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穷”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从历史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走的都是由“穷”而“富”的路子，只不过快慢不同而已。从短期来看，或者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穷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制约发展的因素，肯定在“穷”之外，还有着更为核心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愚”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但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杰出表现，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屡次获诺贝尔奖等各种国际大奖的事实看，说中国人“愚”实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在美国科技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个杰出例证。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可见中国人并不“愚”，自然那种认为“愚”是中国问题实质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上帝”聪明的“选民”，为什么有些“选民”先富了起来，而有些“选民”又迟迟脱不了贫呢？所以，结论是，制约长期发展的实质因素并不能用聪明与否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肯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人多地少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这也是一个假命题。如同是亚洲国家且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资源与中国相比，也是十分的贫乏。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只能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曾一度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为什么后来又变为落后？所以科学技术落后本身并不能成为主要原因。这里有的同志解释是封建的科举制度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科举制能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肯定存在着支撑因素，这个支撑因素应当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为深刻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命题笼统地说是没有错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产生强大的工业。所以，从深层次看，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着比工业更为严重的背景。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但从现实看，农民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得到真正解决。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是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中国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化结构，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民主问题。

纵观历史，专制集权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

首先，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专制制度下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在权力结构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 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专制集权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缺乏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集权制度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法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立足现实，民主化是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

从短期看，发展经济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从长期看，中国要想获得持久和稳定的发展，积极推进民主化是必然选择。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推进民主化又面临巨大困难。

首先，经济的不发达和不均衡是制约民主的基础因素。民主与经济是密切关联的。民主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当民主运行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民主未必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由于社会能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所以民主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支付成本的能力也将会提高，这也为民主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小而分散且穷的条件下，选举、信息的交流、集会等都会成国民支付不起的奢侈品。而社会化大分工、城市化等则对民主既能有效减少供给成本，又能有效增加需求收益。所以，政治冷漠症的产生，经济条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民主体制的建立要受到传统体制巨大惯性的冲击。民主的推进要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民主的改革本质是权力的改革，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利益集团的阻力越大，民主化的难度就会越大。

再次，几千年集权专制社会沉淀的国民性是阻碍民主化的文化屏障。其中诚信和理性的严重缺乏是制约民主健康发展的两大痼疾。

民主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民主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

理性是导致民主制度设计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

诚信是导致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是实现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制度的运行也将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

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反之，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也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民主就会成为样子。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利用的旗帜，就有可能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的借口。

展望未来，应稳妥推进中国式民主进程

首先，要重视实现民主的实质，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追求。

民主是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的有机构成。民主的目的是要体现民主的实质，而不是仅仅套用民主的形式。

民主的实质应当体现：人本、正义、自由。

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境界。这里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是以全体人民为本。民主既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民主既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也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利。民主所解决的重点对象是权力的划分问题。权力本身就是一块蛋糕，应当人人有份，合理分割。不能因为少数人有权分割就蛋糕全部归少数人，也不能因为多数人有权分割蛋糕就全部归多数人。民主应当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权利。

民主应当追求正义。尽管正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如果社会不追求正义，社会就肯定是不正义的。所以，追求正义是社会发展理性的必然要求。

民主应当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自由是选择的前提。尊重自由就是尊重选择，从而也就是对权利的尊重。同时，自由也是创新的催化剂。而创新是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尊重自由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本、正义、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民主最基本的三个关键词。

其次，中国的民主之路只能是中国式的。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中国的民主制度选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经济水平和原有制度结构都不同于西方。否则，中国的民主化只会有形式而无实质。在发展民主方面，中国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鉴西方民主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照搬一些形式方面的东西。盲目借鉴只会导致东施效颦，只会弄巧成拙和适得其反。

再次，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要稳妥进行，否则极有可能导致伪民主，导致内乱，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愚弄。

第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经济是民主的基础，政治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灵魂。政治、经济、文化必须协同推进。

注释：①「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穷”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从历史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走的都是由“穷”而“富”的路子，只不过快慢不同而已。从短期来看，或者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穷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制约发展的因素，肯定在“穷”之外，还有着更为核心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愚”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但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杰出表现，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屡次获诺贝尔奖等各种国际大奖的事实看，说中国人“愚”实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在美国科技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个杰出例证。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可见中国人并不“愚”，自然那种认为“愚”是中国问题实质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上帝”聪明的“选民”，为什么有些“选民”先富了起来，而有些“选民”又迟迟脱不了贫呢？所以，结论是，制约长期发展的实质因素并不能用聪明与否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肯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人多地少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这也是一个假命题。如同是亚洲国家且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资源与中国相比，也是十分的贫乏。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只能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曾一度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为什么后来又变为落后？所以科学技术落后本身并不能成为主要原因。这里有的同志解释是封建的科举制度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科举制能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肯定存在着支撑因素，这个支撑因素应当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为深刻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命题笼统地说是没有错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产生强大的工业。所以，从深层次看，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着比工业更为严重的背景。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但从现实看，农民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得到真正解决。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是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中国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化结构，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民主问题。

纵观历史，专制集权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

首先，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专制制度下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在权力结构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 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专制集权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缺乏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集权制度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法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立足现实，民主化是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

从短期看，发展经济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从长期看，中国要想获得持久和稳定的发展，积极推进民主化是必然选择。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推进民主化又面临巨大困难。

首先，经济的不发达和不均衡是制约民主的基础因素。民主与经济是密切关联的。民主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当民主运行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民主未必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由于社会能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所以民主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支付成本的能力也将会提高，这也为民主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小而分散且穷的条件下，选举、信息的交流、集会等都会成国民支付不起的奢侈品。而社会化大分工、城市化等则对民主既能有效减少供给成本，又能有效增加需求收益。所以，政治冷漠症的产生，经济条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民主体制的建立要受到传统体制巨大惯性的冲击。民主的推进要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民主的改革本质是权力的改革，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利益集团的阻力越大，民主化的难度就会越大。

再次，几千年集权专制社会沉淀的国民性是阻碍民主化的文化屏障。其中诚信和理性的严重缺乏是制约民主健康发展的两大痼疾。

民主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民主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

理性是导致民主制度设计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

诚信是导致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是实现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制度的运行也将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

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反之，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也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民主就会成为样子。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利用的旗帜，就有可能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的借口。

展望未来，应稳妥推进中国式民主进程

首先，要重视实现民主的实质，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追求。

民主是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的有机构成。民主的目的是要体现民主的实质，而不是仅仅套用民主的形式。

民主的实质应当体现：人本、正义、自由。

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境界。这里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是以全体人民为本。民主既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民主既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也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利。民主所解决的重点对象是权力的划分问题。权力本身就是一块蛋糕，应当人人有份，合理分割。不能因为少数人有权分割就蛋糕全部归少数人，也不能因为多数人有权分割蛋糕就全部归多数人。民主应当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权利。

民主应当追求正义。尽管正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如果社会不追求正义，社会就肯定是不正义的。所以，追求正义是社会发展理性的必然要求。

民主应当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自由是选择的前提。尊重自由就是尊重选择，从而也就是对权利的尊重。同时，自由也是创新的催化剂。而创新是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尊重自由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本、正义、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民主最基本的三个关键词。

其次，中国的民主之路只能是中国式的。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中国的民主制度选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经济水平和原有制度结构都不同于西方。否则，中国的民主化只会有形式而无实质。在发展民主方面，中国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鉴西方民主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照搬一些形式方面的东西。盲目借鉴只会导致东施效颦，只会弄巧成拙和适得其反。

再次，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要稳妥进行，否则极有可能导致伪民主，导致内乱，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愚弄。

第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经济是民主的基础，政治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灵魂。政治、经济、文化必须协同推进。

注释：①「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