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廖亦武(左)和陈墨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NextPage]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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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廖亦武(左)和陈墨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NextPage]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