUS 1956-1999”(《匈牙利革命的观念，压制与胜利，1956-1999》。编辑：李W. 康登（Lee W. Congdon)和贝拉 K. 几拉伊（ Béla K. Király)。发布：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