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上投反对票，与其说是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考虑，还不如说是为中国保留国际生存空间这一利益考量。至于叙利亚的争端将旷日持久、充满惨烈血腥的争斗而引起的人道灾难，根本不在北京考量之列。西方国家与阿盟对北京此举的愤怒，以及各国媒体的强烈谴责，从北京现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方式来看，都未超出其算计之外。也许俄罗斯的投机表现有点出于北京意料，不过这不影响北京在叙利亚内乱上的表态。
不明白北京盘算的一些中国人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政府此举相当愚蠢。这一议论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道义派，认为中国这次在道义上输得太惨。这次投票除了引起全球共愤之外，还招致中国驻利比亚、叙利亚大使馆被围攻，利比亚推友还要求利比亚政府驱逐中国大使，并喊出“Down Down CCP! No More PRC!”
二是利益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在叙利亚一没有海军基地，二没有军火合同。论国家利益，中国与欧美、阿拉伯联盟的利益远远超过叙利亚。这次得罪了欧美和阿盟，损失的利益能从朝不保夕的巴沙尔政权身上找回来吗？北京应该吸取利比亚时站队的教训。当时在利比亚内战之时中国站错队，后来反对派当了家，弄得数百亿投资血本无归。
这两种观点都没能理解北京的深谋远虑。北京这次冒天下之大不讳，甚至冒着得罪巴基斯坦这“铁哥”们的风险，在叙利亚问题上孤注一掷，主要还是基于一条不变的政治真理：外交永远服从于内政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在面临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局之时，纾缓困境。以目前国际局势观之，北京只有持续不断地与美国捣乱，“乱了敌人阵脚”，才能保住变得相当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外交事务上揣摩圣意，《环球时报》系列做得最好。为了释疑解惑，环球网上近日连发多篇文章，解释北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投反对票：有四大好处一个弊端”，其中列举的“四大好处”就是：为多变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变化的动因（即中俄有机会浑水摸鱼）；导致国与国间站队更加审慎，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作用；中俄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有助于两国拓展各自的空间；中国增加了与美国斗争的筹码。承认“一个弊端”时也算老实：中国缺少一条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口号。
另一篇文章“中俄联手让美国变得迫不及待”将北京的战略目的阐释得更为直白。文章先说了美国自去年以来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希望在亚太事务中，特别是贸易方面发挥主导权；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的有效军事存在；最后，美国信奉‘一系列价值观的原则’，‘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美国曾经是通过中情局暗中培植间谍内外勾结传播，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目的”，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北约动武军费吃紧，没有联合国授权美国就只能自己动手，“假若美国再一次陷入叙伊战争泥潭，中国也许会又迎来新的战略机遇。”这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当年美国遭遇911袭击，被迫使对伊拉克动武，因而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面重现，从而“为中国带来和平崛起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应该说，环球网这些文章已经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北京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不是现实，而是去年中国外交全面失败后，北京当局的一种盼望。去年，伊拉克战争结束，本拉登被击毙，美国的一条腿终于从中东那个泥潭里拔出来。由于少了这些牵制，于是美国迅速“重返太平洋”。据我所知，在国内一些官方内部形势报告会上，宣讲形势时已经使用“外交全面失败”来表达“党对外交形势的认识”，尽管听者不少平时并不关心外交事务，但也记住了“在东亚峰会上，就连老挝这个与南海毫无关系的小国也来谴责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些年可是给了老挝不少援助的”。放眼天下，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又减少了好几位，“老朋友”越来越少，用钱援交的小兄弟都开始蹭鼻子上脸，今后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混？
中国要维持一个能让自己充当隐形领袖、并且与西方对着干的暴政者俱乐部，有时不得不付点代价，如同这次付出冒着被全世界指责的风险在叙利亚议案上投反对票。因为在常务理事国这一层级上博弈，并不是目前那些暴政国家小兄弟有能力干得了的。
2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信任赤字”，但中美关系又是“真正称得上‘大而不能倒’的关系”，因此，“培育和深化互信，仍然是双方必须充分重视、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试问崔副部长，人家美国无非就是希望中国改善人权，走向民主化，奉行普世价值，你中国就恨得人家牙痒痒地，总希望人家深陷战争泥潭，以便“给中国带来战略性机遇”，这样又如何能够消除“信任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