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同胞死亡。当时，有一名大学生万分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说，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污蔑，这也是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污蔑。当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死亡，南京大屠杀只是死亡三十万人，尚且发现了若干万人坑，如果真的在饥荒中死亡了数千万人，为什么我们从未发现一个万人坑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和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记载和描述过这一切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一切呢？这一连串的追问赢得了不少人的掌声。后来，该大学邀请极左派学者杨帆前去演讲，杨帆同样一口否定大饥荒中有大量百姓死亡的历史事实，并大肆对我进行攻击和辱骂，甚至建议官方对我采取“行动”，制止我发表“丑化党和政府的言论”。
无知导致无畏，无知导致迷信，无知导致狂妄。这一段经历让我发现，无论是普通大学生还是著名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共长期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造就的废物。对于那名无知的大学生和同样无知的杨帆教授来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应当是一本“脱盲”的启蒙读物。
杨显惠是一位有探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所涉及的那些领域，大部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此前，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是关于反右运动最为惊心动魄的记述，我在一篇书评中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此一比对式的赞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而这本《定西孤儿院纪事》则是关于大饥荒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状态最逼真的记述，比起《夹边沟纪事》来更上层楼。
“写作苦难”与“苦难写作”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定西的饥荒在甘肃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甘肃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口，死亡超过一百多万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中等县，三年大跃进过去，仅剩十八万人口——七万人死亡，三万人外流。八十年代修志时，编撰者将这次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一中国正史和野史中均屡见不鲜的说法。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这群敢于秉笔直书的编撰者，激起了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自二零零二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时间走访问定西地区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其他各类知情人，一共达一百五十多人。鉴于目前中国特殊的环境，这些文字只能通过文学化的处理，以“小说”的面貌问世。《新京报》将该书评为二零零七年度小说，在评论中指出：“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了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二零零七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定西孤儿院》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其实，让《新京报》欲言又止的是，《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迫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乃是迫于当下中国“不自由”的言论及出版氛围。
有一名经常出现在畅销作家排行榜上的作家说过，中国作家最缺少的东西是想象力。这种说法显得如此荒诞不经——如果他读过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两本书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两本书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早已超过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中国作家并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缺少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残暴的勇气。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将作家定义为“抵抗时间之流逝而写作的人”，如果按照此定义，中国究竟有多少名副其实的作家呢？在历史深不可测的断层之中，杨显惠孤身站出来，为死者开口，为无名者鸣冤，为失踪者正名。他写作的绝对不是以虚构为标志的“小说”，而是真实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历史。这年头，有多少作家愿意“自讨苦吃”呢？无论是路上的行走，还是书斋中的撰述；无论是与亲历者的对话，还是对死难者的追忆，都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工作，它需要的是非比寻常的爱与同情心，以及勇气与信念。
这本书的主人公们绝对是一群无名者。更多的孩子死去了，生存下来的只是少数幸运者。当年那些绝处逢生的孤儿们，大都仍然沉沦于社会底层，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如果不是杨显惠去找寻他们，去倾听与记载，他们的故事必将随风而逝。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大饥饿中的经历：“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那时，一个接一个亲人相继饿死，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将死者的尸体搬到院子当中，只能让一具尸体靠着一具尸体，在炕上次第排开，直到尸体占据大部分土炕，直到尸体发出臭味，直到奄奄一息的孩子被工作组发现并救到孤儿院。后人可以想象，七八岁的孩子与父母、爷爷奶奶冰冷的尸体睡在一起的场景吗？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这并不是杨显惠的“小说家语”，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亲身经历。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的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他粗粝的面孔上滚动，这位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