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吗？一种可命名为“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会肯定地回答：是！这些人之所以“发明”或“信仰”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企图借此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只存在相对的自由。”以及“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只存在相对的民主。”“绝对的相对主义”批判矛头所向，是普世价值。
如果说这些“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还有思想的话，那也是原有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后的虚无主义者。曾几何时，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揭示了整个宇宙终极奥秘的“科学规律”，是应该用来指导一切革命工作的“指南针”。
然而，这些后来全被事实和批判的理论证伪了。但通过贩卖这些理论获得的权力地位仍然在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证伪后，自由民主上升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也许是好东西，可惜的是，这种普世信念威胁到只有依靠贩卖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保有的既得利益，怎么办？一个办法，拒绝承认它！
于是，这些蠢材们就以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相对”一对概念为底本，炮制出一种可命名为“绝对的相对主义”出来。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断定，除了“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绝对的之外，其它一切都是相对的。一旦大脑被这种“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的病毒占据之后，就可以宣称对什么都不“迷信”，信仰上就堕落为虚无主义者。无论中国古典的儒学，还是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甚至他们嘴巴上标榜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普遍性命题，任何普世价值，他们都不相信或都坚决不“口头相信”。他们似乎只知道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用这把万能钥匙去开一切锁。既然“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成了相对的，真理自然也成了相对的，正义也成了相对的，自由当然更得是相对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民主当然也得是相对的，于是就有了“美式民主”、“西方民主”，也有“中式民主”。借助于“相对”这个“法宝”，他们可以说“西方民主”、“美式民主”并非绝对，还可以把中国的假民主顺利的命名为“相对的民主”、“中式民主”，然后拿来继续愚弄庸众，对抗世界民主潮流。
但是，这帮蠢材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逻辑两难之中而不自知。既然“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么，“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不是相对的呢？如果是绝对的，那就是说，世界上有绝对的，“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命题错误！如果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那就等于自我招认并不准备用“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去论断一切，等于招认世界上仍然有绝对的。
即使“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么，所谓的“中式民主”是不是相对的呢？运用相对主义者的逻辑，答案当然只能是相对的。既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谈不上绝对正确的，那么，对这种所谓的“中式民主”加以改变，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民主，又有何不可？既然中国实行不论哪种形式的民主都是“相对的”，那实行“美式民主”应该也丝毫不违背相对主义者的“信仰”。那么，反对所谓的“西式民主”，“美式民主”又有何意义呢？
荒诞的是，也正是这些号称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的人们，却同时又自命为“爱国主义者”，不断地在“捍卫民族尊严”，当有人说要实现真民主时，这些人“捍卫”起“民族尊严”来就格外起劲。然而，这帮骨子里的洋奴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受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歪理邪说的影响，中华灿烂辉煌的文明传统中从没有产生过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中华文明的主流几千年来一直相信存在绝对。道家相信世界起源于绝对的无，法家相信皇帝有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权威，儒家相信有至善，有明德，相信“三纲五常”是天理、绝对正确，相信尧舜是绝对的善，桀纣是绝对的恶——虽然有些曾经认为是绝对天理的东西现在被证伪了，但是，借助于这些学说可以看出，至少在本体论、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华传统文明有一种追求本原、追求真理、界定善与恶并向往正义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的倾向。迷信“绝对的相对主义”，正是对中华文明的背叛！不是什么捍卫民族尊严，正是用泊来的糟粕危害中华文明，是正宗名牌的洋奴主义！
《环球时报》及其背后百余名顾问几乎无一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几乎每天都在可力地贩卖“西式民主”的坏、“中式民主”的好的房宁、殷罡们，毫无疑问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这些《环球时报》的笔杆子们也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这可不是栽赃陷害，只要看看他们的言论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受曾国藩“屡败屡战”典故的“启发”，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和评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论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样的祸事、坏事，包括中国外交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包括这次北京暴雨，这帮人都能把这些几乎全世界人眼中的坏事，祸事说成是好事，他们的全副本事，大约就是在美国发生的好事中“发现”不好的一面，在中国发生的不好的事中“发现”出积极的方面，愚蠢地企图以此“引导舆论”。殊不知，曾国藩的欺骗伎俩只能在信息闭塞的年代才能奏效，如果清廷有互联网，曾国藩一败再败，即使不被皇帝废黜，不被舆论淹死，也会被部下鄙视，哪里还有机会和威信继续当湘军统帅？
不断地从坏事中发现好，乃至于把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说成是高级营养，这就等于是在与所有人的常识作对，是坏败自身信誉的愚蠢之举！这次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四大五毛党”因为对造成N多人不幸惨死的北京暴雨叫好，被批为“幸灾乐祸”，被“誉”为“四大恶人”，就是对其一贯秉持“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回报！
如果说这些“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还有思想的话，那也是原有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后的虚无主义者。曾几何时，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揭示了整个宇宙终极奥秘的“科学规律”，是应该用来指导一切革命工作的“指南针”。
然而，这些后来全被事实和批判的理论证伪了。但通过贩卖这些理论获得的权力地位仍然在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证伪后，自由民主上升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也许是好东西，可惜的是，这种普世信念威胁到只有依靠贩卖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保有的既得利益，怎么办？一个办法，拒绝承认它！
于是，这些蠢材们就以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相对”一对概念为底本，炮制出一种可命名为“绝对的相对主义”出来。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断定，除了“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绝对的之外，其它一切都是相对的。一旦大脑被这种“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的病毒占据之后，就可以宣称对什么都不“迷信”，信仰上就堕落为虚无主义者。无论中国古典的儒学，还是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甚至他们嘴巴上标榜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普遍性命题，任何普世价值，他们都不相信或都坚决不“口头相信”。他们似乎只知道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用这把万能钥匙去开一切锁。既然“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成了相对的，真理自然也成了相对的，正义也成了相对的，自由当然更得是相对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民主当然也得是相对的，于是就有了“美式民主”、“西方民主”，也有“中式民主”。借助于“相对”这个“法宝”，他们可以说“西方民主”、“美式民主”并非绝对，还可以把中国的假民主顺利的命名为“相对的民主”、“中式民主”，然后拿来继续愚弄庸众，对抗世界民主潮流。
但是，这帮蠢材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逻辑两难之中而不自知。既然“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么，“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不是相对的呢？如果是绝对的，那就是说，世界上有绝对的，“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命题错误！如果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那就等于自我招认并不准备用“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去论断一切，等于招认世界上仍然有绝对的。
即使“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么，所谓的“中式民主”是不是相对的呢？运用相对主义者的逻辑，答案当然只能是相对的。既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谈不上绝对正确的，那么，对这种所谓的“中式民主”加以改变，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民主，又有何不可？既然中国实行不论哪种形式的民主都是“相对的”，那实行“美式民主”应该也丝毫不违背相对主义者的“信仰”。那么，反对所谓的“西式民主”，“美式民主”又有何意义呢？
荒诞的是，也正是这些号称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的人们，却同时又自命为“爱国主义者”，不断地在“捍卫民族尊严”，当有人说要实现真民主时，这些人“捍卫”起“民族尊严”来就格外起劲。然而，这帮骨子里的洋奴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受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歪理邪说的影响，中华灿烂辉煌的文明传统中从没有产生过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中华文明的主流几千年来一直相信存在绝对。道家相信世界起源于绝对的无，法家相信皇帝有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权威，儒家相信有至善，有明德，相信“三纲五常”是天理、绝对正确，相信尧舜是绝对的善，桀纣是绝对的恶——虽然有些曾经认为是绝对天理的东西现在被证伪了，但是，借助于这些学说可以看出，至少在本体论、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华传统文明有一种追求本原、追求真理、界定善与恶并向往正义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的倾向。迷信“绝对的相对主义”，正是对中华文明的背叛！不是什么捍卫民族尊严，正是用泊来的糟粕危害中华文明，是正宗名牌的洋奴主义！
《环球时报》及其背后百余名顾问几乎无一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几乎每天都在可力地贩卖“西式民主”的坏、“中式民主”的好的房宁、殷罡们，毫无疑问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这些《环球时报》的笔杆子们也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这可不是栽赃陷害，只要看看他们的言论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受曾国藩“屡败屡战”典故的“启发”，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和评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论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样的祸事、坏事，包括中国外交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包括这次北京暴雨，这帮人都能把这些几乎全世界人眼中的坏事，祸事说成是好事，他们的全副本事，大约就是在美国发生的好事中“发现”不好的一面，在中国发生的不好的事中“发现”出积极的方面，愚蠢地企图以此“引导舆论”。殊不知，曾国藩的欺骗伎俩只能在信息闭塞的年代才能奏效，如果清廷有互联网，曾国藩一败再败，即使不被皇帝废黜，不被舆论淹死，也会被部下鄙视，哪里还有机会和威信继续当湘军统帅？
不断地从坏事中发现好，乃至于把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说成是高级营养，这就等于是在与所有人的常识作对，是坏败自身信誉的愚蠢之举！这次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四大五毛党”因为对造成N多人不幸惨死的北京暴雨叫好，被批为“幸灾乐祸”，被“誉”为“四大恶人”，就是对其一贯秉持“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