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到1962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包括被饿死、自杀和被打死。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致认为，大饥荒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不过他们对于这场大灾难中死于非命的人数以及毛泽东的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知道“大饥荒”的说法。

*大饥荒是人为的灾难，而不是自然灾害*

在中国大饥荒结束50周年之际，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与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共同主办了有关中国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大饥荒的幸存者，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吴弘达在会上表示，这场大饥荒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他说：“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饥荒往往是人类历史和社会上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中国的大饥荒实际上并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体系造成的，而且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饥荒，可能导致了3500万到4500万人死亡。”

Frank Dikotter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

*冯客：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

荷兰出生的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在研讨会上说，大饥荒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甚至估计，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是4500万。

他说：“基于各种报告，包括调查组、安全部和统计人员以及那些在文革开始前的1964年、65年试图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的人提供的报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万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死亡的至少4500万人中，高达10%的人是被打死的。‘饥荒’的说法是用词不当，而应该是种族屠杀。”

中国当代史专家、现任教于美国密苏里州诺曼岱尔社区大学的丁抒教授专门研究过1960年前后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在研讨会上说，作为中国第一大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源地，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的人共计在1000万以上。

除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以外，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还必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执政当局为什么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美国之音

杨继绳(资料照片)

中国著名政史类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杨继绳是中国少数对有关的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并发表了全面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墓碑》。

基于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文献记录，杨继绳认为，中共当局在大跃进期间犯了三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即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让大量农民饿死；在农民大批饿死时却大量出口粮食；还有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继续大搞大跃进。

*杨继绳：是制度性问题，而不仅是毛个人的问题*

杨继绳在研讨会上表示，这种情况是由中共僵化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故意让几千万人饿死。

他说：“ 这些错误并不是说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愚蠢，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没有纠错机制。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在北京天坛大喊一声，你听到的回音都是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毛泽东他们听到的声音都是回音，都是自己的声音。他想听什么，下面就说什么。”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由于得不到全面和确切的信息，因此认为饿死人的情况是个别的，困难是暂时的，所以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他认为，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是肤浅的看法。

*贝克：对于毛来说，共产主义高于人命*

不过，南华早报原驻京办事处主任贝克(Jasper Becker)在研讨会上表示，人们对引起大饥荒的原因存在很多错误的看法，其中包括它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由粮食短缺造成的、毛泽东不知道实际发生的情况等等。这位在中国生活了18年的资深记者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段历史并采访了数百个人，并在1996年撰写了《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

这位知名记者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毛泽东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清楚共产主义政策会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和饥荒，就像在斯大林时代发生在苏联的情况一样。他认为，即使在中国发生了大量人饿死的悲剧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承认他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错误的。

他说：“他非常忠实于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的这些共产主义理念。在他看来，只有他一直保持这种信念，而那些意识到这些政策造成的代价并开始对信念产生怀疑的其他人则是他的敌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这是毛在20年代就想做的事情并将它付诸实践。”

*冯客：没有“乐意的执行者”，毛不可能成功*

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认为，毛泽东当然对大饥荒造成的悲剧负责。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毛是发起大跃进的人，他也是让它结束的人。你不能谈论一个体制而不谈论建立这个体制的人。这是毛的体制，他对发生的事情负有全部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像斯大林对苏联的古拉格以及希特勒对大屠杀负责一样。真正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毛是否应该对此负责，而是不管是斯大林、希特勒还是毛泽东，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没有‘乐意执行者’的支持，没有这些愿意执行这些政策、愿意混淆是非好坏的人的支持。”

这位人文历史学家出版了9本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著作，其中包括他花了4年时间、查看了中国20多个省、市、县的官方档案而完成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该书去年获得英国非虚构出版物的“塞缪尔.约翰逊”大奖。

针对毛泽东为什么会让几千万人白白饿死的疑问，冯客指出，毛在1959年3月25号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过：“让一半的人饿死，这样剩下的一半人就够吃了。”

*大饥荒与暴力*

他在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大饥荒期间发生的暴力。他认为，大饥荒期间存在很多人被打死甚至被活埋的暴力事件，原因很清楚，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而在没有胡萝卜的情况下，当局只能更加依赖大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指出，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环境下，一个人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他的道德观也因此发生改变。他说，1958年到1962年这段时间不仅是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中心位置上的一个黑洞，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灰色区。

在1958年到1962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包括被饿死、自杀和被打死。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致认为，大饥荒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不过他们对于这场大灾难中死于非命的人数以及毛泽东的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知道“大饥荒”的说法。

*大饥荒是人为的灾难，而不是自然灾害*

在中国大饥荒结束50周年之际，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与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共同主办了有关中国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大饥荒的幸存者，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吴弘达在会上表示，这场大饥荒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他说：“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饥荒往往是人类历史和社会上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中国的大饥荒实际上并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体系造成的，而且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饥荒，可能导致了3500万到4500万人死亡。”

Frank Dikotter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

*冯客：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

荷兰出生的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在研讨会上说，大饥荒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甚至估计，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是4500万。

他说：“基于各种报告，包括调查组、安全部和统计人员以及那些在文革开始前的1964年、65年试图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的人提供的报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万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死亡的至少4500万人中，高达10%的人是被打死的。‘饥荒’的说法是用词不当，而应该是种族屠杀。”

中国当代史专家、现任教于美国密苏里州诺曼岱尔社区大学的丁抒教授专门研究过1960年前后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在研讨会上说，作为中国第一大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源地，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的人共计在1000万以上。

除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以外，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还必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执政当局为什么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美国之音

杨继绳(资料照片)

中国著名政史类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杨继绳是中国少数对有关的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并发表了全面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墓碑》。

基于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文献记录，杨继绳认为，中共当局在大跃进期间犯了三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即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让大量农民饿死；在农民大批饿死时却大量出口粮食；还有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继续大搞大跃进。

*杨继绳：是制度性问题，而不仅是毛个人的问题*

杨继绳在研讨会上表示，这种情况是由中共僵化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故意让几千万人饿死。

他说：“ 这些错误并不是说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愚蠢，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没有纠错机制。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在北京天坛大喊一声，你听到的回音都是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毛泽东他们听到的声音都是回音，都是自己的声音。他想听什么，下面就说什么。”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由于得不到全面和确切的信息，因此认为饿死人的情况是个别的，困难是暂时的，所以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他认为，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是肤浅的看法。

*贝克：对于毛来说，共产主义高于人命*

不过，南华早报原驻京办事处主任贝克(Jasper Becker)在研讨会上表示，人们对引起大饥荒的原因存在很多错误的看法，其中包括它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由粮食短缺造成的、毛泽东不知道实际发生的情况等等。这位在中国生活了18年的资深记者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段历史并采访了数百个人，并在1996年撰写了《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

这位知名记者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毛泽东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清楚共产主义政策会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和饥荒，就像在斯大林时代发生在苏联的情况一样。他认为，即使在中国发生了大量人饿死的悲剧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承认他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错误的。

他说：“他非常忠实于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的这些共产主义理念。在他看来，只有他一直保持这种信念，而那些意识到这些政策造成的代价并开始对信念产生怀疑的其他人则是他的敌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这是毛在20年代就想做的事情并将它付诸实践。”

*冯客：没有“乐意的执行者”，毛不可能成功*

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认为，毛泽东当然对大饥荒造成的悲剧负责。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毛是发起大跃进的人，他也是让它结束的人。你不能谈论一个体制而不谈论建立这个体制的人。这是毛的体制，他对发生的事情负有全部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像斯大林对苏联的古拉格以及希特勒对大屠杀负责一样。真正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毛是否应该对此负责，而是不管是斯大林、希特勒还是毛泽东，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没有‘乐意执行者’的支持，没有这些愿意执行这些政策、愿意混淆是非好坏的人的支持。”

这位人文历史学家出版了9本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著作，其中包括他花了4年时间、查看了中国20多个省、市、县的官方档案而完成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该书去年获得英国非虚构出版物的“塞缪尔.约翰逊”大奖。

针对毛泽东为什么会让几千万人白白饿死的疑问，冯客指出，毛在1959年3月25号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过：“让一半的人饿死，这样剩下的一半人就够吃了。”

*大饥荒与暴力*

他在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大饥荒期间发生的暴力。他认为，大饥荒期间存在很多人被打死甚至被活埋的暴力事件，原因很清楚，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而在没有胡萝卜的情况下，当局只能更加依赖大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指出，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环境下，一个人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他的道德观也因此发生改变。他说，1958年到1962年这段时间不仅是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中心位置上的一个黑洞，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灰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