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查处黑砖窑奴工事件又有新进展。昨日，山西省纪委和监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涉事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查办情况，临汾和运城两市共8个县的95名党员干部领受党纪政纪处分。这是继洪洞县曹生村砖窑主被起诉后，地方行政高层宣示彻查决心，在基层官员的层面上展开的最新整肃活动。此外，山西还将责成上述两市的市委市政府以及市级相关部门作出检讨，以回应受查处官员级别偏低的质疑。
想当初，山西奴工事件甫一揭露，即招致漫天愤怒，举国为之震动。在由媒体主导的事件呈现阶段，它的产生缘由被赋予了各种角度的解读，如人性的沉沦、基层政权黑恶化、底层经济的利益链条等。与此同时，舆论也从国家要捍卫文明底线、政府治理需肃清贪腐、铁腕治罪整顿吏治等方面提出消弭罪恶的建议。但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进入舆论吁求惩凶的阶段，行政程序被迫启动并接管事态主题的变化，上述各方面的宏大议论就被逐渐收缩在特定的范围，沸腾的民怨被框定在个别案件上。
现如今，在近百基层官员受到惩戒的情况下，因循现实政治的惯例，山西奴工事件已被完全调整在官僚制的可控架构下。依照悲观主义者的理解，这一事件已经步入尾声，受惩官员则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终结的祭品。当然，相较于无数的舆论声讨，眼下的格局略显轻浮，但在国法与党政律令看似都被援引的情况下，异见者即便残存愤怒也无从置评。其实这也是吊诡的现象，在汹涌的民愤描述及想象中，奴工事件无疑触犯了，但在可申请的追惩上，责任被追究到何种地步才算恰当竟无明确的标准。
这就是民众要接受的关于惩治凶顽、化解黑暗罪恶的答卷。在民众看来，它确实是不够完美的，但还有更好的答卷吗？山西在公布近百官员受惩处消息的同时，纪委还认为奴工事件背后暂时未发现存在贪腐问题。这个结论包含着谨慎的用词和权术的技巧。它能够成立是有前提的，亦即事态本身已将社会力量的介入成功排除在外，包括寻子父母团以及媒体等舆论的主体不再能对事件进程施加影响。在这种判断之下，检察机关等司法程序将继续处在静止状态，社会监管的动力来源进一步被规定在原地踏步。官僚制度的自我整顿系统再次循例启用，尽管它很难说服民众信服其效能。
这是政治生态的一个侧面，山西奴工事件只是此种政治生态的投影，或者说是一次小小的事故。媒体可以做的已经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了极限，因此不该受到过分的指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软弱无力的社会不可能造成强大的媒体，反之亦然。在政府、社会与媒体的互动中，理想的博弈局面远未形成。在更多的时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失衡的。行政系统将媒体习惯性地作为附属品加以管理，如此的情势很少能产生基于平等协商的妥协与合作。如此，社会的无力感也就始终无法消除，并且随着行政体系的习惯性扩张陷于更逼仄的境地，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无力感。
在官场内部，山西奴工惨剧的起因被归结为基层官员的“麻木不仁”。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等于说官僚系统的自我纠错机制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失灵了。本次官员被问责的数量之多之苛严还被看作是山西历史上少有的现象。但恰恰是这种罕见的、大规模的追责显示了政治自我净化功能的长期失效。在此种治理模式触底时，社会借助公众舆论向它传导了警讯。令人困惑的是，原本从社会和国家层面退缩的政治生态，在领教了类似奴工事件的刺激后，并不准备向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力量开放，它接管了事件的主导权，然后径直将其纳入业已生锈的净化装置。
无论怎样，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注定要被历史封存，成为社会、媒体及执政者各自表述的经典章节。其中，前两者以无力者的奋勇，揭示了自由、人权、正义等普遍的选择曾被践踏的事实，以及它们被官僚制敷衍的过往。所谓以史为鉴，而历史就在我们希望立足的地方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