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训政面具的背后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明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宪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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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政面具的背后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明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宪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