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700/50/10000/500/649483.asp?oD=1）
武振荣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试论中国民主化的三条道路》（多维网站或新世纪网站），认为中国民主化有三条道路：大道—即所谓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很爱为文革唱赞歌的武振荣先生写到“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是这一条道路的拥护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走上的这一条道路不存在什么‘历史的错误’，也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我们没有把它走到底、走完！”，第二条路是小道，就是争取个人自由，特别是知识分子争取思想自由。第三条路是所谓便道，就是人民群众在现行法制体制下的维权运动。看完了武先生的大作，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武先生的心目中，一个国家能否采用民主制度，与它的经济水平有没有关系？管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老百姓的“一念之差”，而与国家中有无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工商业经济很有关系。武振荣先生不应当忽视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特此提出来与武振荣先生商榷。
民主制度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已经存在过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在古希腊时代，民主制度竞争不过专制制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实行民主制度的雅典打不过实行专制制度的斯巴达。究其原因，当时的生产水平很低，群众受过的教育很少，也没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来关心国家大事，印刷术尚未发明，信息交流的渠道很有限，没有可能实行代议制民主。结果只能采取直接民主制。而在直接民主制中，一般群众很难接受有深谋远虑的长期战略，而容易被眼前的暂时利益所蛊惑。结果就竞争不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所领导的，分工明确的专制制度。在现代，由于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的使用，一个农民只要有足够的耕地，所种出的庄稼可以养活上百个非农业人口。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工商业产品要行销全国、全世界，大家都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行自由贸易。有一个统一的税法来保障公平贸易。在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工商业市场经济中，为了公平竞争，就必须规定消息公开，这就导致了舆论自由。互相竞争的业主们有多余的财力能够支持政党开展独立的政策研究，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系。让不同的政见在彼此交锋中相互磨砺，优选出较好的政策来付诸实践。因此现代民主制度与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市场经济是分不开的。
人类对民主政体和生产力基础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早期的启蒙民主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并没有认识到民主制产生的条件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市场经济，要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配套。他们与武振荣先生相同，都认为采取或不采取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们在极左方面的继承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自称重新发现了管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早以阐明过的意识形态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规律，但却宣称在1870年前后欧洲的生产水平下，每个人都已经可以无以无差别地掌握人类的一切知识，以至可以取消社会分工。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理论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能力，他们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并不与人类所实际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相匹配。
在这些思想家的鼓动下，人类进行了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四场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看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的延伸。这些革命共同的特点就是与传统的道德观点决裂，涉及和动员了国内千千万万人民，都完全符合武振荣先生关于民主大道的定义。但是他们是否确实在所涉及的国家内增进了民主，是否是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呢？
对后三场革命，目前的争议可能不太大，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集会自由。在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只剩下死亡的自由，三年内被杀害的柬埔寨和平居民竟达二百万人，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武振荣先生情有独钟的文革前三年（参阅武振荣：《论“10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按照喻希来先生的说法，只不过是“白相人”在唱独角戏，决不能容忍“经济人”和“政治人”参加。（喻希来：《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新世纪》网站）；而且“白相人”的游戏也只能玩两年零一个月，他们不能再多玩并不是像武振义先生讲的那样由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而是生产濒临崩溃，全中国八、九亿人就要没饭吃。即使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第三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九十年中，法国人民享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共和制不到十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特点的法兰西第一部宪法被执行还不足五年。最重要的是在这九十年中，法国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并不比它没有经历过革命的欧洲邻国德国或奥地利更多。此外，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成果——拿波仑法典也是在专制制度下而不是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
为什么武振荣先生的民主“正道”总也达不到民主的目标？其实道理很简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主是一种高度讲求礼义，信用的制度。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生产就没有人管了。在生产大滑坡之后，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有民主。只有丰食足食，才能大家都来争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实行人人尽量自觉的民主制度。在经济濒临崩溃时，乱世用重典，只有采用铁血的专制制度，才能挽救更多的人不至于饿死，要求民主那是门也没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毁灭了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工商业。从而破坏了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的基本条件，人民就更不会有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的民主制度。
实现民主制度最佳的途径是什么？很显然就是像台湾所做过的那样，在发展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工商业经济的同时，根据市场化工商业本身的需要逐步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同时也相应地调整司法和行政制度，在保证司法、行政连续性的同时，既实现了民主制，又让生产持续发展。有人认为在向民主制度转化的过程中，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要失去许多特权，不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就不足以迫使这些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根据对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的观察这种论点是不一定能成立的。1975年当台湾的独裁者蒋经国从他亡父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时，由于美国已经与中国建交，台湾的外交空间空前压缩。蒋介石毕生的梦想在美国的支持下反攻大陆已经彻底的破灭了。蒋经国在台湾统治的基础是大陆籍来台人员，他们只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蒋经国继续坚持独裁制度，面对着台湾多数本士籍人民的反对，和海峡对岸中国大陆沉重的军事压力，不但他很可能要重蹈韩国李承晚、越南吴庭艳的覆辙，随同他父子一起来台的大陆籍人士更是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把追随他多的特务头子王升撤职赶（流放）到圭亚那去做“大使”，提拔一些从美国留学归来，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年青人，辅佐台湾籍人士李登辉接自己的班，开放了党禁，报禁。与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相比，蒋经国民主化的选择永远活在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显然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李登辉也没有辜负蒋经国的重托，在他十二年的执政期间，他废止了1947年从大陆选出的“万年国会”，为“二二八”事变的殉难者平反昭雪，按台湾实情修改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并在2000年他卸任下台时，实现了政党轮替，由此可见和平有序地实现民主制度是完全可能的。
台湾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实现民主化，民主反对派的贡献也功不可抹。民进党的许多领导骨干深受过专制制度的迫害，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他们经选举执政后并没有对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搞司法清算。自从2000年当选以来，陈水扁一直受到占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原执政党的困扰。最近他们又利用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在给儿子举办婚礼过于奢华，引起群众不满的机会，抓着秘密经费报销制度上的瑕疵，为了区区四十万美元的问题发票，让陈水扁处于被罢免和被起诉的险境。即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陈水扁也没有公布国安局中原独裁当局用特务活动来迫害民主人士的陈年旧账，来在台湾加剧本省和外省籍人民之间的对立，转移群众的视线，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台湾人民这种舍已为国的相互妥协精神，是台湾民主化和平实现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与台湾有同样的机会。为了中国大陆建立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大陆已经迈出的最初，最困难的第一步。公有制产业私有化在经济上最困难的问题是寻找到以购买方式私有化国有资产的私有资本。随着中国市场工商业的崛起，这一条件已经逐步成熟。1956年，前苏联首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随后廿年内，前苏联的经济实力使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感到政治上的威胁，因为那是集权经济的成果，与市场经济势不两立。现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但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出口产品是私营企业生产的，其中有许多公司的老板根本就来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为中国民主化的平稳过渡创造了经济基础。公有制国家私有化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最大的困难是管理国家的所有官员都没有管理私有经济的经验，也没有相应的法规。例如倡导“公开性”和“新思维”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就坚持认为公有经济优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这是“苏东波”后造成东欧工业国家生产普遍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推动。私有制市场经济优于集权的公有制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改革开放”或者私有化的政策的受益者，即股东或利害分享者（stockholder）。对私有制自由经济的管理法规和管理经验也逐步丰富起来，这是中国大陆能够平稳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最主要的障碍是当局不敢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共产党所雇用的理论专家们尽管可能寻章摘句，把马克思和列宁重新描绘成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私有制自由经济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却没有办法篡改人民的记忆，抹去人民对土改、镇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为了避免国家机器的突然崩溃，他们只能用封锁舆论和禁止自由集社的方式来避免触及这些敏感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政权空前的不稳。正如王力雄先生所指出：“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王力雄：《新疆追记》，博讯网站，http://www.boxun.com ）“人无信不立”，靠说谎不可能巩固一个政权。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执行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时，最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他们对政权的不稳定性比其它任何人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没有自由舆论，在管理市场经济中就增加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就不可能解决贪污腐化所带来的不公正及对劳动积极性的伤害。由于各级官员们都已经分别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资产，也具有管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验。现在的在职领导干部最早也是在1968年之后才参加工作的，1978年之前按原教旨马列主义所执行一切措施都不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即使要追究倡导这些措施的个人责任，也不可能追究到他们身上。如果有一天让大家都讲真话，共产党宣布解散，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在民主化之后，在民主选举中当选的多半还是原官员，把原先不可捉摸的，随时可能像陈希同、陈良宇一样消失的特权换成可以计量，有保障的财产对他们未必是损失，只是消除了许多对他们的约束。所以共产党各级官员本身并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这与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是相同的。
有人认为中国这种先私有化，再民主化的道路只能导致法西斯专政或“拉美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根据。法西斯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方面侥幸获胜，就利用战胜国的地位在凡尔赛和约中逼着战败的德国割地赔款。德国因此欠下的战争债务子子孙孙也还不清。全体德国人民同仇敌忾，要在战场上报仇雪恨。希特勒利用这种民意，才能在二战的初期取得胜利。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默索里尼虽然是法西斯主义创始人，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并不吃香。没有德国支持，意大利军队连埃塞俄比亚都不能征服，与法国军队作战更是败迹累累，根本就成不了气候。自从毛泽东的神牌倒下之后，中国人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神祗，回复了一盘散砂的本性，要中国法西斯化绝无可能。拉美的富人不但有西班牙的血统因素，还有天主教的神灵庇护，世代相传，与穷人很少有交流，才形成了拉美的寡头政治。中国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将相宁有种，男儿当自强”在中国早已成为传统。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帝王将相是前世注定的。从前苏联的经验看，私有化之后，一般人都倾向于否认富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结果市场经济无法稳定，民主政党得不到稳定的资助，易于回复到政府控制一切的专制政治才是前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像拉美国家那样贫富阶级分化过于分明，穷人缺乏正当的致富途径，以致缺乏上进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拉美国家也已经都先后民主化了，并没有国家保留寡头政治。每个中国人渴望自由、平等，不愿被他人奴役的天性，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
许多人以不公平为理由攻击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私有化。笔者觉得是否公平要与原有的公有制相比。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共产党国家内的一种公开现实。李鹏把他的权力传给儿子李小鹏，其它高干也向子女传授职权，如薄熙来等，并没有人敢反对。朝鲜的金日成传金正日就更加合法化和正规化。虽然朝鲜饿死了许多人，但据说没有饿死的朝鲜人深感到自己只是由于受到了领袖的特别关爱，才能活下来未被饿死，因而就更加忠于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积尸成山，流血如河的暴力革命是可能会改变权力的继承链，但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来看，如果不实现有自由竞争的工业化和私有化，不一定能改变专制独裁的性质。实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会增加高官们手中的特权，反而是给他们手中的特权附带上责任。使他们的滥权有所节制。笔者认为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私有化，只要不引起暴乱，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降低人民群众的原有生活水平，就应当承认是公正的，因为与公有制相比，它更能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全社会的每个人，也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因此就更公正。
阻碍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在中国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下列两项问题。第一：从苏东波的经验看，共产党的专制统制一旦垮台，立即面临的危机就是国有大企业纷纷停产、破产。在中国发展的势头立即转为停顿，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原料供应，目前欣欣向荣的私有企业也立即停产。这种巨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把国家引向内乱。第二：与苏东波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中国还有一项特点，就是人口太多，耕地太少，在宜农区域中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甚至小于美国自有住宅居民人均拥有的宅旁庭园的面积。目前由承包田形成的家庭农场规模太小，不能进行正常的耕作，也与当前农业机械化的现状不相称，共产党一旦垮台，土地私有化与兼并将不可避免，聚集起来、失去生计的大量失地饥民将是任何民主制度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应当指出，这两项问题都是很具体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大，已经出现了解决这两项问题的线索。国家的核心资产：银行、保险业、发电、炼钢，石油，煤矿都正在逐步分解成相互自由竞争的股份公司并在海内外公开上市，国有股份企业中的国有部分也纷纷被批准上市经营。这不仅仅是由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规定，有很多情况下，也是企业领导者本身的需要。毕竟提高生产，增加利润是一种功在国家，利在个人的好事。如果这些企业的大部分资产都通过股份制而私有化，使国家摆脱雇主的角色，专职充当仲裁者，国家民主化的改制就不会导致这些核心企业的停产、破产。中国也就能变成像印度和台湾那样，把政权轮替变成政治运行的常规。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待遇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征地纠纷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如果能找到一种机制，使失地农民既能得到与承包地等效的、适当的生活保障，又不让这种保障过高，使他们不用劳动、坐享其成的收益低于在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不至于变相鼓励农民主动卖地，而且这种保障是由实际用地的业主所提供，并不给国家增加负担，那么就有可能缓解或避免在共产党垮台时失地饥民的聚集问题。如果能比较妥善地解决上述两项问题，那么中国民主化的和平过渡就决不是梦想，也有可能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这条中国式民主化的道路中，民主舆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首先民主舆论决不能缺席。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自由舆论，就像在拆除了安全阀的锅炉中烧蒸汽一样，民主舆论的主要角色就是担任锅炉的气压计和安全阀。保障私有化的过程对普通人民的权益不致有太大的伤害，不会发生官逼民反的悲剧。其次，民主舆论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是民主化的推动力。笔者在前面分析，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从本身利益出发实际上并不与民主化对立。民主舆论对专制的批判正给他们搞民主化增加了动力。最后，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陆对舆论的控制必然逐步放松，否则贪污腐化就会扼杀市场经济。民主舆论应当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间，特别是互联网，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笔者觉得民主舆论不应当反对私有化本身。你可以反对私有化中的不公正，但不应当采用毛泽东的哲学：“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你反对了私有化的每一种具体形式，实际上就否定了私有化本身。如果你有什么替代方式，当然鼓励你提出来，例如王力雄先生就提出了他的“递进民主制”。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替代方式，你就应当承认在公有制下是实现不了民主的。其次，笔者认为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应尽量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比方说目前公开组党，笔者就认为不一定有必要。如果政党拉不到私有企业的赞助，即使不被禁止，你的政党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政策研究，能提得出有真知灼见的施政纲领，能在从事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基础上做好接管政权准备吗？有些主张民主的国内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公开指责准备审判他们当事人的法庭不公，这不但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也有负于当事人的嘱托。
总而言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民主人士应当采用守势顺取的策略。因为大陆目前的政策方向是私有化，导致民主化是它的必然后果，我们在后面推波助澜要比当盲目的反对派更容易取得较大的效果。
想必同意本文中观点的人并不太多。事实上，海外民运人士虽然对中国的民主化深信不疑，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它能由目前中国的各级官员来实现。而中国大陆的官方立场则是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不再需要进一步民主化；共产党至少还能存在和领导中国人民一万岁。显然本文的观点与他们都不同。欢迎大家讨论和批驳本文的观点，特别欢迎武振荣先生发表意见，笔者谨在此事先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武振荣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试论中国民主化的三条道路》（多维网站或新世纪网站），认为中国民主化有三条道路：大道—即所谓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很爱为文革唱赞歌的武振荣先生写到“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是这一条道路的拥护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走上的这一条道路不存在什么‘历史的错误’，也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我们没有把它走到底、走完！”，第二条路是小道，就是争取个人自由，特别是知识分子争取思想自由。第三条路是所谓便道，就是人民群众在现行法制体制下的维权运动。看完了武先生的大作，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武先生的心目中，一个国家能否采用民主制度，与它的经济水平有没有关系？管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老百姓的“一念之差”，而与国家中有无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工商业经济很有关系。武振荣先生不应当忽视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特此提出来与武振荣先生商榷。
民主制度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已经存在过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在古希腊时代，民主制度竞争不过专制制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实行民主制度的雅典打不过实行专制制度的斯巴达。究其原因，当时的生产水平很低，群众受过的教育很少，也没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来关心国家大事，印刷术尚未发明，信息交流的渠道很有限，没有可能实行代议制民主。结果只能采取直接民主制。而在直接民主制中，一般群众很难接受有深谋远虑的长期战略，而容易被眼前的暂时利益所蛊惑。结果就竞争不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所领导的，分工明确的专制制度。在现代，由于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的使用，一个农民只要有足够的耕地，所种出的庄稼可以养活上百个非农业人口。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工商业产品要行销全国、全世界，大家都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行自由贸易。有一个统一的税法来保障公平贸易。在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工商业市场经济中，为了公平竞争，就必须规定消息公开，这就导致了舆论自由。互相竞争的业主们有多余的财力能够支持政党开展独立的政策研究，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系。让不同的政见在彼此交锋中相互磨砺，优选出较好的政策来付诸实践。因此现代民主制度与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市场经济是分不开的。
人类对民主政体和生产力基础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早期的启蒙民主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并没有认识到民主制产生的条件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市场经济，要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配套。他们与武振荣先生相同，都认为采取或不采取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们在极左方面的继承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自称重新发现了管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早以阐明过的意识形态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规律，但却宣称在1870年前后欧洲的生产水平下，每个人都已经可以无以无差别地掌握人类的一切知识，以至可以取消社会分工。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理论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能力，他们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并不与人类所实际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相匹配。
在这些思想家的鼓动下，人类进行了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四场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看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的延伸。这些革命共同的特点就是与传统的道德观点决裂，涉及和动员了国内千千万万人民，都完全符合武振荣先生关于民主大道的定义。但是他们是否确实在所涉及的国家内增进了民主，是否是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呢？
对后三场革命，目前的争议可能不太大，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集会自由。在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只剩下死亡的自由，三年内被杀害的柬埔寨和平居民竟达二百万人，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武振荣先生情有独钟的文革前三年（参阅武振荣：《论“10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按照喻希来先生的说法，只不过是“白相人”在唱独角戏，决不能容忍“经济人”和“政治人”参加。（喻希来：《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新世纪》网站）；而且“白相人”的游戏也只能玩两年零一个月，他们不能再多玩并不是像武振义先生讲的那样由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而是生产濒临崩溃，全中国八、九亿人就要没饭吃。即使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第三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九十年中，法国人民享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共和制不到十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特点的法兰西第一部宪法被执行还不足五年。最重要的是在这九十年中，法国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并不比它没有经历过革命的欧洲邻国德国或奥地利更多。此外，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成果——拿波仑法典也是在专制制度下而不是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
为什么武振荣先生的民主“正道”总也达不到民主的目标？其实道理很简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主是一种高度讲求礼义，信用的制度。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生产就没有人管了。在生产大滑坡之后，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有民主。只有丰食足食，才能大家都来争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实行人人尽量自觉的民主制度。在经济濒临崩溃时，乱世用重典，只有采用铁血的专制制度，才能挽救更多的人不至于饿死，要求民主那是门也没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毁灭了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工商业。从而破坏了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的基本条件，人民就更不会有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的民主制度。
实现民主制度最佳的途径是什么？很显然就是像台湾所做过的那样，在发展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工商业经济的同时，根据市场化工商业本身的需要逐步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同时也相应地调整司法和行政制度，在保证司法、行政连续性的同时，既实现了民主制，又让生产持续发展。有人认为在向民主制度转化的过程中，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要失去许多特权，不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就不足以迫使这些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根据对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的观察这种论点是不一定能成立的。1975年当台湾的独裁者蒋经国从他亡父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时，由于美国已经与中国建交，台湾的外交空间空前压缩。蒋介石毕生的梦想在美国的支持下反攻大陆已经彻底的破灭了。蒋经国在台湾统治的基础是大陆籍来台人员，他们只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蒋经国继续坚持独裁制度，面对着台湾多数本士籍人民的反对，和海峡对岸中国大陆沉重的军事压力，不但他很可能要重蹈韩国李承晚、越南吴庭艳的覆辙，随同他父子一起来台的大陆籍人士更是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把追随他多的特务头子王升撤职赶（流放）到圭亚那去做“大使”，提拔一些从美国留学归来，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年青人，辅佐台湾籍人士李登辉接自己的班，开放了党禁，报禁。与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相比，蒋经国民主化的选择永远活在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显然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李登辉也没有辜负蒋经国的重托，在他十二年的执政期间，他废止了1947年从大陆选出的“万年国会”，为“二二八”事变的殉难者平反昭雪，按台湾实情修改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并在2000年他卸任下台时，实现了政党轮替，由此可见和平有序地实现民主制度是完全可能的。
台湾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实现民主化，民主反对派的贡献也功不可抹。民进党的许多领导骨干深受过专制制度的迫害，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他们经选举执政后并没有对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搞司法清算。自从2000年当选以来，陈水扁一直受到占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原执政党的困扰。最近他们又利用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在给儿子举办婚礼过于奢华，引起群众不满的机会，抓着秘密经费报销制度上的瑕疵，为了区区四十万美元的问题发票，让陈水扁处于被罢免和被起诉的险境。即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陈水扁也没有公布国安局中原独裁当局用特务活动来迫害民主人士的陈年旧账，来在台湾加剧本省和外省籍人民之间的对立，转移群众的视线，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台湾人民这种舍已为国的相互妥协精神，是台湾民主化和平实现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与台湾有同样的机会。为了中国大陆建立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大陆已经迈出的最初，最困难的第一步。公有制产业私有化在经济上最困难的问题是寻找到以购买方式私有化国有资产的私有资本。随着中国市场工商业的崛起，这一条件已经逐步成熟。1956年，前苏联首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随后廿年内，前苏联的经济实力使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感到政治上的威胁，因为那是集权经济的成果，与市场经济势不两立。现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但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出口产品是私营企业生产的，其中有许多公司的老板根本就来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为中国民主化的平稳过渡创造了经济基础。公有制国家私有化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最大的困难是管理国家的所有官员都没有管理私有经济的经验，也没有相应的法规。例如倡导“公开性”和“新思维”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就坚持认为公有经济优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这是“苏东波”后造成东欧工业国家生产普遍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推动。私有制市场经济优于集权的公有制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改革开放”或者私有化的政策的受益者，即股东或利害分享者（stockholder）。对私有制自由经济的管理法规和管理经验也逐步丰富起来，这是中国大陆能够平稳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最主要的障碍是当局不敢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共产党所雇用的理论专家们尽管可能寻章摘句，把马克思和列宁重新描绘成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私有制自由经济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却没有办法篡改人民的记忆，抹去人民对土改、镇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为了避免国家机器的突然崩溃，他们只能用封锁舆论和禁止自由集社的方式来避免触及这些敏感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政权空前的不稳。正如王力雄先生所指出：“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王力雄：《新疆追记》，博讯网站，http://www.boxun.com ）“人无信不立”，靠说谎不可能巩固一个政权。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执行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时，最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他们对政权的不稳定性比其它任何人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没有自由舆论，在管理市场经济中就增加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就不可能解决贪污腐化所带来的不公正及对劳动积极性的伤害。由于各级官员们都已经分别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资产，也具有管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验。现在的在职领导干部最早也是在1968年之后才参加工作的，1978年之前按原教旨马列主义所执行一切措施都不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即使要追究倡导这些措施的个人责任，也不可能追究到他们身上。如果有一天让大家都讲真话，共产党宣布解散，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在民主化之后，在民主选举中当选的多半还是原官员，把原先不可捉摸的，随时可能像陈希同、陈良宇一样消失的特权换成可以计量，有保障的财产对他们未必是损失，只是消除了许多对他们的约束。所以共产党各级官员本身并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这与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是相同的。
有人认为中国这种先私有化，再民主化的道路只能导致法西斯专政或“拉美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根据。法西斯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方面侥幸获胜，就利用战胜国的地位在凡尔赛和约中逼着战败的德国割地赔款。德国因此欠下的战争债务子子孙孙也还不清。全体德国人民同仇敌忾，要在战场上报仇雪恨。希特勒利用这种民意，才能在二战的初期取得胜利。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默索里尼虽然是法西斯主义创始人，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并不吃香。没有德国支持，意大利军队连埃塞俄比亚都不能征服，与法国军队作战更是败迹累累，根本就成不了气候。自从毛泽东的神牌倒下之后，中国人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神祗，回复了一盘散砂的本性，要中国法西斯化绝无可能。拉美的富人不但有西班牙的血统因素，还有天主教的神灵庇护，世代相传，与穷人很少有交流，才形成了拉美的寡头政治。中国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将相宁有种，男儿当自强”在中国早已成为传统。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帝王将相是前世注定的。从前苏联的经验看，私有化之后，一般人都倾向于否认富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结果市场经济无法稳定，民主政党得不到稳定的资助，易于回复到政府控制一切的专制政治才是前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像拉美国家那样贫富阶级分化过于分明，穷人缺乏正当的致富途径，以致缺乏上进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拉美国家也已经都先后民主化了，并没有国家保留寡头政治。每个中国人渴望自由、平等，不愿被他人奴役的天性，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
许多人以不公平为理由攻击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私有化。笔者觉得是否公平要与原有的公有制相比。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共产党国家内的一种公开现实。李鹏把他的权力传给儿子李小鹏，其它高干也向子女传授职权，如薄熙来等，并没有人敢反对。朝鲜的金日成传金正日就更加合法化和正规化。虽然朝鲜饿死了许多人，但据说没有饿死的朝鲜人深感到自己只是由于受到了领袖的特别关爱，才能活下来未被饿死，因而就更加忠于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积尸成山，流血如河的暴力革命是可能会改变权力的继承链，但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来看，如果不实现有自由竞争的工业化和私有化，不一定能改变专制独裁的性质。实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会增加高官们手中的特权，反而是给他们手中的特权附带上责任。使他们的滥权有所节制。笔者认为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私有化，只要不引起暴乱，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降低人民群众的原有生活水平，就应当承认是公正的，因为与公有制相比，它更能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全社会的每个人，也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因此就更公正。
阻碍开放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在中国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下列两项问题。第一：从苏东波的经验看，共产党的专制统制一旦垮台，立即面临的危机就是国有大企业纷纷停产、破产。在中国发展的势头立即转为停顿，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原料供应，目前欣欣向荣的私有企业也立即停产。这种巨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把国家引向内乱。第二：与苏东波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中国还有一项特点，就是人口太多，耕地太少，在宜农区域中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甚至小于美国自有住宅居民人均拥有的宅旁庭园的面积。目前由承包田形成的家庭农场规模太小，不能进行正常的耕作，也与当前农业机械化的现状不相称，共产党一旦垮台，土地私有化与兼并将不可避免，聚集起来、失去生计的大量失地饥民将是任何民主制度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应当指出，这两项问题都是很具体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大，已经出现了解决这两项问题的线索。国家的核心资产：银行、保险业、发电、炼钢，石油，煤矿都正在逐步分解成相互自由竞争的股份公司并在海内外公开上市，国有股份企业中的国有部分也纷纷被批准上市经营。这不仅仅是由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规定，有很多情况下，也是企业领导者本身的需要。毕竟提高生产，增加利润是一种功在国家，利在个人的好事。如果这些企业的大部分资产都通过股份制而私有化，使国家摆脱雇主的角色，专职充当仲裁者，国家民主化的改制就不会导致这些核心企业的停产、破产。中国也就能变成像印度和台湾那样，把政权轮替变成政治运行的常规。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待遇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征地纠纷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如果能找到一种机制，使失地农民既能得到与承包地等效的、适当的生活保障，又不让这种保障过高，使他们不用劳动、坐享其成的收益低于在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不至于变相鼓励农民主动卖地，而且这种保障是由实际用地的业主所提供，并不给国家增加负担，那么就有可能缓解或避免在共产党垮台时失地饥民的聚集问题。如果能比较妥善地解决上述两项问题，那么中国民主化的和平过渡就决不是梦想，也有可能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这条中国式民主化的道路中，民主舆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首先民主舆论决不能缺席。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自由舆论，就像在拆除了安全阀的锅炉中烧蒸汽一样，民主舆论的主要角色就是担任锅炉的气压计和安全阀。保障私有化的过程对普通人民的权益不致有太大的伤害，不会发生官逼民反的悲剧。其次，民主舆论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是民主化的推动力。笔者在前面分析，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从本身利益出发实际上并不与民主化对立。民主舆论对专制的批判正给他们搞民主化增加了动力。最后，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陆对舆论的控制必然逐步放松，否则贪污腐化就会扼杀市场经济。民主舆论应当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间，特别是互联网，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笔者觉得民主舆论不应当反对私有化本身。你可以反对私有化中的不公正，但不应当采用毛泽东的哲学：“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你反对了私有化的每一种具体形式，实际上就否定了私有化本身。如果你有什么替代方式，当然鼓励你提出来，例如王力雄先生就提出了他的“递进民主制”。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替代方式，你就应当承认在公有制下是实现不了民主的。其次，笔者认为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应尽量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比方说目前公开组党，笔者就认为不一定有必要。如果政党拉不到私有企业的赞助，即使不被禁止，你的政党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政策研究，能提得出有真知灼见的施政纲领，能在从事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基础上做好接管政权准备吗？有些主张民主的国内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公开指责准备审判他们当事人的法庭不公，这不但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也有负于当事人的嘱托。
总而言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民主人士应当采用守势顺取的策略。因为大陆目前的政策方向是私有化，导致民主化是它的必然后果，我们在后面推波助澜要比当盲目的反对派更容易取得较大的效果。
想必同意本文中观点的人并不太多。事实上，海外民运人士虽然对中国的民主化深信不疑，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它能由目前中国的各级官员来实现。而中国大陆的官方立场则是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不再需要进一步民主化；共产党至少还能存在和领导中国人民一万岁。显然本文的观点与他们都不同。欢迎大家讨论和批驳本文的观点，特别欢迎武振荣先生发表意见，笔者谨在此事先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