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派系斗争的日益公开化，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国走向何方成为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的共同话题。
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模式
在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世界各国中，已经出现的无外乎下面几种模式：俄罗斯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和阿拉伯之春模式。而对于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以上几种模式都有可能出现。
一党独大的俄罗斯模式
倘若中国的民主转型朝着俄罗斯曾走过的方向走，那就意味着与二十世纪初的宪政民主运动一样，中国民间几代人、几十年的争取宪政民主的努力将化为泡影。而现在的中国局势确实存在着步俄罗斯后尘的巨大可能性。俄罗斯模式的危险在于，一旦中共体制内有一个野心勃勃、分量足够的政治人物跳出来扛起政改的大旗，以普世价值理念号召民众对抗中共，那么中国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很快会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力量就会成为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挑战的政治巨无霸，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所谓民主的一党独大替代中共的一党独大。而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更大的危险在于，俄罗斯的权贵集团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而中国的权贵集团则早已存在，因此这种一党独大很可能只是中共换一个招牌出现而已。
民间强大政治反对派存在的韩国模式
韩国之所以民主转型成功，与韩国民间力量始终有金大中这样坚忍不拔的政治领袖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韩国民主运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金大中以一己之力在对抗整个专制体制。而当其他民间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合流时，也是金大中的坚持才导致韩国朝着宪政民主制度的良性发展方向前行。韩国模式的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民间力量还非常脆弱，虽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但民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公认的领袖人物。
历史巨人主导民主转型的台湾模式
不管台湾的民间力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多大的力量，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蒋经国不但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还极具历史眼光挑选李登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也正是在蒋经国与李登辉有意而为下，才导致台湾两党政治的宪政民主体制在短期内得以成形并迅速巩固下来。台湾模式虽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转型模式，但中国已错过了它最好的历史时机。倘若毛泽东死去之后，邓小平初掌大权之时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改革，那么中国就会朝着台湾模式演进，邓也会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历史巨人，但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没有这样的历史高度。
草根动员带来变革的阿拉伯之春模式
2011年以来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政治变革也许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民间力量最好的参照。倘若中国草根民主力量足够强大，中国权贵集团及时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就会出现突尼斯、埃及这样的转型。而如果中国的权贵集团象卡扎菲、阿萨德一样冥顽不灵，那么利比亚、叙利亚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民间精英的目标
暴力夺权还是改变制度？这个问题是二十世纪初社会转型的老问题，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目标，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频仍的灾难深渊。而今天对于中国民间力量而言，这一问题似乎又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真问题。
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有很大一批人的政治目标直奔中共政权而去。就象一百年前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除了驱除鞑虏以外，不知革命目的何在。而今天与历史何其相似，更多的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考量，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民间一直不能形成变革合力的主要原因。任何人如果仅以政权为唯一目标，那么无论从动机到行动都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天然地阻止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趋势。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这种力量以外，中国民间还存在着一种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培育公民社会为使命的政治力量，这就是零八宪章运动。
正如《零八宪章》所宣示的那样，《零八宪章》运动以追求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为目标，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她所主张的是制度的改变和公民社会的真正建立，而非以政权转移为唯一目标。
在今天，《零八宪章》的主要表现即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一方面是民众自觉捍卫自身权利的“维权”，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对没有边际的专制权力进行限制的“围权”。正如著名的民主维权人士王德邦先生在其《全民维权的时代已然来临》一文中所言：维权正是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护权利行动的综合表现。通过维权，公民可以更真切地认识权利，了解权利，珍惜权利。同时，在维权中会使公民不断结成团体，加强社会共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培育起各种社会组织。……公民权利被侵害势必导致公民奋起维权，而维权源起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这必然相伴对公权力边界的划分与设防。而对公权利划分与设防，这就是现代宪政民主。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普遍的侵权，正是中国社会政治设置上缺失权力界定与防范机制。
中国公民每一项权利的维护，势必促成对权力触角的限制，这样一项项权利的保护机制的建立，就是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之兽最终被关入笼子中的方式。不受约束的权力走向被约束，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成果，是权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根本性变革。所以维权必然促成社会政治转型。
而著名宪政学者、《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更是精辟地把这种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新三民”主张集中回答了公民力量的发育、成长与实现社会民主变革的关系与路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舍此没有其他成功的捷径。
刘晓波获奖的当下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民间力量分歧巨大。尽管实践和时间都将证明张祖桦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张”是目前我们能选择的正确道路，但民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共识以积极投身维权运动。在此局势下，《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更加幸运的是，2010年，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中国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这一颁奖对于当下处于社会转型复杂局势的中国而言无疑意义非凡。
中国民间的民主运动时间悠久，自1979年民主墙开始到现在已整整33年。其间又历经八九六四民运，九八组党和现在的民主维权运动，可以说中国民主运动已形成几十年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历史局面。这样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政治主张众多，派系林立。八九民运后，民间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出走海外，以致很久以来中国政治反对力量一直以海外政治人物的主张为依归。刘晓波获奖无疑是中国民运史上的分水岭，它导致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它也必然导致以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刘晓波获奖能促使中国民间力量真正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从而加快中国民间力量整合的速度。尽管维权运动开展的时间在中国并不算很长，但维权已呈现出从个体到整体、从自发到自觉、从维权运动到宪政运动的趋势。维权运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广东乌坎民众的维权行动为标志，中国式的公民维权运动已进入宪政运动的阶段，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民间力量的壮大，就能够抵御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政治野心家对体制内外民主力量通吃局面的形成，从而使中国的民主转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宪政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权保障制度，只有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确保宪政民主制度的长久存在。在这种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没有捷径也不存在侥幸，也缺少暴力夺取政权再回头建设宪政制度成功的历史案例。中国社会转型已到了每一个民间政治精英必须做出自己抉择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一己之私利而使中国重蹈一百年前的老路。
2012年4月25日《民主中国》首发
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模式
在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世界各国中，已经出现的无外乎下面几种模式：俄罗斯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和阿拉伯之春模式。而对于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以上几种模式都有可能出现。
一党独大的俄罗斯模式
倘若中国的民主转型朝着俄罗斯曾走过的方向走，那就意味着与二十世纪初的宪政民主运动一样，中国民间几代人、几十年的争取宪政民主的努力将化为泡影。而现在的中国局势确实存在着步俄罗斯后尘的巨大可能性。俄罗斯模式的危险在于，一旦中共体制内有一个野心勃勃、分量足够的政治人物跳出来扛起政改的大旗，以普世价值理念号召民众对抗中共，那么中国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很快会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力量就会成为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挑战的政治巨无霸，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所谓民主的一党独大替代中共的一党独大。而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更大的危险在于，俄罗斯的权贵集团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而中国的权贵集团则早已存在，因此这种一党独大很可能只是中共换一个招牌出现而已。
民间强大政治反对派存在的韩国模式
韩国之所以民主转型成功，与韩国民间力量始终有金大中这样坚忍不拔的政治领袖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韩国民主运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金大中以一己之力在对抗整个专制体制。而当其他民间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合流时，也是金大中的坚持才导致韩国朝着宪政民主制度的良性发展方向前行。韩国模式的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民间力量还非常脆弱，虽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但民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公认的领袖人物。
历史巨人主导民主转型的台湾模式
不管台湾的民间力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多大的力量，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蒋经国不但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还极具历史眼光挑选李登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也正是在蒋经国与李登辉有意而为下，才导致台湾两党政治的宪政民主体制在短期内得以成形并迅速巩固下来。台湾模式虽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转型模式，但中国已错过了它最好的历史时机。倘若毛泽东死去之后，邓小平初掌大权之时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改革，那么中国就会朝着台湾模式演进，邓也会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历史巨人，但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没有这样的历史高度。
草根动员带来变革的阿拉伯之春模式
2011年以来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政治变革也许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民间力量最好的参照。倘若中国草根民主力量足够强大，中国权贵集团及时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就会出现突尼斯、埃及这样的转型。而如果中国的权贵集团象卡扎菲、阿萨德一样冥顽不灵，那么利比亚、叙利亚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民间精英的目标
暴力夺权还是改变制度？这个问题是二十世纪初社会转型的老问题，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目标，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频仍的灾难深渊。而今天对于中国民间力量而言，这一问题似乎又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真问题。
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有很大一批人的政治目标直奔中共政权而去。就象一百年前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除了驱除鞑虏以外，不知革命目的何在。而今天与历史何其相似，更多的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考量，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民间一直不能形成变革合力的主要原因。任何人如果仅以政权为唯一目标，那么无论从动机到行动都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天然地阻止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趋势。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这种力量以外，中国民间还存在着一种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培育公民社会为使命的政治力量，这就是零八宪章运动。
正如《零八宪章》所宣示的那样，《零八宪章》运动以追求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为目标，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她所主张的是制度的改变和公民社会的真正建立，而非以政权转移为唯一目标。
在今天，《零八宪章》的主要表现即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一方面是民众自觉捍卫自身权利的“维权”，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对没有边际的专制权力进行限制的“围权”。正如著名的民主维权人士王德邦先生在其《全民维权的时代已然来临》一文中所言：维权正是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护权利行动的综合表现。通过维权，公民可以更真切地认识权利，了解权利，珍惜权利。同时，在维权中会使公民不断结成团体，加强社会共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培育起各种社会组织。……公民权利被侵害势必导致公民奋起维权，而维权源起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这必然相伴对公权力边界的划分与设防。而对公权利划分与设防，这就是现代宪政民主。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普遍的侵权，正是中国社会政治设置上缺失权力界定与防范机制。
中国公民每一项权利的维护，势必促成对权力触角的限制，这样一项项权利的保护机制的建立，就是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之兽最终被关入笼子中的方式。不受约束的权力走向被约束，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成果，是权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根本性变革。所以维权必然促成社会政治转型。
而著名宪政学者、《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更是精辟地把这种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新三民”主张集中回答了公民力量的发育、成长与实现社会民主变革的关系与路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舍此没有其他成功的捷径。
刘晓波获奖的当下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民间力量分歧巨大。尽管实践和时间都将证明张祖桦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张”是目前我们能选择的正确道路，但民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共识以积极投身维权运动。在此局势下，《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更加幸运的是，2010年，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中国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这一颁奖对于当下处于社会转型复杂局势的中国而言无疑意义非凡。
中国民间的民主运动时间悠久，自1979年民主墙开始到现在已整整33年。其间又历经八九六四民运，九八组党和现在的民主维权运动，可以说中国民主运动已形成几十年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历史局面。这样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政治主张众多，派系林立。八九民运后，民间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出走海外，以致很久以来中国政治反对力量一直以海外政治人物的主张为依归。刘晓波获奖无疑是中国民运史上的分水岭，它导致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它也必然导致以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刘晓波获奖能促使中国民间力量真正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从而加快中国民间力量整合的速度。尽管维权运动开展的时间在中国并不算很长，但维权已呈现出从个体到整体、从自发到自觉、从维权运动到宪政运动的趋势。维权运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广东乌坎民众的维权行动为标志，中国式的公民维权运动已进入宪政运动的阶段，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民间力量的壮大，就能够抵御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政治野心家对体制内外民主力量通吃局面的形成，从而使中国的民主转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宪政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权保障制度，只有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确保宪政民主制度的长久存在。在这种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没有捷径也不存在侥幸，也缺少暴力夺取政权再回头建设宪政制度成功的历史案例。中国社会转型已到了每一个民间政治精英必须做出自己抉择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一己之私利而使中国重蹈一百年前的老路。
2012年4月25日《民主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