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左）和陈墨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NextPage]”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廖亦武（左）和陈墨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NextPage]”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