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暴力和谎言是极权政治的两块基石，特务统治则将二者的功用发挥到极致：通过为所欲为的逮捕、酷刑和株连行为，迫使受害人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继而借口这些“罪行”将更多的“同案犯”逮捕，于是，一轮又一轮的迫害便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整个社会陷入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全体社会成员噤声，最高统治者终于掌握了不受挑战的权力。

此前，从来没人建立起斯大林治下那么强大的特务王国，也甚少统治者曾赋予特务如此巨大的特权，而且这一特务王国只服从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在托洛斯基被迫离开军事委员会之后，“契卡”终于摆脱了一切约束，而只听命于斯大林个人了——对当时的“契卡”首脑缅任斯基来说，服从革命的需要与服从领袖的个人需要，本来就是一回事。

许多当代中国人对缅任斯基的了解是从一则小故事开始的，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回忆缅任斯基到火车站迎接列宁的情形：

“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的注意力显然全部放在了列宁身上，“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这时候，在所罗门眼中，缅任斯基只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为革命、或者说革命领袖而甘愿赔上老命的小人物，他肯定想象不出二十年后的缅任斯基会成为一个杀人魔王。

一般而言，说起列宁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捷尔任斯基，说起斯大林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贝利亚，在克格勃历史上，缅任斯基是不怎么显眼的领导人，虽然他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缅任斯基不太显眼的原因部分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斯大林的清洗还没进入最疯狂的状态。另外，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也有些与众不同，从个人性格上看，甚至不是一个特务头子的理想人选。他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缅任斯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曾任律师，在早期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生涯中，与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这些人不同，他总是想方设法尊重法律，不象其他人那样无法无天。也许，这一点正是他不受列宁等革命领袖赏识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列宁不仅在政治上不重视缅任斯基，生活上也不在意他，格•亚•所罗门回忆说：“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曾有几次我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作为一个资深革命家，缅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中先后担任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不太起眼的职务，直到1919年秋天，捷尔任斯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并在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继任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

仅就个性而言，缅任斯基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好人”，但是，对于革命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却又使他超出了自己的个性局限。有人认为，缅任斯基只会任劳任怨地为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在列宁去世后则是斯大林），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缅任斯基不仅顺从领袖，也关心自己的同志，这一点似乎与他相对平庸的个性有关，在革命事业中，除了任劳任怨地做事，他没有太多过人的闪光点，“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不过，仅仅用性格平庸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动机。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一切行为首先是来自对革命的忠诚，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进入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后的性格“突变”。

和捷尔任斯基一样，缅任斯基同样有过坐沙皇监狱的历史，这种阶下囚的生活经历可能比主义和理论更有效地培育一个人对革命的忠诚，并使之在革命竟然真地能够成功以后，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革命成果。他们都曾有过理想主义的过去，理想主义色彩多少保留在1918年2月18日“契卡”负责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但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遵守这个决议，来自“敌对分子”的威胁使他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

作为缅任斯基的前任，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认为：“‘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在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看来，“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而不是警察，更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终生呆在战场上，而战争的基本要求就是杀死敌人，保护自己。

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杀死敌人，哪怕误杀也在所不惜。误杀和错杀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避免的。缅任斯基代替捷尔任斯基担任“契卡”最高领导之后，并没有把他温和、谦逊、彬彬有礼的个性带入“契卡”的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格帕乌”总局决议“把富农作为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完全超出法律约束的“过火”行为，在1930-1931两年间，将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而在“工业党”系列案件中，缅任斯基则直接配合斯大林制造冤案，借助于“格帕乌”线人的栽赃陷害，缅任斯基为斯大林收集打击政治对手的所谓证据，并通过被告们交代的“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计划，为斯大林解脱了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这时候，缅任斯基的革命热情堕落为充当斯大林充鹰犬的动力，而在斯大林尚未担任总书记之前，缅任斯基则提醒过更有实力的托洛斯基留意斯大林的阴谋：

“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对列宁。’”

应该说，缅任斯基的“党性”是很强的，除了顺从唯一的领袖列宁，同时也在维护党内的团结与公道。不过，当他意识到托洛斯基不具备“人主”潜质的时候，便迅速投靠斯大林（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使我想起中共党内的不倒翁许世友），而斯大林比列宁更加重用他，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平庸，没有斯大林的提拔，他坐不上“契卡”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在缅任斯基管理“契卡”的8年间，他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为后来的克格勃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缅任斯基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更注意将国家安全机关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缅任斯基任职期间，“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缅任斯基无限忠诚于斯大林，他明白为党服务就是为党的总书记服务的道理。

如今，提及克格勃臭名昭著的历史，人们往往想起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乃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克留奇科夫，这些被专制君王或民主革命剥夺了权力乃至死于非命的著名鹰犬，无论在苏联还是世界的其它地方都已是声名狼籍，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却因寿终正寝并将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从而获得了相当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革命家而不是杀人魔王，这一点，部分与他们任内的苏共最高领导尚未对党内“战友”展开大规模清洗有关，也就是说，死在他们手里的，主要是各种无产阶级的老对手。

但是，没有捷尔任斯基的廉洁、热情、无私的奉献，没有缅任斯基忠心耿耿的任劳任怨，就不会有斯大林的庞大特务王国，在建立苏联特务机构的过程中，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都不曾克制自己对阶级敌人的报复欲望，都在极力扩大特务机关的权力，无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缅任斯基，都不是思想型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现为一种行动的决心与韧性，这一点，即使更具人格魅力的捷尔任斯基也未能从列宁那里得到满意的评价，“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 政治上，捷尔任斯基确实不太走运。他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设立政治局的做法却是因他的建议而起的），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也许，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使用，与斯大林对缅任斯基的使用恰恰体现了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热情、无私、疯狂工作却又没有独立的思想，这不正是一个担负为革命而杀人的组织的最佳领导人人选吗？手握大权又不被允许进入党内的最高领导层，这表明列宁和斯大林在利用特务的同时，也在防范特务头子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其手下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他就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意作孽去大搞镇压，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于是，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 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这说明即使是在当时，“契卡”内部对敌对分子的“镇压力度”也有分歧。可惜的是，疯狂的捷尔任斯基已经习惯于寻找隐藏的敌人，并让仇恨战胜了理性（如果说在他那种人的头脑中还有理性的话）：“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对于捷尔任斯基时代“契卡”们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苏共党员集体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

捷尔任斯基的传统被缅任斯基完全继承下来（作为最主要助手，缅任斯基参与了捷尔任斯基的大部分工作），而且，缅任斯基以特有的忠顺，将“契卡”变成了斯大林的私人打手，如果说捷尔任还曾有勇气表达与列宁的意见分歧，那么，缅任斯基连这点勇气都不具备。“老好人”的角色历来少有对抗上级的先例，他真正地让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但其工作热情之高，并不亚于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但缅任斯基毕竟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如果说近乎偏执的“苦行僧”捷尔任斯基对敌对分子大开杀戒尚且容易被理解，那么，性情温和、平庸并且曾经做过律师的缅任斯基，其坐牢时间远没有捷尔任斯基漫长，对敌的切身仇恨应不会太深，为什么对于大规模的杀人，表现得同样积极而无异议？尤其是，当斯大林的矛头开始对准党内对手时，缅任斯基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配合？

当我们说到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我们应该切记，那并不只是列宁、斯大林之过，协助建立恐怖体制的人，是同样有罪的，没有他们的疯狂与卑鄙，专制统治的基础绝不会如此牢固。曾经深受共产主义运动之害的前苏联地区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似乎远远不够，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5年底做的一项名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54.5%的俄罗斯成年人对列宁持正面评价，名列榜首，捷尔任斯基紧随其后，约有46%的受访者对他怀有好感。而缅任斯基由于其平庸的性格和平庸的领袖地位，摆脱了历史评价的纠缠。事实上，如果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多活上一些年头，仅在斯大林时期，他们就会被“批倒批臭”，捷尔任斯基的波兰人身份以及同情托洛斯基的态度，决定了他一定会被清洗，而身为“契卡”首脑，他甚至无法得到托洛斯基那样的流亡待遇，枪毙或死在牢中，是他唯一的结局；缅任斯基的下场也未必会好到哪里，缅任斯基之后的亚戈达、叶若夫，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残暴，但这些“契卡”首脑的命运，并不因其忠诚于领袖而获善终，革命绞肉机绞入的绝不仅仅是敌对分子的血肉。曾经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晚年对毛泽东的极权统治深有反思，并认识到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是在1961年，当一贯左倾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建议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宣布宣布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陆定一却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使已经接受周恩来意见的毛泽东最终改变了主意，可是，不久以后，陆定一竟也身陷囹圄。我不禁设想，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乃至于亚戈达、叶若夫活到今天，他们又会如何反思苏共及其本人的历史？

应该看到，为了革命的浪漫狂想，而放弃使用暴力防卫的底限，并且在谎言面前闭上眼睛，甚至为了维护领袖的尊严和权力稳固而参与谎言的制造，这些革命家的人品本来就是成问题的。暴力与谎言无疑是违背人性的，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之下，它们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违背人性的政治必然是违背常识与基本逻辑的，苏联统治下的民众为这种违背人性的政治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能够多活些年头的话，他们将和亚戈达、叶若夫一样明白什么叫作害人害己。

在理想和事业面前保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底限，遵守人性的基本常识，这才是一个政治家赢得历史尊重之道。否则，越卖力地工作，对于社会的危害就会越大，最终沦为罪恶暴君的帮凶，成为忙忙碌碌的“另一个人的影子”。这种影子式人物在中国实在并不少见，运气好的话，一次触及自身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清灯孤影地回顾自己的过去，空留余恨，另一些人则被政治斗争的绞肉机绞杀，连一次反思的机会都没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个人悲剧，对手握大权的官员来说，除了保持做人的道德底限，了解专制政治的内部斗争史是明智的选择。任何为专制政治而忙碌的行为最终都可能伤及自身，没有法治的保障，无论以“阶级斗争”为名也好，以“反腐”为名也好，政治斗争总在继续，那些倒在专制政治绞肉机前的政治人物都不过是可怜的牺牲品罢了。

如果说暴力和谎言是极权政治的两块基石，特务统治则将二者的功用发挥到极致：通过为所欲为的逮捕、酷刑和株连行为，迫使受害人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继而借口这些“罪行”将更多的“同案犯”逮捕，于是，一轮又一轮的迫害便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整个社会陷入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全体社会成员噤声，最高统治者终于掌握了不受挑战的权力。

此前，从来没人建立起斯大林治下那么强大的特务王国，也甚少统治者曾赋予特务如此巨大的特权，而且这一特务王国只服从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在托洛斯基被迫离开军事委员会之后，“契卡”终于摆脱了一切约束，而只听命于斯大林个人了——对当时的“契卡”首脑缅任斯基来说，服从革命的需要与服从领袖的个人需要，本来就是一回事。

许多当代中国人对缅任斯基的了解是从一则小故事开始的，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回忆缅任斯基到火车站迎接列宁的情形：

“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的注意力显然全部放在了列宁身上，“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这时候，在所罗门眼中，缅任斯基只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为革命、或者说革命领袖而甘愿赔上老命的小人物，他肯定想象不出二十年后的缅任斯基会成为一个杀人魔王。

一般而言，说起列宁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捷尔任斯基，说起斯大林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贝利亚，在克格勃历史上，缅任斯基是不怎么显眼的领导人，虽然他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缅任斯基不太显眼的原因部分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斯大林的清洗还没进入最疯狂的状态。另外，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也有些与众不同，从个人性格上看，甚至不是一个特务头子的理想人选。他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缅任斯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曾任律师，在早期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生涯中，与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这些人不同，他总是想方设法尊重法律，不象其他人那样无法无天。也许，这一点正是他不受列宁等革命领袖赏识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列宁不仅在政治上不重视缅任斯基，生活上也不在意他，格•亚•所罗门回忆说：“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曾有几次我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作为一个资深革命家，缅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中先后担任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不太起眼的职务，直到1919年秋天，捷尔任斯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并在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继任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

仅就个性而言，缅任斯基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好人”，但是，对于革命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却又使他超出了自己的个性局限。有人认为，缅任斯基只会任劳任怨地为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在列宁去世后则是斯大林），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缅任斯基不仅顺从领袖，也关心自己的同志，这一点似乎与他相对平庸的个性有关，在革命事业中，除了任劳任怨地做事，他没有太多过人的闪光点，“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不过，仅仅用性格平庸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动机。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一切行为首先是来自对革命的忠诚，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进入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后的性格“突变”。

和捷尔任斯基一样，缅任斯基同样有过坐沙皇监狱的历史，这种阶下囚的生活经历可能比主义和理论更有效地培育一个人对革命的忠诚，并使之在革命竟然真地能够成功以后，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革命成果。他们都曾有过理想主义的过去，理想主义色彩多少保留在1918年2月18日“契卡”负责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但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遵守这个决议，来自“敌对分子”的威胁使他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

作为缅任斯基的前任，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认为：“‘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在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看来，“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而不是警察，更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终生呆在战场上，而战争的基本要求就是杀死敌人，保护自己。

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杀死敌人，哪怕误杀也在所不惜。误杀和错杀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避免的。缅任斯基代替捷尔任斯基担任“契卡”最高领导之后，并没有把他温和、谦逊、彬彬有礼的个性带入“契卡”的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格帕乌”总局决议“把富农作为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完全超出法律约束的“过火”行为，在1930-1931两年间，将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而在“工业党”系列案件中，缅任斯基则直接配合斯大林制造冤案，借助于“格帕乌”线人的栽赃陷害，缅任斯基为斯大林收集打击政治对手的所谓证据，并通过被告们交代的“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计划，为斯大林解脱了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这时候，缅任斯基的革命热情堕落为充当斯大林充鹰犬的动力，而在斯大林尚未担任总书记之前，缅任斯基则提醒过更有实力的托洛斯基留意斯大林的阴谋：

“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对列宁。’”

应该说，缅任斯基的“党性”是很强的，除了顺从唯一的领袖列宁，同时也在维护党内的团结与公道。不过，当他意识到托洛斯基不具备“人主”潜质的时候，便迅速投靠斯大林（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使我想起中共党内的不倒翁许世友），而斯大林比列宁更加重用他，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平庸，没有斯大林的提拔，他坐不上“契卡”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在缅任斯基管理“契卡”的8年间，他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为后来的克格勃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缅任斯基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更注意将国家安全机关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缅任斯基任职期间，“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缅任斯基无限忠诚于斯大林，他明白为党服务就是为党的总书记服务的道理。

如今，提及克格勃臭名昭著的历史，人们往往想起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乃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克留奇科夫，这些被专制君王或民主革命剥夺了权力乃至死于非命的著名鹰犬，无论在苏联还是世界的其它地方都已是声名狼籍，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却因寿终正寝并将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从而获得了相当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革命家而不是杀人魔王，这一点，部分与他们任内的苏共最高领导尚未对党内“战友”展开大规模清洗有关，也就是说，死在他们手里的，主要是各种无产阶级的老对手。

但是，没有捷尔任斯基的廉洁、热情、无私的奉献，没有缅任斯基忠心耿耿的任劳任怨，就不会有斯大林的庞大特务王国，在建立苏联特务机构的过程中，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都不曾克制自己对阶级敌人的报复欲望，都在极力扩大特务机关的权力，无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缅任斯基，都不是思想型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现为一种行动的决心与韧性，这一点，即使更具人格魅力的捷尔任斯基也未能从列宁那里得到满意的评价，“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 政治上，捷尔任斯基确实不太走运。他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设立政治局的做法却是因他的建议而起的），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也许，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使用，与斯大林对缅任斯基的使用恰恰体现了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热情、无私、疯狂工作却又没有独立的思想，这不正是一个担负为革命而杀人的组织的最佳领导人人选吗？手握大权又不被允许进入党内的最高领导层，这表明列宁和斯大林在利用特务的同时，也在防范特务头子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其手下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他就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意作孽去大搞镇压，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于是，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 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这说明即使是在当时，“契卡”内部对敌对分子的“镇压力度”也有分歧。可惜的是，疯狂的捷尔任斯基已经习惯于寻找隐藏的敌人，并让仇恨战胜了理性（如果说在他那种人的头脑中还有理性的话）：“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对于捷尔任斯基时代“契卡”们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苏共党员集体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

捷尔任斯基的传统被缅任斯基完全继承下来（作为最主要助手，缅任斯基参与了捷尔任斯基的大部分工作），而且，缅任斯基以特有的忠顺，将“契卡”变成了斯大林的私人打手，如果说捷尔任还曾有勇气表达与列宁的意见分歧，那么，缅任斯基连这点勇气都不具备。“老好人”的角色历来少有对抗上级的先例，他真正地让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但其工作热情之高，并不亚于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但缅任斯基毕竟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如果说近乎偏执的“苦行僧”捷尔任斯基对敌对分子大开杀戒尚且容易被理解，那么，性情温和、平庸并且曾经做过律师的缅任斯基，其坐牢时间远没有捷尔任斯基漫长，对敌的切身仇恨应不会太深，为什么对于大规模的杀人，表现得同样积极而无异议？尤其是，当斯大林的矛头开始对准党内对手时，缅任斯基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配合？

当我们说到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我们应该切记，那并不只是列宁、斯大林之过，协助建立恐怖体制的人，是同样有罪的，没有他们的疯狂与卑鄙，专制统治的基础绝不会如此牢固。曾经深受共产主义运动之害的前苏联地区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似乎远远不够，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5年底做的一项名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54.5%的俄罗斯成年人对列宁持正面评价，名列榜首，捷尔任斯基紧随其后，约有46%的受访者对他怀有好感。而缅任斯基由于其平庸的性格和平庸的领袖地位，摆脱了历史评价的纠缠。事实上，如果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多活上一些年头，仅在斯大林时期，他们就会被“批倒批臭”，捷尔任斯基的波兰人身份以及同情托洛斯基的态度，决定了他一定会被清洗，而身为“契卡”首脑，他甚至无法得到托洛斯基那样的流亡待遇，枪毙或死在牢中，是他唯一的结局；缅任斯基的下场也未必会好到哪里，缅任斯基之后的亚戈达、叶若夫，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残暴，但这些“契卡”首脑的命运，并不因其忠诚于领袖而获善终，革命绞肉机绞入的绝不仅仅是敌对分子的血肉。曾经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晚年对毛泽东的极权统治深有反思，并认识到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是在1961年，当一贯左倾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建议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宣布宣布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陆定一却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使已经接受周恩来意见的毛泽东最终改变了主意，可是，不久以后，陆定一竟也身陷囹圄。我不禁设想，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乃至于亚戈达、叶若夫活到今天，他们又会如何反思苏共及其本人的历史？

应该看到，为了革命的浪漫狂想，而放弃使用暴力防卫的底限，并且在谎言面前闭上眼睛，甚至为了维护领袖的尊严和权力稳固而参与谎言的制造，这些革命家的人品本来就是成问题的。暴力与谎言无疑是违背人性的，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之下，它们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违背人性的政治必然是违背常识与基本逻辑的，苏联统治下的民众为这种违背人性的政治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能够多活些年头的话，他们将和亚戈达、叶若夫一样明白什么叫作害人害己。

在理想和事业面前保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底限，遵守人性的基本常识，这才是一个政治家赢得历史尊重之道。否则，越卖力地工作，对于社会的危害就会越大，最终沦为罪恶暴君的帮凶，成为忙忙碌碌的“另一个人的影子”。这种影子式人物在中国实在并不少见，运气好的话，一次触及自身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清灯孤影地回顾自己的过去，空留余恨，另一些人则被政治斗争的绞肉机绞杀，连一次反思的机会都没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个人悲剧，对手握大权的官员来说，除了保持做人的道德底限，了解专制政治的内部斗争史是明智的选择。任何为专制政治而忙碌的行为最终都可能伤及自身，没有法治的保障，无论以“阶级斗争”为名也好，以“反腐”为名也好，政治斗争总在继续，那些倒在专制政治绞肉机前的政治人物都不过是可怜的牺牲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