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季节，但阳光下仍不免有阴影，那是灾难的阴影——4天前，福建莆田作坊火灾，37人死；重庆秀山烟花爆炸，16死15伤；3天前，山西阳泉改建煤矿隧道而致民房坍塌，10人死；两天前，哈尔滨发生沉船事故，7人死；江苏吴江发生火灾，8人死。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灾难，哪怕是惨烈的莆田火灾和秀山爆炸案，无一例外都只有简短通稿，没有深度报道，也没有媒体评论；换句话说，它们都没能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媒体的焦点不在这，那么在哪里呢？媒体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到了陕西华南虎的身上，被扑朔迷离的华南虎挑逗得兴奋莫名。
那么多生命悲剧，却不比子虚乌有的华南虎更有关注价值，这才是生命悲剧背后，更深层的悲剧。
但是，这种更深层的悲剧，并不是舆论的冷漠造成的。当年SARS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中媒体不屈不挠的努力，早已印证了媒体对于生命价值的坚守。媒体有着这样的坚守而竟然在生命的悲剧面前闭上眼睛，原因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不能不承认，对追问灾难事故的所谓负面新闻实行严格管制，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惯例。几个月前，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就披露，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这种所谓的不好的事情，有90%都能“捂住”，只有10%给披露出来了。王国庆并快人快语地抨击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比较天真”。
这种天真的做法，效果却绝不天真。比如某校发生歹徒入室侵犯学生的不幸事件，校方通常的做法都是捂盖子。而一旦捂成功了，那么其中的教训也就难于汲取，类似事件就会继续发生。责任人的乌纱帽固然可以保住，但是却以更多学生受害为代价。不准追问灾难，导致更多灾难，这几乎是铁律。就此而言，捂住所谓负面新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而舆论对灾难的追问则恰好相反，越是无畏的追问，越能够揭示灾难的真正成因；越是彻底的讨论，越能集中全社会的智慧，以尽可能完善机制，把灾难减轻到最小程度，拯救无数的生命。
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这里的判断标准只应该有一个，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准。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负面的。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显而易见，追问灾难的所谓“负面新闻”，因为符合公共利益，恰恰是正面新闻；而对这种新闻过度严厉的管制，即王国庆所称的“捂”，必然损害公共利益，恰恰是负面的，应该受到舆论谴责和制度性的制约。
这样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浅显的逻辑。地方官员大多有较高学历，也有丰富阅历，这样浅显的逻辑他们并非不懂。一般情况下，他们对待媒体的态度，都显得比较开明，只是一旦涉及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就往往显得异常强硬，坚决将媒体拒之门外。一旦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发生灾难，他们往往本能地把这看作自己个人的灾难，首先想到的只是怎样消弭自己个人的危机，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灾难帮凶的位置上，跟灾难同仇敌忾。灾难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绑架权力，并因绑架了权力而更加势不可挡。本来只是自然层面的灾难，就这样演变成了社会层面的灾难、人心层面的灾难。灾难于是往复不已。
在地方官员普遍人格分裂的情况下，寄望于地方官员的个人觉悟是靠不太住的。惟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制度。正是在这个角度，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十七大反复强调的表达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把表达权落实到具体的法律上，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变成可操作的、真正属于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权利，才能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公民的自由表达，来遏制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来突破地方官员对于灾难新闻的围追堵截。舆论也才不会在面对生命悲剧时，无助地闭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