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2007年2月，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在《炎黄春秋》发表，标志“救党派”在中国思想界的登场。谢韬在该文尾处由衷地写道：“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指《千秋功罪毛泽东》），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些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可见，谢韬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救党”之胸意。
谢文倡导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谢文力推党内民主，以“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由党的领导体制民主化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继谢韬之后，辛子陵成为“救党派”的代表，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救党三策》，《“腐败黑数”知多少？》，《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形势与前途》等，还有他的重要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这些著述，赢得了中共内老革命、老同志的一片好评。在《救党三策》（2010年春节上海的讲话）的开场白中就声明：“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讲话的立场。我揭露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在讲话的最后部分，提出了“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的重大问题。他说：“赵紫阳曾提出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但辛子陵强调：“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原来组建新党也是中共一家的专利，非中共的中国公民永远无权组建政党。这是辛子陵设计的宪政民主的硬伤。
2011年4月，辛子陵遭当局严厉封闭，喝令不许著文，不许演讲，不许参加集会，不许离京，只能在家写检查。辛子陵连续写了四篇自我检查，为自己申辩。对于一个被专政者来说，我们知道，一切申辩一概无用。辛子陵在严厉封闭的情况下仍以善良之心揣度这个党的好意。他依附于党，谨守党规党法。在检查中，他表示：“我将继续恪守救党派的立场，不利于党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事不作，在当前特别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大局。”还郑重保证：“如果党认为我多嘴了，我以后可以不说不写。”辛子陵此番言论，标志救党派在历史舞台上短暂露面后的无奈谢幕，也宣告救党派抱负的破产。辛子陵爱党，但这个党不要你爱，辛子陵救党，但这个党拒绝你救。救党不但无功，反而有罪，要“立案审查”你了。如此而已。
“救党派”的破产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救党派的所谓“救党”，是保障中共永续执政前提下来克服政治腐败，推进宪政民主，以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共统治。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与空想。因为，仅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救党派的思维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悖论。救党派承认，由于中共的专制与腐败，其统治已四面楚歌，岌岌可危。救党派由此提出救党之策，一是实行党内民主，改变党的专制特性；二是遏制党的腐化堕落，由腐败党转变为清廉党，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但是，救党派应当明白，中共的专制与腐败，都是一党专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一党专政决定这一政权是专制的，而专制的权力又必然是腐败的。要求在一党专政下开出民主之花，结出廉政之果，有这个可能吗？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这一名言至今已为许多国人所熟知。任何权力在它演变为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绝对权力”时，其内在的“趋向腐败”则演变为绝对的无可避免的腐败。权力趋向腐败的共性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这被中共的执政史再一次得到有力的证明。美国总统小布什对官员权力的约束以防止行为的不轨有精到的体悟，在他任上时的2002年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讲演。”这番言论对于未经过民主化改造的国家领导人，是难以接受的。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重返政坛之后一再宣称：决不搞西方国家的三权鼎力那一套。他誓言排斥权力制约，等于说我们必须专制，我们必然腐败。事实就是如此。救党派要捍卫中共一党之执政地位，又要求这个党民主、清廉，如同鲁迅所说的，似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离开地球那么可笑。请问，一个党垄断着庞大的国家权力，严禁别的党派、各界社会力量（包括“救党派”的“编外参谋”）的参与与监督，中共本身和它统治下的整个国家如何转身民主？请问，一个党和它的官僚队伍垄断着国家的财富、资源、市场和经济命脉，面对民怨沸腾的百姓，对国民财富照样任意支配、任意侵占、任意挥霍，怎么可能遏制执政党的腐化堕落，使之改恶从善？救党派虽痛斥中共官僚之腐败，揭露官场的黑暗，苦口婆心地劝诫中共当局要勤政为民，改善民主，不可与民争利，但这些呼吁在一党专政的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最后反落得禁声的结局。这有力证明，救党派的努力不过是与虎谋皮，与狼共歺。
第二，救党派主张引进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加以实行。这又开错了药方。不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觉得，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现行的专制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呢！须知，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在推行其民主社会主义计划之前，这些国家早已是老资格的民主国家了，在那里，多党制确保各党平等竞争，通过大选获胜者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正是凭借这一制度，才可能上台执政，推行社会主义计划。可是咱们中国呢，国家权力为中共一家所独占独享。当社会中萌动着新的政党，中共的专政机器闪刻间予以严厉打击，立即抓捕为首者，指控其“颠覆国家政权”，判以重刑。即使那种设计民主宪政的蓝图，以改变现行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亦不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伺候之（如刘晓波）。西方式的多党制在中国被死死堵塞，中共严防死守，设下最威严的防线。其次，社会民主党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以私有制与自由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可是在中国，官僚经济，国有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那些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电讯、金融、铁路、航空、烟草等，无不被国企垄断经营，通吃超额的垄断利润。在中国，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自由发展壁垒重重，直到2008年还出现“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几千户权贵家族，根本谈不上国民财富的公正分配与合理共享。在中国，天是权贵们的天，地是权贵们的地。整个大中国是他们的乐园，还有国外的一个个世外桃源，他们怎么会愿意改变这种现状呢！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表述的“五不搞”的誓言正是权贵们的心声——“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力’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共当局执意不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救党派推销民主社会主义岂非缘木求鱼。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一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思维定势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代名词。谁打马克思的牌谁就拥有话语优势，就拥有真理权，就可以把众人镇住。毛泽东搞党内斗争，耍弄的就是这个法宝。只要将被整的一方打成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对方便有口难辩，只得认输挨批。救党派为了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了证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便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怎么着？难道就一定得信，一定得遵旨？如果我们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仍将之神化或迷信，那么，我们的民族还将被忽悠。我们民族的吃苦与受难，在20世纪下半叶的毛时代之所以走了大弯路，闹了大折腾，受尽挫折，在理论指导上就是因为听命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重要论断：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呀，什么“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呀，什么“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呀。当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中国才逐步走上正道。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误国主义。我们应当告别马克思主义。宪法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文字应当予以删除。
另一个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在1875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就是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来说，他的正统思想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实现财产共有、国家计划生产与分配的社会主义那一套。就恩格斯而言，在马克思死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与之斗争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新意见在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作了较有代表性的引证），但这些意见还不能证明恩格斯已经背离马克思的正统，最多只能说为通向民主社会主义打开了一个缺口。
为了说明19世纪90年代的恩格斯已经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辛子陵引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的一段文字：“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动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见《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6页）辛子陵说，恩格斯的这93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辛子陵就此认为，“没有读过或没有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的讲话）笔者不得不指出，辛子陵在这里误解了恩格斯。恩格斯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对着干。如果我们找到恩格斯这篇《序言》的原文，就会知道，紧接着那93个字还有一句话：“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加上这句话加以体会，就更清楚的看出恩格斯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基本思想，没有否定共产主义，没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要特别引起注意的。因为自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发表以来，在不少年长的理论工作者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他们50-70年代的理论主张。
第二国际以及之后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大有别于马恩所创立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搞无产阶级专政，不剥夺资本，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取缔自由市场，不搞计划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秘密在于，它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民主制）和经济基础（私人经济）的基础上，渗入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保留资本主义文明成就又创造了新的文明成就。它的原创性，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确实不多，但它给工人劳动群众也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了福音。它因此在西欧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在这些国家生根、开花、结果，并影响着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因此，马克思主义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恐怖和灾难。
实行民主，保障人权，是人性之所需。正如有深邃学养的理论家冯兰瑞先生所说，中国要走和平的民主宪政之路，“没有必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理论依据”。意味深长的是，救党派维护中共一党专政，没有被自由民主派所批判、所否定，却被一党专政的专政工具所禁闭，只轻轻一击，就被打碎了！这说明，只有超越一党专政，搬掉一党专政这座大山，中国才会走上宽阔的民主大道。这就是历史对救党派的回音。
2011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