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草案)》开始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经过两年多的预备修改，新的条例草案条理明晰，立意准确，尤其在规范城管执法上改进颇多。如查封、扣押物品，须当场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查扣易腐烂变质的蔬菜水果，经批准可在登记后销毁，但应拍照录像予以记录等。这是广州地方立法机构应势而行的一次立法跟进，于当前情势紧张的城管局面，首开立法改善之风。
旧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监察条例》自1998年起实行，至2005年政府提请修改时，城市发展已经形势大变。在最初的条例修改稿中，为应对城管执法中的暴力抗法现象，修改稿曾建议广州成立“城管警察”，将城管巡查和公安执勤有效结合，给“走鬼”以致命打击。相关部门也反复强调，条例修改须以强力保障城管执法顺利无阻。其初衷，基本上体现为部门立法的意旨取向。但从此次正式公开的条例草案来看，单一的部门利益取向得到了较大遏制，相反，针对城管执法的规范、协作、监督等得到重点阐述，立法进步颇为可取。
这不能不与变化中的社会压力相联系。近两年来，城管执法领域所积淀的矛盾冲突，经由诸多极端案例，在媒体上得到密集披露，社会舆论也得到集中释放。与更加宏阔的转型背景相应，且和更加具象的民生冷暖相连，城管执法中的剧烈冲突，已经超出城市对特定管理目标的追求，而成为社会压力升高的某种群体暗示，极可能为复杂缠绕的利益调整留下一触即发的导火索。因此，即便是广州一地的立法尝试，也不能漠视这种普遍的社会情势。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草案)》的公布，可以读出地方立法机构求解城管执法难题的思路转变，即首先通过立法将城管执法引向规范，将行政执法力量纳于规范可控的状态，使公共权力巨大的伤害能力首先得到克制，从而使行政力量在冲突持续的局面之下，首先迈出自省的第一步。这些努力，虽是正常状况下立法机构应有的作为，但在当前的格局中，地方立法机构不是一味顺应行政需要，为原本已经一枝独大的行政格局无条件供给法律资源，而是为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贡献独立和思考，这种自觉的努力，理应得到掌声。
新条例草案在规范城管执法上用心民意，有几处清晰可见。如草案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应当经过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并取得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上岗。这对城管执法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于民众对城管队伍的素质质疑，是一种制度改善。新条例草案还要求城管在执法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依法查封、扣押违法行为所涉及的工具物品时，应当当场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这对一直存在的粗暴野蛮执法，也是明确限制。而针对城管执法人员私分没收物品的民众质疑，条例特别规定销毁没收物品须录像为证。就此来看，新条例草案的这些技术细节，对当前公众的呼声确有务实回应。
然而，进取的新条例草案，也未必就是当下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无证摊贩往往逐人流而去，望城管而逃，争执打斗往往就在你追我跑的一瞬发生。那些激烈对峙的场面，不是法规条文上的行云流水，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揪心一幕。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无证摊贩的底层生存，自然也有种种劣迹。然而，我们也不能同意某些城管执法人员的说法，只认他们是可恨之人而全无可怜之处，甚至为今日社会对他们的普遍同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过程中，公权始终必须有足够的克制和自省。而在当下权力失衡的公共生活中，公权力的肆无忌惮，恰是私权抗争的道义源头。
因此，城管执法作为一种延伸的行政权力，首先必须是一种规范操作的政府行为，受到政府自身的强力管制，而作为更高层面的权力制衡，立法机构又必须始终确保对扩张的行政力量的制约。在减少部门粗暴执法的意义上，广州立法规范城管执法的做法积极可取，而在更深层次的有效防范行政侵权方面，当下大局恐怕还未有大的改善。当然，这已不是广州一部地方条例可以承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