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明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宪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