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祭孔开始，经过若干年的文化预热，中国的公祭运动，在2007年度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仅在上半年的短短6个月里，陕西黄陵与河南周口，就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抚摸了舜帝。传说中的帝王亡灵被唤醒了，散发出陈旧而迷人的香气。此外，仓颉、孔子、孟子、柳下惠、伍子胥、诸葛亮和徐霞客等文化英雄，也受到了热烈的追穰。

大规模的行政公祭，不仅动员了民族国家的神话谱系，也点燃视觉造型的冲动，并导致新一轮文化偶像塑造的浪潮。在公祭和造像之间，出现了密切的空间互动。2006年，所谓的“孔子标准像”被刻意制订，开了视觉垄断的先河；2007年，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起来，而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它们是偶像重塑的最新范例，尽管最终都因破坏生态或耗资巨大而被叫停，但却从长度与高度上，全面展示了官员与乡绅的雄才大略。此外，圣坛、寺庙、广场之类的祭祀性建筑，也在紧锣密鼓的营造之中。地方诸侯的“文化激情”，照亮了那些黄昏的偶像。

在狂乱无序的磕头运动中，民族神和文化先知，被轮番送上豪华的祭台，接受地方百官的大礼。而主办者的真正用意，却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指望藉此驱动旅游经济、招纳海外投资和炫示行政业绩。这是经济与政治的亲密联盟，而文化虽然被打扮得楚楚动人，却永远只是一个受利用和奴役的婢妾。

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卷入了这场公祭的狂欢，是因为它们企图藉此改变“贫困”的现实。公祭成为一种文化赌博，用行政拨款来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地方官员成为慷慨的政治赌徒，由于投资失败跟乌纱帽之间没有逻辑关联，这种赌博对官员的政治前途是零风险的，而唯一受连累的只能是当地纳税人和中央财政，因为他们才是最终的埋单者。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反而由于耗资巨大，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

这种财政的分配、使用和监察制度的严重缺陷，从某个侧面滋养了病态的权力美学。这种权力美学是目前支配中国地方行政的潜规则。它企图向世人证明，被财富养肥的行政权力，能够创造一切经济-文化奇迹，但这同时也暴露了权力美学的弊端——奢靡铺张、挥霍无度，好大喜功、过度炫耀历史身份和财政实力。民脂民膏被涂抹在个人“政绩”的顶戴上，令其散发出华丽眩目的光泽。

返观中国历史，公祭（官祭或民祭）就是在公开场合所从事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受祭者除了“上帝”，还有部落的宗亲祖先，他们是传说中最高的父亲（母亲），也是天神在大地上的代表（儿女），拥有强大的神性，足以庇佑自己的后裔。祭祀的目标就是祈求祖先（神明）的赐福，寻求降雨、丰收以及击败敌人的完满结局。这是猎人和农耕时代的信念，它的威严面容，慰抚了那些仓皇四散的子民。

然而，任何公祭都是建立在大规模民间私祭的基础上的。私祭（家祭或族祭）向公祭提供文化偶像、核心价值和宗法逻辑，而公祭则拓展了私祭的权力空间，把私祭对象提升到国家主义的高度。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乡绅集团和宗法社会被彻底消灭，以宗族为核心的祖先崇拜遭到打压，以族谱为血缘依据的私祭大多退出历史，祖先崇拜的民间根基日益腐烂，而举行公祭的法理依据也已荡然无存。

越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为推进区域经济，地方官员在尚未修复民间私祭的前提下，抢先公祭民族神的亡灵，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历史性反讽。此举未能复兴优秀的文化传统，反而制造出双重的逻辑错乱。主祭者首先要面对意识形态的错乱，因为它无法斡旋官员政治信仰跟祖先崇拜之间的价值冲突；同时，由于缺乏内在的祖先信仰，以及丧失了民间宗法体系的逻辑支撑，公祭只能沦为空洞的政治表演。尽管那些祭典刻意模仿传统礼仪的样式，兼具奏乐、击鼓、鸣钟（炮）、焚香、献牲、进酒、诵文，唱歌、乐舞、行礼、谒陵等各种繁缛细节，却无法唤醒祖先神的灵魂。

在丢失了私祭的宗亲价值之后，公祭只能被引向可笑的结局，以致在云南楚雄，一头170万年前的元谋猿猴，被盲目的官员奉成了自己的祖神。但人们却对这则荒谬的消息无动于衷。因为这完全符合当下流行的权力逻辑。

毫无疑问，华夏农业文明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低幼状态的宗法神学，它长期停栖在“祖先神”崇拜的层面上，指望从那里获取信仰的能源。导致这种格局的主因，在于儒家出手阻止了亚细亚神学向一神教的进化，强迫它终止在“国—家”人伦圈套里，以便维系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的最高威权。它的“人—神”关系完全由“人—人”关系所替换，以迎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伦理。“祖先神”的这种原始特性，就是中国宗法神学的本质。

出现在转型时期的公祭运动，企图以祖先神替代原先的意识形态信仰，但无论其如何改换受祭者的姓氏，它们都是属于帝王而非平民百姓。这与其说是在寻求市场与意识形态的暧昧交媾，不如说是在重申旧帝国的政治威权。公祭改变了磕头的对象，把它从现实权力转向历史神话，却没有改变精神奴役的本质。公祭，就是公然复辟旧的磕头政治，把那些腐朽的王权国家主义，强加给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民众。

民族神的存在，有助于轻易地实现身份认同，例如，将自己辨认为“炎黄子孙”，能够帮助汉人确定自身的种族血统。这种从近代创伤记忆中生长起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满足了文化自恋的需求。但祖先崇拜无法为中国文明的信仰体系提供出路，恰恰相反，它只能为日益萎缩的日常信仰制造价值假象，维系着倾轧和内讧的基本格局。

在海外唐人街，只要面对实际利益冲突和竞争，民族价值就迅速归零，化为一堆无力的泡沫。中国神学始终没有走出儿童期的状态，也就是停留在磕头型人格的状态。中国人的人格分裂在于，当他下跪的时候，他是温顺的羊羔；而他一旦狂奔起来，却变成了吞噬同胞的饿狼。一方面高度地民族认同，一方面严重地窝里斗，这种古怪荒谬的景象，勾勒出“华夏精神”的可疑轮廓。

在公祭民族神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汉主义的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复杂和互渗的价值体系，指涉了三种重要的价值元素，它们跟磕头政治密切相连，却与我们个人的精神事务毫无干系。它不能确立以个人为本的基本信念，并且转移了世人对独立、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教养等核心价值的视线，在一个权力美学甚嚣尘上的时代，后者才是我们今天最紧迫的使命。大规模磕头无助于上述核心价值的修复，而只能加剧它们的危机状态。

公祭的仅有意义，是为地域（行业）文化复活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是国家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地区身份认同，这两者混合起来，散发出令人迷惑的混乱气息，却预示着某种局域文明觉醒的趋势。无锡公祭地方始祖泰伯，以及景德镇公祭“瓷业三圣”，白酒行业公祭杜康，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饱经长期的文化集权之后，地域（乡里）和行业文明大多已经湮灭，却在狂乱的磕头声里重新浮出水面。历史记忆开始运转，修复着残缺不全的地方志与行业志，由此打开了重建华夏文明多元化格局的道路。在遍及整个中国的公祭狂潮中，这是唯一值得鼓掌的事变。

（《中国新闻周刊》本月专栏节选了该文的一部分）

从最初的祭孔开始，经过若干年的文化预热，中国的公祭运动，在2007年度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仅在上半年的短短6个月里，陕西黄陵与河南周口，就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抚摸了舜帝。传说中的帝王亡灵被唤醒了，散发出陈旧而迷人的香气。此外，仓颉、孔子、孟子、柳下惠、伍子胥、诸葛亮和徐霞客等文化英雄，也受到了热烈的追穰。

大规模的行政公祭，不仅动员了民族国家的神话谱系，也点燃视觉造型的冲动，并导致新一轮文化偶像塑造的浪潮。在公祭和造像之间，出现了密切的空间互动。2006年，所谓的“孔子标准像”被刻意制订，开了视觉垄断的先河；2007年，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起来，而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它们是偶像重塑的最新范例，尽管最终都因破坏生态或耗资巨大而被叫停，但却从长度与高度上，全面展示了官员与乡绅的雄才大略。此外，圣坛、寺庙、广场之类的祭祀性建筑，也在紧锣密鼓的营造之中。地方诸侯的“文化激情”，照亮了那些黄昏的偶像。

在狂乱无序的磕头运动中，民族神和文化先知，被轮番送上豪华的祭台，接受地方百官的大礼。而主办者的真正用意，却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指望藉此驱动旅游经济、招纳海外投资和炫示行政业绩。这是经济与政治的亲密联盟，而文化虽然被打扮得楚楚动人，却永远只是一个受利用和奴役的婢妾。

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卷入了这场公祭的狂欢，是因为它们企图藉此改变“贫困”的现实。公祭成为一种文化赌博，用行政拨款来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地方官员成为慷慨的政治赌徒，由于投资失败跟乌纱帽之间没有逻辑关联，这种赌博对官员的政治前途是零风险的，而唯一受连累的只能是当地纳税人和中央财政，因为他们才是最终的埋单者。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反而由于耗资巨大，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

这种财政的分配、使用和监察制度的严重缺陷，从某个侧面滋养了病态的权力美学。这种权力美学是目前支配中国地方行政的潜规则。它企图向世人证明，被财富养肥的行政权力，能够创造一切经济-文化奇迹，但这同时也暴露了权力美学的弊端——奢靡铺张、挥霍无度，好大喜功、过度炫耀历史身份和财政实力。民脂民膏被涂抹在个人“政绩”的顶戴上，令其散发出华丽眩目的光泽。

返观中国历史，公祭（官祭或民祭）就是在公开场合所从事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受祭者除了“上帝”，还有部落的宗亲祖先，他们是传说中最高的父亲（母亲），也是天神在大地上的代表（儿女），拥有强大的神性，足以庇佑自己的后裔。祭祀的目标就是祈求祖先（神明）的赐福，寻求降雨、丰收以及击败敌人的完满结局。这是猎人和农耕时代的信念，它的威严面容，慰抚了那些仓皇四散的子民。

然而，任何公祭都是建立在大规模民间私祭的基础上的。私祭（家祭或族祭）向公祭提供文化偶像、核心价值和宗法逻辑，而公祭则拓展了私祭的权力空间，把私祭对象提升到国家主义的高度。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乡绅集团和宗法社会被彻底消灭，以宗族为核心的祖先崇拜遭到打压，以族谱为血缘依据的私祭大多退出历史，祖先崇拜的民间根基日益腐烂，而举行公祭的法理依据也已荡然无存。

越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为推进区域经济，地方官员在尚未修复民间私祭的前提下，抢先公祭民族神的亡灵，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历史性反讽。此举未能复兴优秀的文化传统，反而制造出双重的逻辑错乱。主祭者首先要面对意识形态的错乱，因为它无法斡旋官员政治信仰跟祖先崇拜之间的价值冲突；同时，由于缺乏内在的祖先信仰，以及丧失了民间宗法体系的逻辑支撑，公祭只能沦为空洞的政治表演。尽管那些祭典刻意模仿传统礼仪的样式，兼具奏乐、击鼓、鸣钟（炮）、焚香、献牲、进酒、诵文，唱歌、乐舞、行礼、谒陵等各种繁缛细节，却无法唤醒祖先神的灵魂。

在丢失了私祭的宗亲价值之后，公祭只能被引向可笑的结局，以致在云南楚雄，一头170万年前的元谋猿猴，被盲目的官员奉成了自己的祖神。但人们却对这则荒谬的消息无动于衷。因为这完全符合当下流行的权力逻辑。

毫无疑问，华夏农业文明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低幼状态的宗法神学，它长期停栖在“祖先神”崇拜的层面上，指望从那里获取信仰的能源。导致这种格局的主因，在于儒家出手阻止了亚细亚神学向一神教的进化，强迫它终止在“国—家”人伦圈套里，以便维系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的最高威权。它的“人—神”关系完全由“人—人”关系所替换，以迎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伦理。“祖先神”的这种原始特性，就是中国宗法神学的本质。

出现在转型时期的公祭运动，企图以祖先神替代原先的意识形态信仰，但无论其如何改换受祭者的姓氏，它们都是属于帝王而非平民百姓。这与其说是在寻求市场与意识形态的暧昧交媾，不如说是在重申旧帝国的政治威权。公祭改变了磕头的对象，把它从现实权力转向历史神话，却没有改变精神奴役的本质。公祭，就是公然复辟旧的磕头政治，把那些腐朽的王权国家主义，强加给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民众。

民族神的存在，有助于轻易地实现身份认同，例如，将自己辨认为“炎黄子孙”，能够帮助汉人确定自身的种族血统。这种从近代创伤记忆中生长起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满足了文化自恋的需求。但祖先崇拜无法为中国文明的信仰体系提供出路，恰恰相反，它只能为日益萎缩的日常信仰制造价值假象，维系着倾轧和内讧的基本格局。

在海外唐人街，只要面对实际利益冲突和竞争，民族价值就迅速归零，化为一堆无力的泡沫。中国神学始终没有走出儿童期的状态，也就是停留在磕头型人格的状态。中国人的人格分裂在于，当他下跪的时候，他是温顺的羊羔；而他一旦狂奔起来，却变成了吞噬同胞的饿狼。一方面高度地民族认同，一方面严重地窝里斗，这种古怪荒谬的景象，勾勒出“华夏精神”的可疑轮廓。

在公祭民族神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汉主义的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复杂和互渗的价值体系，指涉了三种重要的价值元素，它们跟磕头政治密切相连，却与我们个人的精神事务毫无干系。它不能确立以个人为本的基本信念，并且转移了世人对独立、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教养等核心价值的视线，在一个权力美学甚嚣尘上的时代，后者才是我们今天最紧迫的使命。大规模磕头无助于上述核心价值的修复，而只能加剧它们的危机状态。

公祭的仅有意义，是为地域（行业）文化复活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是国家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地区身份认同，这两者混合起来，散发出令人迷惑的混乱气息，却预示着某种局域文明觉醒的趋势。无锡公祭地方始祖泰伯，以及景德镇公祭“瓷业三圣”，白酒行业公祭杜康，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饱经长期的文化集权之后，地域（乡里）和行业文明大多已经湮灭，却在狂乱的磕头声里重新浮出水面。历史记忆开始运转，修复着残缺不全的地方志与行业志，由此打开了重建华夏文明多元化格局的道路。在遍及整个中国的公祭狂潮中，这是唯一值得鼓掌的事变。

（《中国新闻周刊》本月专栏节选了该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