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先生

我的回忆录英译本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最近由Norton出版,该书讲述了我在共产中国几十年来不幸而又荒谬的遭遇。在毛的时代，我曾因爱读爱写而不断受亲友师长的批评，被迫写过不计其数的检讨，认错过关，辩诬自清，结果仍难逃“反动分子”的罪名。先是因书写反动日记被大学开除，沦落到就业厂强迫改造，后更因欲翻译《齐瓦格医生》而劳教三年。进入后毛时代，我继续因书写和言论抵触时局和忤逆同侪而麻烦缠身。直至移居美国教书多年，于2000年回西安探望母亲，安全局仍紧盯住我不放。他们指控我邮寄《北京之春》等海外民运刊物给西安亲友，制做和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印刷品，因此把我在宾馆关了三天。幸亏我没听从他们要求我密切合作的“忠告”，一进旅馆房间便往外打电话，把被捕消息捅了出去。后经美方及时干预，安全局只好适可而止，这才履行了交一份检讨书的手续，然后获释。

我发觉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实在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遂在返美后立即入了美国籍。西安的历险使我再不敢贸然前往中国，直到今年，住在西安的老母卧病不起，我更急需去大陆搜集编写中文课本的资料，这才申请到签证，踏上了阔别七年的中国大陆。大陆的变化的确很大，从新建的住宅大楼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从随处可见的私家车到生意兴隆的超市，不要说积压了许久乡情的我，就是刚下飞机的西方游客也多会对目睹的城市建设景象感到惊奇，觉得眼前的中国城市居民差不多已拥有了与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物质享受和小康福祉。随后，我见到的不少亲友也都自夸他们如今过上的好日子，一个个都好意劝说我不要再迎合美国的反华偏见，不要拿老眼光看新情况，不要挟旧怨以论时局，最好还是多肯定些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改变了态度，肯定对自己大有好处。

我一边听着，一边由不得要向他们指出腐败、践踏人权等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总想强调些他们在报禁网禁的情况下无从得知的情况。然而他们总是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比过去进步多了，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一切都得慢慢去解决，中国人口这么多，实在乱不得呀，还是先发展经济，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了，事情就好办多了。”软话很容易听软人的耳朵，在亲友圈子中周旋了二十来天，从西安到成都，再到云南和上海，我半信半疑地听了很多，不知不觉竟吸纳了某些奉劝。

就在我带着零碎的光明面印象途经上海返回美国的前夕，这个警察国家的狰狞面目终于暗礁般浮出了水面。那是6月14 日下午四点左右，我出外回到儿子在上海的公寓，楼门外突然有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他们自称是西安来的警察，执意要我跟他们去一处宾馆谈话。我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左边的一位就抓住我的胳膊，半邀请半强迫地推搡起我来。我立即警觉地摆脱纠缠，冲进楼门，把他们关到了门外。

七年前恐怖的经验重现我目前，我决定，绝不能不明不白地由他们把我带往宾馆。去宾馆无异于自动接受拘留，而任凭他们传唤，就等于自愿受他们审讯，顺从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无形中也就出卖了自己或别人。不知道有多少从海外返回的华人都因受到恐吓或希求幸免而顺从地接受了所谓的“回访“，经过不明不白的盘问，有意无意地吐露了他们本不愿意说出的情况。回访是一种对人权和人格的猥亵，你只要进了宾馆的房间，就如女人上了流氓的圈套，到那时候，人家想怎么轻薄揩油，你都身不由己，只好任人敲打了。而事后，你一如吃了哑巴亏的女人，把一时的屈辱和错失秘密地咽下肚子，在重返自由世界后与钳制自由的淫威达成默契，让恐惧与屈从像被强暴的后果一样持久地烙在你的身上和心上。

王国维都能怀“义无再辱”的决心投湖自杀，我七年前已尝过受辱的苦味，今日岂可重蹈安全局的陷阱！我心想，除非他们用铐子把我铐走，绝不能和他们谈什么鸟话。

就这样心情激愤地进入儿子的房间，我立刻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打了电话。这一次，我毕竟持美国护照入境，领馆工作人员随即记录下我面临的意外，并表示会进一步设法保护。就在我打电话的过程中，那两个便衣已进楼门，在我儿子所住单元的门外紧促敲门，不断呼叫，持续半小时之久。我默然以对，未做任何反应。晚上，我连续接到骚扰电话。一位姓吴的厉声质问我回西安为何不去安全局报到，还说我今天下午的行动已构成严重后果，我得为此承担罪责。他最后恐吓我说，拒绝和警察谈话本身就是违法的，我若不主动找他们谈话，他们会采取其它措施。最后以“咱们走着瞧吧！”结束了他对我的训话。第二天早上，我儿子发现他的手机在昨晚打进来五六次陌生人电话，他按那号码打去回电，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儿子：“转告你父亲，他的行动后果严重！”

我害怕继续在上海待下去会招惹更大的麻烦，遂于15日改换航班，飞回美国。为防万一，领馆派专人来机场护送。该官员身佩特别通行证，他护送我过了海关，进入登机口，一直看着我进入机舱，并说等舱门封后，他再离去。飞机起飞时，我满怀慨叹，William Grime在《纽约时报》上那篇评论“Confessions”的文章中有段话在我耳边回旋而起：“党依然和他过不去，旧习陈规也都难尽行革除。来日方长，看来，康正果的confession还大有写头呢。”

Grime可谓不幸而言中，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我又有隐秘的事要往出写了。但这一次不再是被迫地招供写检讨，自取其辱，而是把中共当局所隐瞒的真相更多地公之于众，让他们感到难堪，让他们自夸的光明面在黑暗面的强烈对比下黯然失色，露出画皮下面的阴险。党不是一直在许诺法制吗！仅仅拒绝与秘密警察“谈话”就算违法，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这又算什么法制？我已是美国籍，就因为他们死揪住我的华人出身，我就被另册对待，可以按惯例任意收拾和骚扰。我的亲身经历实难以让我看出中国社会实质上有多大的进步。现在我把我新遭遇的情况公布出来，就是要引起外界的注意，要让此类威胁性的“谈话”受到更多人断然的抵制。美国的舆论若对发生在中国的类似情况熟视无睹，美国游客若还迷醉于上海的五星级宾馆和繁华的夜市，而对于Google和Yahoo等与中国政府做生意的大公司助纣为虐的行为，美国政府若仍不痛不痒，缺乏制裁，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在中国遇到麻烦：他们会被迫去宾馆“谈话”，甚至也得写出违心的检讨！

                  康正果先生

我的回忆录英译本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最近由Norton出版,该书讲述了我在共产中国几十年来不幸而又荒谬的遭遇。在毛的时代，我曾因爱读爱写而不断受亲友师长的批评，被迫写过不计其数的检讨，认错过关，辩诬自清，结果仍难逃“反动分子”的罪名。先是因书写反动日记被大学开除，沦落到就业厂强迫改造，后更因欲翻译《齐瓦格医生》而劳教三年。进入后毛时代，我继续因书写和言论抵触时局和忤逆同侪而麻烦缠身。直至移居美国教书多年，于2000年回西安探望母亲，安全局仍紧盯住我不放。他们指控我邮寄《北京之春》等海外民运刊物给西安亲友，制做和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印刷品，因此把我在宾馆关了三天。幸亏我没听从他们要求我密切合作的“忠告”，一进旅馆房间便往外打电话，把被捕消息捅了出去。后经美方及时干预，安全局只好适可而止，这才履行了交一份检讨书的手续，然后获释。

我发觉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实在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遂在返美后立即入了美国籍。西安的历险使我再不敢贸然前往中国，直到今年，住在西安的老母卧病不起，我更急需去大陆搜集编写中文课本的资料，这才申请到签证，踏上了阔别七年的中国大陆。大陆的变化的确很大，从新建的住宅大楼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从随处可见的私家车到生意兴隆的超市，不要说积压了许久乡情的我，就是刚下飞机的西方游客也多会对目睹的城市建设景象感到惊奇，觉得眼前的中国城市居民差不多已拥有了与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物质享受和小康福祉。随后，我见到的不少亲友也都自夸他们如今过上的好日子，一个个都好意劝说我不要再迎合美国的反华偏见，不要拿老眼光看新情况，不要挟旧怨以论时局，最好还是多肯定些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改变了态度，肯定对自己大有好处。

我一边听着，一边由不得要向他们指出腐败、践踏人权等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总想强调些他们在报禁网禁的情况下无从得知的情况。然而他们总是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比过去进步多了，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一切都得慢慢去解决，中国人口这么多，实在乱不得呀，还是先发展经济，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了，事情就好办多了。”软话很容易听软人的耳朵，在亲友圈子中周旋了二十来天，从西安到成都，再到云南和上海，我半信半疑地听了很多，不知不觉竟吸纳了某些奉劝。

就在我带着零碎的光明面印象途经上海返回美国的前夕，这个警察国家的狰狞面目终于暗礁般浮出了水面。那是6月14 日下午四点左右，我出外回到儿子在上海的公寓，楼门外突然有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他们自称是西安来的警察，执意要我跟他们去一处宾馆谈话。我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左边的一位就抓住我的胳膊，半邀请半强迫地推搡起我来。我立即警觉地摆脱纠缠，冲进楼门，把他们关到了门外。

七年前恐怖的经验重现我目前，我决定，绝不能不明不白地由他们把我带往宾馆。去宾馆无异于自动接受拘留，而任凭他们传唤，就等于自愿受他们审讯，顺从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无形中也就出卖了自己或别人。不知道有多少从海外返回的华人都因受到恐吓或希求幸免而顺从地接受了所谓的“回访“，经过不明不白的盘问，有意无意地吐露了他们本不愿意说出的情况。回访是一种对人权和人格的猥亵，你只要进了宾馆的房间，就如女人上了流氓的圈套，到那时候，人家想怎么轻薄揩油，你都身不由己，只好任人敲打了。而事后，你一如吃了哑巴亏的女人，把一时的屈辱和错失秘密地咽下肚子，在重返自由世界后与钳制自由的淫威达成默契，让恐惧与屈从像被强暴的后果一样持久地烙在你的身上和心上。

王国维都能怀“义无再辱”的决心投湖自杀，我七年前已尝过受辱的苦味，今日岂可重蹈安全局的陷阱！我心想，除非他们用铐子把我铐走，绝不能和他们谈什么鸟话。

就这样心情激愤地进入儿子的房间，我立刻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打了电话。这一次，我毕竟持美国护照入境，领馆工作人员随即记录下我面临的意外，并表示会进一步设法保护。就在我打电话的过程中，那两个便衣已进楼门，在我儿子所住单元的门外紧促敲门，不断呼叫，持续半小时之久。我默然以对，未做任何反应。晚上，我连续接到骚扰电话。一位姓吴的厉声质问我回西安为何不去安全局报到，还说我今天下午的行动已构成严重后果，我得为此承担罪责。他最后恐吓我说，拒绝和警察谈话本身就是违法的，我若不主动找他们谈话，他们会采取其它措施。最后以“咱们走着瞧吧！”结束了他对我的训话。第二天早上，我儿子发现他的手机在昨晚打进来五六次陌生人电话，他按那号码打去回电，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儿子：“转告你父亲，他的行动后果严重！”

我害怕继续在上海待下去会招惹更大的麻烦，遂于15日改换航班，飞回美国。为防万一，领馆派专人来机场护送。该官员身佩特别通行证，他护送我过了海关，进入登机口，一直看着我进入机舱，并说等舱门封后，他再离去。飞机起飞时，我满怀慨叹，William Grime在《纽约时报》上那篇评论“Confessions”的文章中有段话在我耳边回旋而起：“党依然和他过不去，旧习陈规也都难尽行革除。来日方长，看来，康正果的confession还大有写头呢。”

Grime可谓不幸而言中，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我又有隐秘的事要往出写了。但这一次不再是被迫地招供写检讨，自取其辱，而是把中共当局所隐瞒的真相更多地公之于众，让他们感到难堪，让他们自夸的光明面在黑暗面的强烈对比下黯然失色，露出画皮下面的阴险。党不是一直在许诺法制吗！仅仅拒绝与秘密警察“谈话”就算违法，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这又算什么法制？我已是美国籍，就因为他们死揪住我的华人出身，我就被另册对待，可以按惯例任意收拾和骚扰。我的亲身经历实难以让我看出中国社会实质上有多大的进步。现在我把我新遭遇的情况公布出来，就是要引起外界的注意，要让此类威胁性的“谈话”受到更多人断然的抵制。美国的舆论若对发生在中国的类似情况熟视无睹，美国游客若还迷醉于上海的五星级宾馆和繁华的夜市，而对于Google和Yahoo等与中国政府做生意的大公司助纣为虐的行为，美国政府若仍不痛不痒，缺乏制裁，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在中国遇到麻烦：他们会被迫去宾馆“谈话”，甚至也得写出违心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