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  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2007年10月15日下午，乌云翻卷，雷声隐隐。我的心情突然烦乱不堪，出室立于檐下，良久，突然听见楼上电视里传来军乐齐奏的《国歌》，原来中共17大正式召开了。

短短几天，本地国保和国安两大部门的最高领导先后会见了我，不得不令人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还跟随这个院子的主人去赴宴，与国安局局长喝酒，碰了两三杯，彼此称“久仰”。席间得知，我差点就被国保大队请进公安局，在囚室内同步开完党的17大，是国安担保协调，才放了我一马。

通过频繁接触，我悲哀而荣幸地获知，这十几年来，从重庆、四川、北京到云南，警察始终是我忠实的读者和追踪者。包括我的文字来源、风格、险恶用心及近期走势，他们全都了然于胸。我辩解说自己的祖师爷是司马迁，模仿的范文叫《史记》，国安局长就马上笑道：《底层》我看过，这个话是你的右派师父流沙河说的，啥子两千年前的暴政造就了司马迁，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培养出作家来。

话音未落，我脸色顿时煞白，记起《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细节，急忙称“不敢”。局长继续发挥道：你的巧妙之处，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转个弯，经第三者的嘴巴说出。《底层》如此，《冤案》如此，地主系列也如此，哎呀，真是洗我等的脑壳！

我无言以对。人家将“反面教材”研读到这个深度，真不错了。记得席终之际，局长的告别辞大致是：任何哲学都强调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了近60年，还在发展、进步，肯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表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本想问什么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金钱？女人？醉死梦生？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可忍住了。我天生口舌笨，不是能在酒桌上决高下的勇士，我承认自己懦弱、孤单，而黑白混杂的江湖却有太多太多凶险。

眼下雷声隆隆，乒乓球大的雨点三三两两飞降。我反身回室内坐下，稳定情绪，重新打开录音机，聆听老革命谈土改。

正   文

老威：革命声势就这样造起来。接着呢？
陈文高：就减租退押。减租又叫二五减租，解放前，元谋周围的佃农租地主的田地，一般是按春播时借一斗谷子，秋收时还二点五斗计算，可现在却反过来，按地主收过的二五比例，将原定租子砍掉。
老威：这叫砍租，不叫减租。
陈文高：所谓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将当年出租田地的押金，也就是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佃农。
老威：押金的伸缩性比较大的，特别是改朝换代，通货膨胀都相当厉害。比如一九四几的物价与一九五几年的物价，或许短短三四年，翻若干个跟斗。那么我向你老人家证实一下，这个押金是按土改当年的物价退还呢，还是照原始契约逐年累加后再退还？
陈文高：肯定是按土改当年物价，逐年累加，让地主过去吃了多少，今天一块吐个干净。
老威：如此滚动退押，不是和驴打滚的高利贷差不多？
陈文高：话难听啰。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土改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吃泻药嘛。
老威：不择手段？
陈文高：你太年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懂啥子？革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过嘛，老地主还是狡猾的，还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想方设法抵赖，谷子、花生、西瓜子都是实物，他们也翻转给贫雇农一五一十地算帐，哪年哪年，物价又垮了，纸票子又值多少了，实物实际才值多少钱，或者根本不太值钱。泥腿子没文化，如果不是工作组撑腰，还算不过他们。
老威：大形势摆在那儿，动小脑筋有啥用？
陈文高：对啰，下场只有更惨。
老威：接着就是赔罚阶段。
陈文高：赔罚？没有过。
老威：是吗？我在其它地方了解到，减租退押之后就是赔罚。有个叫洪钟的工作队队长还称它为“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
陈文高：挖浮财是有的，赔罚没有过。我乡长当了1年多，又调到区里做公安助理，除开镇反、抓恶霸地主，还管净化社会空气，比如抓赌、抓抽大烟、抓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然后才正式土改，县委书记孟家珍做报告，布置任务，接着在大沟村，那阵叫大沟乡，搞试点。我们的组长叫王世光，组员有20多个，都是几个区抽调来的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头是发动群众，造声势，宣传《土地改革法》，个把月以后，以1951年12月25号的公审大会为标志，宣布土改在元谋县境全面铺开。
老威：这是哪一级的公审？
陈文高：全县大会，几万群众参加，地点就在如今的县政府背后。公安局长，也是南下干部的朱恒元主持，枪毙了5个恶霸地主，其中有伪保安团长赵登第。
老威：还有谁？
陈文高：记不得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大会?
陈文高：当然。
老威：那怎么会记不得？
陈文高：时间久，忘了。

（苴公插话：这个赵登第是冤枉的。他原来在国民党93军任团长，退役还乡，应当地士绅请求，做保安团团长，在地方武装中有些威信。后来受地下党说服，率部弃暗投明，和平解放元谋，他功不可没。80年代我在县委，晓得政府特地给他平反，推倒不实之词，重新定为投诚起义人员。）

陈文高：赵登第是跟着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退役回家，还领了3000斤大米。
老威：可能3000斤大米还没吃完，脑袋就丢了。
陈文高：试点一结束，我们马上就重新分配，我被任命为元谋县第一区金雷乡土改工作组组长。
老威：不简单。
陈文高：试点经验已有了。具体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所以我们一下村子，就着手访贫问苦，落实毛主席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威：先把最穷最苦的找出来?
陈文高：不一定。还得追究你为啥子穷，为啥子苦？解放前你是干啥的，以何为生？贫农就是有一小点土地，但多数时候不够吃，还要靠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有一小点房子，但破破烂烂。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靠打长短工，饱一顿饿一顿的。
老威：毛主席也教导过的，叫乡村无产者，跟城市无产阶级一个阶层。
陈文高：对囉。先寻着几个，再个挨个串连，就像布蜘蛛网，逐渐将我们要依靠的对象组织起来。这是土改第一步，叫发动群众，宣传政策。
老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挑起最穷的去整垮最富的。
陈文高：同志，你这口气不对，立场有问题。
老威：道歉道歉。
陈文高：此时的斗争目标还没确定，咋个能够想当然？
老威：再次道歉。我们换个话题，怎样团结中农？
陈文高：中农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我们不团结他，争取他对土改的理解，他就消极悲观，滑到同情敌人那边去了。
老威：土改几十年后，小辈我还能隔着时空听见如此有水准的报告，真是受益非浅啊。
陈文高：中农又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要作严格区分：上中农稍微有点剥削行为，但没有富农那么严重；而下中农经常受剥削，程度又没有贫农那么严重。我们不会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可他们基本分不到土改的果实。
老威：为什么中立富农呢？
陈文高：我们不让他“中立”，他就滑向地主一边，地富合流，土改的艰巨性就增加。所以对富农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财产，而是征收多余的部分，剥削所得的部分。特别是对反动富农，决不能手软，决不能叫假象所蒙蔽，要坚决征收他的个人所得。
老威：反动富农和一般富农的界限在哪儿？
陈文高：反动富农跟旧政权、半殖民半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其中担任过职务，如保长、甲长等等。即使当保长，还要分清1946年之前还是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连长，也要分清解放战争前后，确定戴不戴反革命帽子。
老威：1946年是条杠杠。
陈文高：对啰。之后就是反革命，在土改中和地主一样，是打击目标。要特别申明，我们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地主阶级，消灭私有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作为个人的地主。我们要通过改造，让地主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威：据有关资料证实，作为个人的地主也被镇压了几百万。不少地方的土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高潮，自杀、冤杀、逼死、私刑致死、不明不白而死的此起彼伏。
陈文高：我也听到、看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是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极左路线的教训，却绝不是土改的主流。我敢担保，我当工作组长期间，金雷乡没发生任何一起冤屈。的确，也杀了一两个地主，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手下，上了那个级别，只能杀；一个隐瞒浮财，将金银财宝深埋，无论咋个挤，都不松口，后来终于暴露，挖出来的大烟、金银、首饰，用一匹骡子才驮得起。判刑的地主有10个，一个乡的范围，这个比例算平常囉。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组长水平不错。
陈文高：还可以吧。金雷乡的土改搞出名堂后，我又被上调为点长，管几个工作组。
老威：升官了。
陈文高：点长的上级是片长，相当于区长。
老威：你有生杀大权吗？
陈文高：我有建议生杀大权，报给片长批，再报给武定专区最后核准。
老威：你的确算尊重程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陈文高：是啰，正式的刑法还没出台，依据只是暂时的政策，比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可杀可不杀，其中的空间很大。
老威：唉，地主和农民多少年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虽然改朝换代，可彼此真是你死我活吗？你们用什么法子点燃群众？
陈文高：解放了，大势所趋，群众都拥护共产党。运动一搞起来，瞎子都摸着来开会，聋子都立起耳朵，害怕漏掉啥子内容。我们不怕群众点不燃，只怕热情燃过头，违反了政策，收不拢口。
老威：跟现在不一样。
陈文高：是啰，现在人心涣散，开任何会，通知半天，也是锣齐鼓不齐。除非要分钱、分房子、分利益指标。
老威：如今回顾土改，你老人家觉得对还是错？
陈文高：土改是我们党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奠基大事，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之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有力气无处使，或者使了力气得不到收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为了平均财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向新民主主义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迈进，必须土改。
老威：是吗？一定要通过暴力掠夺吗？政治运动真能够发展生产力吗？那邓小平为什么要拚着老命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1979年为什么又要给地富分子揭帽？既然是对的……
陈文高：邓小平改革正确，毛泽东土改也正确。没有毛泽东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历史不能分割，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老威：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千秋功业，渺小的普通人就注定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比如元谋县城解放之前，地下党做工作，千辛万苦许愿封赏，争取和瓦解了旧的社会基础，可等到不费一枪一弹进了城，就翻脸不认人，将已经投诚，堪称和平解放功臣的地方贤达统统公审，定为恶霸地主，然后枪杀，这正常吗？如果史书敢于如实记载，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样看这因为阶级斗争而扭曲人性、出尔反尔的一页？光荣还是耻辱？
陈文高：我有时候也没想通，虽然后来平了反。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水平、政策、法律去衡量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刚得江山，硝烟未散，百废待举，莫提法律了，啥子都不健全。比如判处死刑，都是草草宣布“依据某某条例的相关条款或有关规定”，远没有法律健全之后这么细，手续这么周到。加上群众对经历过炮火的南下干部崇拜，甚至盲目崇拜，本地干部说不起话，也不敢说错话。年轻人，脑壳不要发热哟，啥子事要多转几个弯弯，才能做到客观、全面。比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不可能直戳戳开过去就到达，总是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再右一下……
老威：每左一下每右一下，都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陈文高：事后诸葛亮。
老威：老人家，你算个秉性率真的干部，也当过元谋地下党负责人的通信员，了解多人的投诚内幕，那你当时或事后就没为冤死的“恶霸”们说说话？
陈文高:1953年，我就调到武定专区土改队了。
老威：土改复查吗？
陈文高：参加少数民族山区的土改，要慢一步。所以元谋那摊子事，没功夫问，也问不着。
老威：有人问吗？
陈文高：多得很。后来调到县委统战部的老杨还亲自写了材料，好些证明人都签了字，毕竟人命关天囉。可人家南下干部掌权，根本不尿这一壶。长臂大队长张柞纪在监狱里闹，骂元谋地下党和民青都是一帮骗子，许愿当放屁，早知如此下场，还不如扛枪进山打游击。哎呀，任凭咋个整，都封不住嘴。张家的人也四处找当事者，追得本地干部躲着不敢见。张柞纪的关押地点也转移了好几回。
老威：唉，世事难料啊，老人家你有何体会？
陈文高：在土改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元谋县地下组织，百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是人有多聪明，而是吸取了教训，尽量少说话，即使说，也是按照政策的条条框框，求个四平八稳。不怀好意的人太多，都想“引蛇出洞”，随便你咋个引，蛇就是不出洞。
老威：那今天咋出洞了？
陈文高：苴公同志亲自登门，就给个面子；况且我1928年生的，快80岁了，皮子已蜕掉几层，出出洞也无妨。款款陈年旧事，咬不着哪个。

                                插  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2007年10月15日下午，乌云翻卷，雷声隐隐。我的心情突然烦乱不堪，出室立于檐下，良久，突然听见楼上电视里传来军乐齐奏的《国歌》，原来中共17大正式召开了。

短短几天，本地国保和国安两大部门的最高领导先后会见了我，不得不令人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还跟随这个院子的主人去赴宴，与国安局局长喝酒，碰了两三杯，彼此称“久仰”。席间得知，我差点就被国保大队请进公安局，在囚室内同步开完党的17大，是国安担保协调，才放了我一马。

通过频繁接触，我悲哀而荣幸地获知，这十几年来，从重庆、四川、北京到云南，警察始终是我忠实的读者和追踪者。包括我的文字来源、风格、险恶用心及近期走势，他们全都了然于胸。我辩解说自己的祖师爷是司马迁，模仿的范文叫《史记》，国安局长就马上笑道：《底层》我看过，这个话是你的右派师父流沙河说的，啥子两千年前的暴政造就了司马迁，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培养出作家来。

话音未落，我脸色顿时煞白，记起《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细节，急忙称“不敢”。局长继续发挥道：你的巧妙之处，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转个弯，经第三者的嘴巴说出。《底层》如此，《冤案》如此，地主系列也如此，哎呀，真是洗我等的脑壳！

我无言以对。人家将“反面教材”研读到这个深度，真不错了。记得席终之际，局长的告别辞大致是：任何哲学都强调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了近60年，还在发展、进步，肯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表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本想问什么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金钱？女人？醉死梦生？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可忍住了。我天生口舌笨，不是能在酒桌上决高下的勇士，我承认自己懦弱、孤单，而黑白混杂的江湖却有太多太多凶险。

眼下雷声隆隆，乒乓球大的雨点三三两两飞降。我反身回室内坐下，稳定情绪，重新打开录音机，聆听老革命谈土改。

正   文

老威：革命声势就这样造起来。接着呢？
陈文高：就减租退押。减租又叫二五减租，解放前，元谋周围的佃农租地主的田地，一般是按春播时借一斗谷子，秋收时还二点五斗计算，可现在却反过来，按地主收过的二五比例，将原定租子砍掉。
老威：这叫砍租，不叫减租。
陈文高：所谓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将当年出租田地的押金，也就是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佃农。
老威：押金的伸缩性比较大的，特别是改朝换代，通货膨胀都相当厉害。比如一九四几的物价与一九五几年的物价，或许短短三四年，翻若干个跟斗。那么我向你老人家证实一下，这个押金是按土改当年的物价退还呢，还是照原始契约逐年累加后再退还？
陈文高：肯定是按土改当年物价，逐年累加，让地主过去吃了多少，今天一块吐个干净。
老威：如此滚动退押，不是和驴打滚的高利贷差不多？
陈文高：话难听啰。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土改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吃泻药嘛。
老威：不择手段？
陈文高：你太年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懂啥子？革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过嘛，老地主还是狡猾的，还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想方设法抵赖，谷子、花生、西瓜子都是实物，他们也翻转给贫雇农一五一十地算帐，哪年哪年，物价又垮了，纸票子又值多少了，实物实际才值多少钱，或者根本不太值钱。泥腿子没文化，如果不是工作组撑腰，还算不过他们。
老威：大形势摆在那儿，动小脑筋有啥用？
陈文高：对啰，下场只有更惨。
老威：接着就是赔罚阶段。
陈文高：赔罚？没有过。
老威：是吗？我在其它地方了解到，减租退押之后就是赔罚。有个叫洪钟的工作队队长还称它为“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
陈文高：挖浮财是有的，赔罚没有过。我乡长当了1年多，又调到区里做公安助理，除开镇反、抓恶霸地主，还管净化社会空气，比如抓赌、抓抽大烟、抓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然后才正式土改，县委书记孟家珍做报告，布置任务，接着在大沟村，那阵叫大沟乡，搞试点。我们的组长叫王世光，组员有20多个，都是几个区抽调来的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头是发动群众，造声势，宣传《土地改革法》，个把月以后，以1951年12月25号的公审大会为标志，宣布土改在元谋县境全面铺开。
老威：这是哪一级的公审？
陈文高：全县大会，几万群众参加，地点就在如今的县政府背后。公安局长，也是南下干部的朱恒元主持，枪毙了5个恶霸地主，其中有伪保安团长赵登第。
老威：还有谁？
陈文高：记不得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大会?
陈文高：当然。
老威：那怎么会记不得？
陈文高：时间久，忘了。

（苴公插话：这个赵登第是冤枉的。他原来在国民党93军任团长，退役还乡，应当地士绅请求，做保安团团长，在地方武装中有些威信。后来受地下党说服，率部弃暗投明，和平解放元谋，他功不可没。80年代我在县委，晓得政府特地给他平反，推倒不实之词，重新定为投诚起义人员。）

陈文高：赵登第是跟着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退役回家，还领了3000斤大米。
老威：可能3000斤大米还没吃完，脑袋就丢了。
陈文高：试点一结束，我们马上就重新分配，我被任命为元谋县第一区金雷乡土改工作组组长。
老威：不简单。
陈文高：试点经验已有了。具体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所以我们一下村子，就着手访贫问苦，落实毛主席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威：先把最穷最苦的找出来?
陈文高：不一定。还得追究你为啥子穷，为啥子苦？解放前你是干啥的，以何为生？贫农就是有一小点土地，但多数时候不够吃，还要靠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有一小点房子，但破破烂烂。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靠打长短工，饱一顿饿一顿的。
老威：毛主席也教导过的，叫乡村无产者，跟城市无产阶级一个阶层。
陈文高：对囉。先寻着几个，再个挨个串连，就像布蜘蛛网，逐渐将我们要依靠的对象组织起来。这是土改第一步，叫发动群众，宣传政策。
老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挑起最穷的去整垮最富的。
陈文高：同志，你这口气不对，立场有问题。
老威：道歉道歉。
陈文高：此时的斗争目标还没确定，咋个能够想当然？
老威：再次道歉。我们换个话题，怎样团结中农？
陈文高：中农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我们不团结他，争取他对土改的理解，他就消极悲观，滑到同情敌人那边去了。
老威：土改几十年后，小辈我还能隔着时空听见如此有水准的报告，真是受益非浅啊。
陈文高：中农又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要作严格区分：上中农稍微有点剥削行为，但没有富农那么严重；而下中农经常受剥削，程度又没有贫农那么严重。我们不会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可他们基本分不到土改的果实。
老威：为什么中立富农呢？
陈文高：我们不让他“中立”，他就滑向地主一边，地富合流，土改的艰巨性就增加。所以对富农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财产，而是征收多余的部分，剥削所得的部分。特别是对反动富农，决不能手软，决不能叫假象所蒙蔽，要坚决征收他的个人所得。
老威：反动富农和一般富农的界限在哪儿？
陈文高：反动富农跟旧政权、半殖民半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其中担任过职务，如保长、甲长等等。即使当保长，还要分清1946年之前还是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连长，也要分清解放战争前后，确定戴不戴反革命帽子。
老威：1946年是条杠杠。
陈文高：对啰。之后就是反革命，在土改中和地主一样，是打击目标。要特别申明，我们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地主阶级，消灭私有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作为个人的地主。我们要通过改造，让地主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威：据有关资料证实，作为个人的地主也被镇压了几百万。不少地方的土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高潮，自杀、冤杀、逼死、私刑致死、不明不白而死的此起彼伏。
陈文高：我也听到、看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是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极左路线的教训，却绝不是土改的主流。我敢担保，我当工作组长期间，金雷乡没发生任何一起冤屈。的确，也杀了一两个地主，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手下，上了那个级别，只能杀；一个隐瞒浮财，将金银财宝深埋，无论咋个挤，都不松口，后来终于暴露，挖出来的大烟、金银、首饰，用一匹骡子才驮得起。判刑的地主有10个，一个乡的范围，这个比例算平常囉。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组长水平不错。
陈文高：还可以吧。金雷乡的土改搞出名堂后，我又被上调为点长，管几个工作组。
老威：升官了。
陈文高：点长的上级是片长，相当于区长。
老威：你有生杀大权吗？
陈文高：我有建议生杀大权，报给片长批，再报给武定专区最后核准。
老威：你的确算尊重程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陈文高：是啰，正式的刑法还没出台，依据只是暂时的政策，比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可杀可不杀，其中的空间很大。
老威：唉，地主和农民多少年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虽然改朝换代，可彼此真是你死我活吗？你们用什么法子点燃群众？
陈文高：解放了，大势所趋，群众都拥护共产党。运动一搞起来，瞎子都摸着来开会，聋子都立起耳朵，害怕漏掉啥子内容。我们不怕群众点不燃，只怕热情燃过头，违反了政策，收不拢口。
老威：跟现在不一样。
陈文高：是啰，现在人心涣散，开任何会，通知半天，也是锣齐鼓不齐。除非要分钱、分房子、分利益指标。
老威：如今回顾土改，你老人家觉得对还是错？
陈文高：土改是我们党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奠基大事，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之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有力气无处使，或者使了力气得不到收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为了平均财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向新民主主义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迈进，必须土改。
老威：是吗？一定要通过暴力掠夺吗？政治运动真能够发展生产力吗？那邓小平为什么要拚着老命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1979年为什么又要给地富分子揭帽？既然是对的……
陈文高：邓小平改革正确，毛泽东土改也正确。没有毛泽东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历史不能分割，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老威：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千秋功业，渺小的普通人就注定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比如元谋县城解放之前，地下党做工作，千辛万苦许愿封赏，争取和瓦解了旧的社会基础，可等到不费一枪一弹进了城，就翻脸不认人，将已经投诚，堪称和平解放功臣的地方贤达统统公审，定为恶霸地主，然后枪杀，这正常吗？如果史书敢于如实记载，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样看这因为阶级斗争而扭曲人性、出尔反尔的一页？光荣还是耻辱？
陈文高：我有时候也没想通，虽然后来平了反。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水平、政策、法律去衡量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刚得江山，硝烟未散，百废待举，莫提法律了，啥子都不健全。比如判处死刑，都是草草宣布“依据某某条例的相关条款或有关规定”，远没有法律健全之后这么细，手续这么周到。加上群众对经历过炮火的南下干部崇拜，甚至盲目崇拜，本地干部说不起话，也不敢说错话。年轻人，脑壳不要发热哟，啥子事要多转几个弯弯，才能做到客观、全面。比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不可能直戳戳开过去就到达，总是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再右一下……
老威：每左一下每右一下，都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陈文高：事后诸葛亮。
老威：老人家，你算个秉性率真的干部，也当过元谋地下党负责人的通信员，了解多人的投诚内幕，那你当时或事后就没为冤死的“恶霸”们说说话？
陈文高:1953年，我就调到武定专区土改队了。
老威：土改复查吗？
陈文高：参加少数民族山区的土改，要慢一步。所以元谋那摊子事，没功夫问，也问不着。
老威：有人问吗？
陈文高：多得很。后来调到县委统战部的老杨还亲自写了材料，好些证明人都签了字，毕竟人命关天囉。可人家南下干部掌权，根本不尿这一壶。长臂大队长张柞纪在监狱里闹，骂元谋地下党和民青都是一帮骗子，许愿当放屁，早知如此下场，还不如扛枪进山打游击。哎呀，任凭咋个整，都封不住嘴。张家的人也四处找当事者，追得本地干部躲着不敢见。张柞纪的关押地点也转移了好几回。
老威：唉，世事难料啊，老人家你有何体会？
陈文高：在土改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元谋县地下组织，百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是人有多聪明，而是吸取了教训，尽量少说话，即使说，也是按照政策的条条框框，求个四平八稳。不怀好意的人太多，都想“引蛇出洞”，随便你咋个引，蛇就是不出洞。
老威：那今天咋出洞了？
陈文高：苴公同志亲自登门，就给个面子；况且我1928年生的，快80岁了，皮子已蜕掉几层，出出洞也无妨。款款陈年旧事，咬不着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