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圣物和革命的新式武器。虽然早已被逐出历史舞台，但它留下的声威和谜团，仍然缭绕在人们心间。

一、兴衰简史

世间万物，皆有兴衰生死可寻，在时空坐标上表现为一道历史曲线。

新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传播工具能像大字报那样，留下反差如此辉煌的兴衰曲线。从发迹、兴盛、入宪，再跌至被法律禁止，恰似一颗划过夜空的耀眼流星，令当代人几乎“无暇自哀”，何以鉴之！

源头。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郑国，距今巳近3000年的历史。古代称大字报为“揭帖”，大致意思是供张贴公示和揭取的文件。可见大字报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大字报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又不能移植于海外，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技术原因。这是后话。

发迹。1957年5月19日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具有政治功能又有案可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堂内壁上，内容是责难校团委选拔出席共青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方式失当。制作者今已无从考证。有好事者立即跟进，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建议用大字报开展争鸣、协助整风。据查，此人为哲学系龙英华同学。当时中国正处于反右运动初期，任务是“百家争鸣，引蛇出洞”。当政者有此类政治需求，大字报的发明犹如投怀送抱，生逢其时，迅速窜红。

扩展。如果说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狂风，那么大字报恰是野火。风可助火势，火亦可长风威。反右运动一经与大字报合流，立即轰轰烈烈，蔓延全国。主政者惊喜有余，津津乐道。结果，以近百万知识分子受到无端伤害为代价，大字报确立了自己造灾害人的强大威力，被尊称为“新式武器”。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张将大字报推广到农村并作了部署。这表明，大字报已被提升为由中央主席直接掌控的战略性政治工具，而且已形成了应用性战略战术。

鼎盛。1966年毛泽东亲自写作大字报，名曰“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与其政见不和的其他中央领导，由此揭开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其后，大字报发威之处，政治失序，暴力泛滥，经济破残，民生凋零，人人自危。亿万人受到程度有别的政治迫害甚至丧命。大字报由此显示出可以乱国的神威。

入宪。1975年，多行不义的“文化大革命”已陷入即将彻底破产的危局。有人想出奇招，主张动用法律手段供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求拯救“文革”危局。也许这是自哀之师的背水一战，其悲凉之状似可坐收煽情之利。在当年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可能是情绪发酵促成通过了相关修宪决议，国人使用大字报的权利被堂而皇之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经过立法程序，大字报在政治上达到了人们想象力所能触及的顶峰。

禁用。“文革”及其权贵们失势后，大字报在宪法中的地位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由于无强人接招应战，战局的发展绝无悬念。

1980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任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 … ，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摘自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同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再次通过相关修宪决议，取消“四大”，大字报丧失了在宪法中的显赫地位，实际上沦为被法律禁止之物。

如今，大字报的形影，早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留给人们的创伤，也正在被遗忘；但是大字报的兴衰史却能长久的发人深省。因为这是解读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为何动荡不安的一个着眼点。

历史以其巨大的劫难告诫我们：轻视大字报问题还要吃亏。这里深藏着盘根错节的祸源，梳理清除它们，尚须高妙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努力。

二、责罪误区

当大字报的应用之权“入宪”时，人们敲锣打鼓热烈吹捧；当大字报被从“宪法”中驱除并予以禁止时，人们欢欣鼓舞举国同庆。大字报的兴衰和国民的随和顺从，至少表达出这样的历史信息：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工具，大字报并不被人们所看重，任其随波沉浮。

当代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蔑视大字报。其理由无外乎两类：一是从历史功效上看，大字报恶贯满盈，乏善可陈；二是从传播效率上看，它实在过于简陋低效，面目可恶，不便管理，而且有碍观瞻，还污染环境。

如此盖棺定论，作为学人，有“逐本求末”之忧。在禁止“四大”25周年之际，有人以“大字报杀人”为题发文纪念，其意虽善，但立论明显有失公允，实属避重就轻。

作为传播工具，大字报本身并不能杀人，如同机关枪和迫击炮一样，它只是可能的杀人工具；杀人的责任主体只能是操纵利用这些工具的邪恶势力或者受他们蒙骗的人。推而广之，并非大字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利用和推广了大字报。因此，在史学研究中，追究大字报的政治责任，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尽管它早已臭名昭著。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字报的产生、漫延和发威，是以社会特定政治条件为基础的。我们追究大字报为何能造成如此大的历史祸害，就应弄清当时的政治环境、邪恶势力、被操纵的民众，以及它们与大字报这种传播形式间的互动关系，方可揭示其乱政祸国的机理。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国粹鉴定

大字报乃中华国粹。此论大体上无错。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大创新，不知大字报为何就不能与四大发明并肩共颂？如果说某些传承的民族曲调或艺术方式，亦可向联合国相关机构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保护，那么大字报也应具备类似资质，甚至更胜一筹。官方厌恶，民间无语，申报没戏。其实，文化遗产的申报价值，并不取决于当局的政治评判，这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大字报之所以成为“中华国粹”，文化技术方面的因素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从技术方面看，大字报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条件才能纳入群众化大生产：即大纸（相对于书房文碟尺寸）、大字、易行和便于公示。其中写“大字”是核心技术。中国古代文化上的五大发明，为大字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文房四宝：即纸、笔（毛笔）、墨、砚加方块汉字。值得推崇的是汉字软笔书法的发明，使“大字”的书写十分优美而且容易。“大字报”由此获名，其间不无自我炫耀之意。西方人一直奉行硬笔书法，数千年固守陈规，自然难以写出大字来。他们有群众运动但不能发明大字报，可能源于这一技术障碍。当代中国人领先世界的技术不多，大字报算一件，似可引以为民族自豪。立法禁止大字报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点，留下点缺憾。

纸的发明，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同时也是支持大字报与群众运动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它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降低了大字报的生产成本，而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在郑国子产那个时代，纸尚未问世，做“揭帖”的基料，布帛的可能性最大。其成本之高，足以使大字报与群众运动无缘。即使以当代技术生产，也无力支撑“布化”大字报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高昂成本。如果偶尔为之, 仍是形影孤零的“揭帖”而已。可是，中国人偏偏就发明了纸——廉价的大字报载体。

仅举数例足以证明，大字报之所以成为中华国粹，绝非偶然。其间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渊源。而这一切与大字报发难于当代政治无关，因此不应将大字报的历史出身与其现实表现混为一谈。 勿使国粹蒙羞。

向前展望，网络世界兴起于大字报被禁之后，如今已覆盖全球。就中国而言，在因特网上传播议政帖子，接班大字报的潜力最大。但可否全面传承其社会功效，尚须观察。巳知两者间的主要区别有：

（１）网络信息的传播监控，较大字报方便；

（２）大字报传播区域小，可起定向定区扰动作用即“精确打击”，而网络传播从理论上讲无域界：

（３）网络传播的受众以网民为主，大字报的受众则宽泛得多；

（４）保障或制约网络运行的技术条件苛刻复杂，大字报的制作张贴则十分简陋，生存力差异极大，等等。

因此，网络未必是大字报的掘墓人。

四、为祸之迷

大字报，作为一种被当代人用来参政议政或相互攻讦的历史文化工具，在穿越历朝历代数千年的时空间，未见嚣张。历朝官史，始终对其不屑多顾，更不用说为之扬名。可见其政治地位历来不高。

以传播学观点审视，在缺乏公众传媒工具的古代，大字报以其特有的民享公示性独树一帜，尽管传播效率低下，亦可凭此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近现代以来，传媒技术和工具高度发展，以传播效率或公示效率衡量，大字报早已失去作为传播工具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古老传媒工具的大字报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当代凭借“文革”席卷神州，黄袍加身，独享“入宪”之尊！这种荒唐现象，必然隐藏着待解历史之谜。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亦是当代普世共识。有人据此立论，认为大字报有利于民众自由表达和议政，是尊重民权和国家发扬民主的可行办法，并认定此理是大字报在“文革”兴盛的根本原因。但此说与史实不符，显然不能成为破解大字报兴衰之谜的正确路径。

“文革”大潮中，因大字报而受祸者何止千万！他们中轻则伤及皮肉株害三代，重则身陷囹圄甚至丧命。值得注意的是，受难者中既有大字报的加害对象，如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有运用大字报失当得罪当局而被加害者，如以大字报反对邪恶而被处死的先贤遇罗克、张志新等。往大的方面讲，1976年在全国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民意已成为主流之时，凡以大字报表达此类民意者，几乎无一漏网地被投入大狱。由此看来，即使在吹捧大字报的那个时代，将民主与大字报捆绑起来贩卖，也实属差强人意，歪曲历史。

对广大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需求而言，如果处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保障，官民交流通畅的政治环境，传播效率极为低下的大字报，显然不会成为看好工具，迫不得已偶尔为之虽有可能，但成不了气候；如果处于不民主或反民主的逆境之中，大字报因其公示性,会使与当局唱反调的作者丧失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将被拒用;除非有理由与掌握惩治权力又另有所图的当局合流，民众使用大字报议政的理由实在难觅。所以，敢以大字报的“繁荣”来论证“文革”之民主者，必具勇猛瞎说之德，何惧旁观者汗颜。

用历史的观点看，大字报在当代中国的兴衰为祸之谜，就隐藏在主政者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差强民意的历史条件之中。

五、可供史鉴的问题菜单

大字报的“入宪”和被禁，足以说明研究其肆虐机制的重要性。古贤杜牧有言在先：“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笔者托出“肆虐机制”问题，是想借此破解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大字报这种极为原始和低效的传播工具，凭什么祸国殃民？其中包含着系列化的问题菜单。解析这些历史问题的菜单，足以形成专门学科，单打独斗无济于事，吸引更多学人的关注和介入，或许可为“后人鉴之”。

在解析历史之谜的问题菜单中，下述几个问题或许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1）文革史早已证明，大字报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也绝非自由论坛。那么是什么势力，用什么方法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面对散布在如此庞大人口中的五花八门的作者，去操控大字报的政治方向，它们是如何防止引火自焚的？

（2）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政治分化十分严重的岁月里，大字报的作者既可以是号令天下的万岁之身，也可以是不名分文的市井无赖；是什么共同利益促成他们做出趋同的议政工具选择？

（3）因大字报的兴盛而最终受益的那个政治权贵集团，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国家的一切传媒工具和资源；在此情况下，为什么或者有何必要应用极富破坏性又不易掌控的大字报运动？

（4）无论在反右斗争或者是文革动乱中，就主流而言，大字报总是与领袖迷信、群众运动、极左思潮，践踏人权，滥用暴力等恶行形至影随，浑然一体，其互动机理是什么？作为形制最为自由的传媒工具，大字报为何历来就不能在遵从科学，促进民主，维护人权，保障法治，繁荣经济，关怀民生上，做出世人期盼的良好表现？

（5）大字报的生产，其主导形态是个体户模式，偶有合伙作坊参与制作。在没有稿酬的条件下，其激励机制是什么？如何形成？历史上成名的大字报，多数系个体户生产，作者中能够由此加官进爵者，实属凤毛麟角。对亿万大字报作者而言，不仅升官无望，祈求温饱尚无制度保障，那么他们图什么？如果无利可图，波澜壮阔的大字报运动从何而来？

（6）“犯上作乱”历来是大字报的历史表现中一个相当肯定的特征。中国社会结构的等级化程度很高，“上强下弱，上尊下卑，上令下行”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性政治条件。大字报选择攻击对象，却历来遵守一个“向上择敌”潜规则，即只向等级地位比作者高或者与之相当的人发难，殊少见到上级给下级或者官员给庶民贴大字报的事例。从此意义上讲，大字报是政治生活等级化的天敌，亦是下级反仆为主或者发泄郁闷的工具。这种社会政治效能，注定会损毁国家行政机制，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无约束，足以乱政祸国。

所以，大字报发难还须遵守一项明规，即禁止对最高权力及其衍生品不敬，否则格杀勿论！这样一来，大字报的政治功能就被准确的定位于“犯上而不谋逆，致乱而不改朝。”真是十分精巧！大字报能够独获“入宪”之尊，或许这就是谜底之一。

问题在于，这些潜规则是如何生成的？世人皆知，国家对大字报的作者们，从未有过专业培训计划和制度，亦无教材和学校，更无准入控制之类的手段，从表象看，一切源自“道法自然”。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大字报的作者们去供奉、研究和执行这些潜规则？等等。

六、破解乱政之谜的尝试

大字报传奇式的政治兴衰史警示人们：“潮起潮落，云卷云纾，入宪出宪，”皆决于主政者们的意愿和判断，大体上与民主无关。必须大力推动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持续进步，确立尊重法制和人权的规则，才能镇住企图借助大字报作乱的政治幽灵，不至重新发威和肆虐。

作为古来有之的传播工具，大字报既可服务于政治，也可效力于非政治传播。大字报所独具的两大相互关联的特性是其他媒体不能胜过的，即民粹性和原始性。这是理解大字报顽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先从传播效率上看。由于没有近现代技术的含量，大字报极端的低效率，使其无力在与任何其他媒体的竞争中求生。但是正是这种原始性，反而成全了大字报傲视群雄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制作容易成本低廉，能识字断文者皆可为之。这样一来，凡是现代传媒们因故未及的领域，统统可成为大字报一展身手的天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现代传媒无力或不能提供服务的领域，实际上要比它们已经或者可以覆盖的领域宽阔得多。

再从民粹性上看。在“加封官衔”强使其成为政治工具之前，原生形态的大字报纯系民间土特产，自生自灭，自由自在，惟民是听。如今遍布大街小巷各式违规揽客的启示招帖等，亦是其变性孪生兄弟，被誉为“城市牛皮癣”，将其禁绝之难，毋须言表。现代传媒则完全不同，其运行无不受制于官府、政局、受众、法律、投资人、商业利益等等数不完的清规戒律。中外都一样，程度有别而已。这就很难为广大庶民百姓提供适时的个性化的主动式传播服务。迥然不同的是，除了挟带强制力的政治因素外，大字报几乎不为戒规所累，可以满足民众以个体或结伙方式自发产生的主动传播要求。一般而论，媒体们为民众主动式传播需求提供的有效服务越差（即各种民意表达），大字报登堂献艺的舞台就越大。

大字报的上述两个关联特性，使其具备了与群众运动相互匹配的客观基础。但是，要将有民粹特性的大字报提升为整治政敌的工具，还必须同时掌握两项操控手段：一是拥有能对民意进行煽动和强势导向的主流舆论工具；二是拥有可以挟持或庇护群众运动，同时又能纠正其偏差的强制力量。否则，即使大字报与群众运动合流，其破坏性也十分有限，势必演变成街头巷尾无休止的谩骂混战，为社会平添几处泼妇骂街的景观，仅此而已。少数治安警察足以平息之，岂有祸国之说。

当上述几项历史条件齐备后，大字报就具备了充当政治斗争枪炮的资格，其民粹性随之蜕变为自欺欺人的民主外表。此时，主政集团是否有弄枪动炮攻讦政敌的意愿和决心，亦成为决定大字报能否发挥乱政祸国作用的最后扳机。新中国历史上历次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史，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点。

不知何故，人们宁愿听凭大字报去为那些政治运动承揽乱政骂名，却不愿深究其为祸之源。悲哉！坐视冤案由此而成。
 
                                         2007年5月16日于成都

大字报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圣物和革命的新式武器。虽然早已被逐出历史舞台，但它留下的声威和谜团，仍然缭绕在人们心间。

一、兴衰简史

世间万物，皆有兴衰生死可寻，在时空坐标上表现为一道历史曲线。

新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传播工具能像大字报那样，留下反差如此辉煌的兴衰曲线。从发迹、兴盛、入宪，再跌至被法律禁止，恰似一颗划过夜空的耀眼流星，令当代人几乎“无暇自哀”，何以鉴之！

源头。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郑国，距今巳近3000年的历史。古代称大字报为“揭帖”，大致意思是供张贴公示和揭取的文件。可见大字报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大字报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又不能移植于海外，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技术原因。这是后话。

发迹。1957年5月19日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具有政治功能又有案可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堂内壁上，内容是责难校团委选拔出席共青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方式失当。制作者今已无从考证。有好事者立即跟进，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建议用大字报开展争鸣、协助整风。据查，此人为哲学系龙英华同学。当时中国正处于反右运动初期，任务是“百家争鸣，引蛇出洞”。当政者有此类政治需求，大字报的发明犹如投怀送抱，生逢其时，迅速窜红。

扩展。如果说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狂风，那么大字报恰是野火。风可助火势，火亦可长风威。反右运动一经与大字报合流，立即轰轰烈烈，蔓延全国。主政者惊喜有余，津津乐道。结果，以近百万知识分子受到无端伤害为代价，大字报确立了自己造灾害人的强大威力，被尊称为“新式武器”。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张将大字报推广到农村并作了部署。这表明，大字报已被提升为由中央主席直接掌控的战略性政治工具，而且已形成了应用性战略战术。

鼎盛。1966年毛泽东亲自写作大字报，名曰“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与其政见不和的其他中央领导，由此揭开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其后，大字报发威之处，政治失序，暴力泛滥，经济破残，民生凋零，人人自危。亿万人受到程度有别的政治迫害甚至丧命。大字报由此显示出可以乱国的神威。

入宪。1975年，多行不义的“文化大革命”已陷入即将彻底破产的危局。有人想出奇招，主张动用法律手段供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求拯救“文革”危局。也许这是自哀之师的背水一战，其悲凉之状似可坐收煽情之利。在当年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可能是情绪发酵促成通过了相关修宪决议，国人使用大字报的权利被堂而皇之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经过立法程序，大字报在政治上达到了人们想象力所能触及的顶峰。

禁用。“文革”及其权贵们失势后，大字报在宪法中的地位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由于无强人接招应战，战局的发展绝无悬念。

1980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任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 … ，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摘自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同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再次通过相关修宪决议，取消“四大”，大字报丧失了在宪法中的显赫地位，实际上沦为被法律禁止之物。

如今，大字报的形影，早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留给人们的创伤，也正在被遗忘；但是大字报的兴衰史却能长久的发人深省。因为这是解读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为何动荡不安的一个着眼点。

历史以其巨大的劫难告诫我们：轻视大字报问题还要吃亏。这里深藏着盘根错节的祸源，梳理清除它们，尚须高妙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努力。

二、责罪误区

当大字报的应用之权“入宪”时，人们敲锣打鼓热烈吹捧；当大字报被从“宪法”中驱除并予以禁止时，人们欢欣鼓舞举国同庆。大字报的兴衰和国民的随和顺从，至少表达出这样的历史信息：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工具，大字报并不被人们所看重，任其随波沉浮。

当代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蔑视大字报。其理由无外乎两类：一是从历史功效上看，大字报恶贯满盈，乏善可陈；二是从传播效率上看，它实在过于简陋低效，面目可恶，不便管理，而且有碍观瞻，还污染环境。

如此盖棺定论，作为学人，有“逐本求末”之忧。在禁止“四大”25周年之际，有人以“大字报杀人”为题发文纪念，其意虽善，但立论明显有失公允，实属避重就轻。

作为传播工具，大字报本身并不能杀人，如同机关枪和迫击炮一样，它只是可能的杀人工具；杀人的责任主体只能是操纵利用这些工具的邪恶势力或者受他们蒙骗的人。推而广之，并非大字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利用和推广了大字报。因此，在史学研究中，追究大字报的政治责任，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尽管它早已臭名昭著。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字报的产生、漫延和发威，是以社会特定政治条件为基础的。我们追究大字报为何能造成如此大的历史祸害，就应弄清当时的政治环境、邪恶势力、被操纵的民众，以及它们与大字报这种传播形式间的互动关系，方可揭示其乱政祸国的机理。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国粹鉴定

大字报乃中华国粹。此论大体上无错。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大创新，不知大字报为何就不能与四大发明并肩共颂？如果说某些传承的民族曲调或艺术方式，亦可向联合国相关机构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保护，那么大字报也应具备类似资质，甚至更胜一筹。官方厌恶，民间无语，申报没戏。其实，文化遗产的申报价值，并不取决于当局的政治评判，这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大字报之所以成为“中华国粹”，文化技术方面的因素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从技术方面看，大字报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条件才能纳入群众化大生产：即大纸（相对于书房文碟尺寸）、大字、易行和便于公示。其中写“大字”是核心技术。中国古代文化上的五大发明，为大字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文房四宝：即纸、笔（毛笔）、墨、砚加方块汉字。值得推崇的是汉字软笔书法的发明，使“大字”的书写十分优美而且容易。“大字报”由此获名，其间不无自我炫耀之意。西方人一直奉行硬笔书法，数千年固守陈规，自然难以写出大字来。他们有群众运动但不能发明大字报，可能源于这一技术障碍。当代中国人领先世界的技术不多，大字报算一件，似可引以为民族自豪。立法禁止大字报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点，留下点缺憾。

纸的发明，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同时也是支持大字报与群众运动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它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降低了大字报的生产成本，而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在郑国子产那个时代，纸尚未问世，做“揭帖”的基料，布帛的可能性最大。其成本之高，足以使大字报与群众运动无缘。即使以当代技术生产，也无力支撑“布化”大字报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高昂成本。如果偶尔为之, 仍是形影孤零的“揭帖”而已。可是，中国人偏偏就发明了纸——廉价的大字报载体。

仅举数例足以证明，大字报之所以成为中华国粹，绝非偶然。其间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渊源。而这一切与大字报发难于当代政治无关，因此不应将大字报的历史出身与其现实表现混为一谈。 勿使国粹蒙羞。

向前展望，网络世界兴起于大字报被禁之后，如今已覆盖全球。就中国而言，在因特网上传播议政帖子，接班大字报的潜力最大。但可否全面传承其社会功效，尚须观察。巳知两者间的主要区别有：

（１）网络信息的传播监控，较大字报方便；

（２）大字报传播区域小，可起定向定区扰动作用即“精确打击”，而网络传播从理论上讲无域界：

（３）网络传播的受众以网民为主，大字报的受众则宽泛得多；

（４）保障或制约网络运行的技术条件苛刻复杂，大字报的制作张贴则十分简陋，生存力差异极大，等等。

因此，网络未必是大字报的掘墓人。

四、为祸之迷

大字报，作为一种被当代人用来参政议政或相互攻讦的历史文化工具，在穿越历朝历代数千年的时空间，未见嚣张。历朝官史，始终对其不屑多顾，更不用说为之扬名。可见其政治地位历来不高。

以传播学观点审视，在缺乏公众传媒工具的古代，大字报以其特有的民享公示性独树一帜，尽管传播效率低下，亦可凭此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近现代以来，传媒技术和工具高度发展，以传播效率或公示效率衡量，大字报早已失去作为传播工具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古老传媒工具的大字报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当代凭借“文革”席卷神州，黄袍加身，独享“入宪”之尊！这种荒唐现象，必然隐藏着待解历史之谜。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亦是当代普世共识。有人据此立论，认为大字报有利于民众自由表达和议政，是尊重民权和国家发扬民主的可行办法，并认定此理是大字报在“文革”兴盛的根本原因。但此说与史实不符，显然不能成为破解大字报兴衰之谜的正确路径。

“文革”大潮中，因大字报而受祸者何止千万！他们中轻则伤及皮肉株害三代，重则身陷囹圄甚至丧命。值得注意的是，受难者中既有大字报的加害对象，如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有运用大字报失当得罪当局而被加害者，如以大字报反对邪恶而被处死的先贤遇罗克、张志新等。往大的方面讲，1976年在全国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民意已成为主流之时，凡以大字报表达此类民意者，几乎无一漏网地被投入大狱。由此看来，即使在吹捧大字报的那个时代，将民主与大字报捆绑起来贩卖，也实属差强人意，歪曲历史。

对广大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需求而言，如果处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保障，官民交流通畅的政治环境，传播效率极为低下的大字报，显然不会成为看好工具，迫不得已偶尔为之虽有可能，但成不了气候；如果处于不民主或反民主的逆境之中，大字报因其公示性,会使与当局唱反调的作者丧失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将被拒用;除非有理由与掌握惩治权力又另有所图的当局合流，民众使用大字报议政的理由实在难觅。所以，敢以大字报的“繁荣”来论证“文革”之民主者，必具勇猛瞎说之德，何惧旁观者汗颜。

用历史的观点看，大字报在当代中国的兴衰为祸之谜，就隐藏在主政者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差强民意的历史条件之中。

五、可供史鉴的问题菜单

大字报的“入宪”和被禁，足以说明研究其肆虐机制的重要性。古贤杜牧有言在先：“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笔者托出“肆虐机制”问题，是想借此破解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大字报这种极为原始和低效的传播工具，凭什么祸国殃民？其中包含着系列化的问题菜单。解析这些历史问题的菜单，足以形成专门学科，单打独斗无济于事，吸引更多学人的关注和介入，或许可为“后人鉴之”。

在解析历史之谜的问题菜单中，下述几个问题或许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1）文革史早已证明，大字报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也绝非自由论坛。那么是什么势力，用什么方法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面对散布在如此庞大人口中的五花八门的作者，去操控大字报的政治方向，它们是如何防止引火自焚的？

（2）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政治分化十分严重的岁月里，大字报的作者既可以是号令天下的万岁之身，也可以是不名分文的市井无赖；是什么共同利益促成他们做出趋同的议政工具选择？

（3）因大字报的兴盛而最终受益的那个政治权贵集团，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国家的一切传媒工具和资源；在此情况下，为什么或者有何必要应用极富破坏性又不易掌控的大字报运动？

（4）无论在反右斗争或者是文革动乱中，就主流而言，大字报总是与领袖迷信、群众运动、极左思潮，践踏人权，滥用暴力等恶行形至影随，浑然一体，其互动机理是什么？作为形制最为自由的传媒工具，大字报为何历来就不能在遵从科学，促进民主，维护人权，保障法治，繁荣经济，关怀民生上，做出世人期盼的良好表现？

（5）大字报的生产，其主导形态是个体户模式，偶有合伙作坊参与制作。在没有稿酬的条件下，其激励机制是什么？如何形成？历史上成名的大字报，多数系个体户生产，作者中能够由此加官进爵者，实属凤毛麟角。对亿万大字报作者而言，不仅升官无望，祈求温饱尚无制度保障，那么他们图什么？如果无利可图，波澜壮阔的大字报运动从何而来？

（6）“犯上作乱”历来是大字报的历史表现中一个相当肯定的特征。中国社会结构的等级化程度很高，“上强下弱，上尊下卑，上令下行”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性政治条件。大字报选择攻击对象，却历来遵守一个“向上择敌”潜规则，即只向等级地位比作者高或者与之相当的人发难，殊少见到上级给下级或者官员给庶民贴大字报的事例。从此意义上讲，大字报是政治生活等级化的天敌，亦是下级反仆为主或者发泄郁闷的工具。这种社会政治效能，注定会损毁国家行政机制，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无约束，足以乱政祸国。

所以，大字报发难还须遵守一项明规，即禁止对最高权力及其衍生品不敬，否则格杀勿论！这样一来，大字报的政治功能就被准确的定位于“犯上而不谋逆，致乱而不改朝。”真是十分精巧！大字报能够独获“入宪”之尊，或许这就是谜底之一。

问题在于，这些潜规则是如何生成的？世人皆知，国家对大字报的作者们，从未有过专业培训计划和制度，亦无教材和学校，更无准入控制之类的手段，从表象看，一切源自“道法自然”。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大字报的作者们去供奉、研究和执行这些潜规则？等等。

六、破解乱政之谜的尝试

大字报传奇式的政治兴衰史警示人们：“潮起潮落，云卷云纾，入宪出宪，”皆决于主政者们的意愿和判断，大体上与民主无关。必须大力推动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持续进步，确立尊重法制和人权的规则，才能镇住企图借助大字报作乱的政治幽灵，不至重新发威和肆虐。

作为古来有之的传播工具，大字报既可服务于政治，也可效力于非政治传播。大字报所独具的两大相互关联的特性是其他媒体不能胜过的，即民粹性和原始性。这是理解大字报顽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先从传播效率上看。由于没有近现代技术的含量，大字报极端的低效率，使其无力在与任何其他媒体的竞争中求生。但是正是这种原始性，反而成全了大字报傲视群雄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制作容易成本低廉，能识字断文者皆可为之。这样一来，凡是现代传媒们因故未及的领域，统统可成为大字报一展身手的天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现代传媒无力或不能提供服务的领域，实际上要比它们已经或者可以覆盖的领域宽阔得多。

再从民粹性上看。在“加封官衔”强使其成为政治工具之前，原生形态的大字报纯系民间土特产，自生自灭，自由自在，惟民是听。如今遍布大街小巷各式违规揽客的启示招帖等，亦是其变性孪生兄弟，被誉为“城市牛皮癣”，将其禁绝之难，毋须言表。现代传媒则完全不同，其运行无不受制于官府、政局、受众、法律、投资人、商业利益等等数不完的清规戒律。中外都一样，程度有别而已。这就很难为广大庶民百姓提供适时的个性化的主动式传播服务。迥然不同的是，除了挟带强制力的政治因素外，大字报几乎不为戒规所累，可以满足民众以个体或结伙方式自发产生的主动传播要求。一般而论，媒体们为民众主动式传播需求提供的有效服务越差（即各种民意表达），大字报登堂献艺的舞台就越大。

大字报的上述两个关联特性，使其具备了与群众运动相互匹配的客观基础。但是，要将有民粹特性的大字报提升为整治政敌的工具，还必须同时掌握两项操控手段：一是拥有能对民意进行煽动和强势导向的主流舆论工具；二是拥有可以挟持或庇护群众运动，同时又能纠正其偏差的强制力量。否则，即使大字报与群众运动合流，其破坏性也十分有限，势必演变成街头巷尾无休止的谩骂混战，为社会平添几处泼妇骂街的景观，仅此而已。少数治安警察足以平息之，岂有祸国之说。

当上述几项历史条件齐备后，大字报就具备了充当政治斗争枪炮的资格，其民粹性随之蜕变为自欺欺人的民主外表。此时，主政集团是否有弄枪动炮攻讦政敌的意愿和决心，亦成为决定大字报能否发挥乱政祸国作用的最后扳机。新中国历史上历次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史，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点。

不知何故，人们宁愿听凭大字报去为那些政治运动承揽乱政骂名，却不愿深究其为祸之源。悲哉！坐视冤案由此而成。
 
                                         2007年5月1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