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在加强。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到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比如，为了缩小城乡不平等，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农业税，一些省市还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为了缩小城镇的两极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等等。所以，胡温的亲民姿态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
党权利益的空壳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党，而且是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共中央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但在当下中国，中共利益已经无法被中央所垄断，利益集团内部早已开始了分化，随着权贵私有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家族化和个人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且越来越刚性，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所以，与其说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多个利益集团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的利益只有各级权贵才能享有，而七千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象非党员的平民阶层一样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普通党员甚至沦为弱势群体。
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决策层的每个大寡头都衍生出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党权的代理人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利益小王国。他们经营着其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用尽一切手段将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终目的是把家族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来的插手可以产生合谋分赃的结果，否则的话，不但横向的各类利益集团难以相互联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难以落实，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权贵集团与中央指令的关系，完全遵循以我为主的自利规则，对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对地方官有利的就执行且要把执行力度最大化，无利则不执行且要让上级的指令消失得无声无息。
意识形态的混乱化
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取代之后，中共政权越来越远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变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以“资本家可以入党”为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于是，改革以来，我们才会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口号的五花八门。
邓小平时代，在实用主义猫论的主导下，既有“发展是硬道理”、“搁置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依法治国”和“不当头外交”，也有“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江泽民时代，既有“三讲”、“以德治国”，也有“三个代表”和“大国外交”；胡锦涛上台以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有保先运动、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来，中共的种种意识形态说辞，大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这在强调绝对的思想统一的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意识形态的混乱标志执政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首先，道义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已经是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使中共现政权具有如何保住政权的危机感；其次，中共的统治方式必须转型，但在转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共集团内部又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也就必然产生何去何从的焦虑。最后，各类深层的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统治的未来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共现政权看不清自身的未来。所以，当中共政权失去了权威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之后，党员们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迷茫中，官场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作出怎样的自我调整，但中共的独裁本性和权力自私始终未变，所有的局部调整不过是确保一党独裁的权宜之计。
民间维权如何面对的利益党
是的，蜕变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残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出路。因为现政权的权宜性调整无力解决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层危机——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和社会公德崩溃——在这种制度的社会的道德的危机下，官民双方不可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就无法共同选择一个替代性转型路径。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加强，统治技术也日益娴熟，也具有了应对内外危机的灵活性，加之中国的精英阶层犬儒化和民间力量分散化，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所以，中共政权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末路。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换言之，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民间维权运动必须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间更不能低估民间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所浸染的独裁遗传——惟我独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受迫害的经历来评估当下现实和现行统治，不能陷入一夜变天的梦呓；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中国僵局的一揽子方案，因为相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环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说，不能陷于自恋式的受难综合症之中而无力自拔，把个人的苦难作为最大的不幸，进而将个人受难上升为民族苦难和放大为全民苦难，从而膨胀出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似乎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难，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资本，要求别人把自己视为“英雄”或“救星”，有资格充当愚昧者的启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实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体奉为民间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舆论热闹而现实冷清，海外关注而国内却没有多少追随者，甚至在民间内部都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道义凝聚点。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现，不要指望出现众望所归的魅力人格，这样的英雄甚至在八九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山头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开会时举手赞同，执行会议决定时也会突然变脸。即便现在真有智勇双全的民间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铁干追随者。
在温饱基本保证的社会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阶层和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民众，即便心里认定了现存体制必须来个大变化，相对不公平感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抱有搭便车的态度。所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网民共同的网络家园《世纪中国》被封，却没有几个精英、也没有众多受益于该网站的网民出来抗议；名扬海外舆论的草根维权者陈光诚，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许多人知道他，对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为之维权的当地农民，也在官权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沉默。
面对政府权威和民间英雄双双大幅度贬值的现实，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民间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其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一句话，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