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津津有味地读完《民主中国》上张显扬先生的文章《“三个代表”与“奏哀乐”》，脑中浮现出这么一副场景：在某中学的语文课堂上，一向成绩欠佳的官家公子江泽民同学交了一篇题目叫做“三个代表”的作文。在一帮纨绔子弟的吹捧下，江同学显得有些洋洋得意、自我陶醉。这时，坐在讲台上的张显扬老师再也看不下去了：“江泽民同学，有你这么遣词造句的吗？代表、先进、生产力、文化、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词你一个也没弄懂、一个也没用对！”老师轻蔑地把江的作文扔到了地上。大家凑过去一看，只见在“三个代表”旁边，张老师用粗重的红笔写下了四个字的批语：狗屁不通！
我对“三个代表”这样拙劣的玩意儿一直没发生什么兴趣。偶尔调侃一下，但不曾拿它当作批判的靶子。张显扬先生的文章也给我上了一课：即使是对那些不值一驳的东西，有时也得认真地去批驳它。为什么？不是因为它有被批判的价值，只是因为它出自于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执政党”。作为中国的公民，我们没有资格那么超然，我们不可以不把它当回事，虽然它确实狗屁不通。
读罢张先生的文章，我还想到了一位哲人，那位惜墨如金、用警句写作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问题、认识问题起源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这位哲人说：“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说（清楚）的，必须保持沉默。”这要求未免有些苛刻。若按这条标准，我看，中共的笔杆子们也就没什么好写的了，江胡之辈怕是再也作不出“重要讲话”了，只好闭上嘴巴、“保持沉默”、当哑巴书记。试问，何曾有哪一个话题，是他们曾经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于是，我的思路又从“三个代表”转到了中共的语言逻辑。一个宣布永不下台的“执政党”，如果它缺乏必要的语言逻辑——以至于弄出“三个代表”这样拙劣的玩意儿还要奉若珍宝，如果它已经习惯于用糟蹋汉语、丑化中文的方式去进行日常的政治表达——以至于鬼话连篇弯来绕去自己说得费劲、云山雾罩空洞无物别人也听着别扭，如果它所说的昏话、胡话、怪话、混帐话太多太多——以至于淹没其中逐渐丧失掉了正常人说正常话、顺溜话、明白话、老实话的能力，我想，这恐怕就不是小毛病了。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错误的语言逻辑会造成无谓纷争的哲学问题；在中共这里，错误的语言逻辑则会给它自己和整个中国社会制造出后果严重的政治难题。因此，我东施效颦（远效维特根斯坦，近效张显扬），也从中共的“理论体系”、官方文件中挑出几个词、几段话来，作一点简单的解剖，以期对中共混乱的语言逻辑有所诊断、有所治疗。
一、所谓“科学发展观”
与“权贵发展观”、“黑恶发展观”或“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观”相比，我个人倒是乐意投一票给胡温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我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以为，“科学发展观”这个词，“科学”二字用得不太合适。这大概是因为中共“科学”惯了，只顾了追求“科学”，却忘记了“科学”的语言逻辑。他们总爱用“科学”往自己脸上贴金，动不动就号称什么“科学总结”、“科学规律”、“科学理论”、“科学体系”，然而，却似乎从来也没有弄明白“科学”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和正确用法。
中共已经发现，以前的“发展观”是大有毛病的。但这毛病不在反科学，而在反价值。以下的这些问题，就是所谓“发展观”的问题：让谁先发展、让谁后发展？让谁从发展中多受益、让谁少受益？让农民和下岗工人暂缓发展以支持权贵们先富、还是让权贵们暂缓暴富以方便穷人们也有所发展？是为了今天的发展牺牲后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后代的发展约束今人的私欲？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而是道德、良知、伦理、价值上的问题。——这就好比有两个病毒学家，一个研制灭毒疫苗治病救人，另一个研制生物武器放毒杀人，他们之间的差别难道是前者比后者更“科学”吗？当然不是。做武器的也许比做疫苗的更懂得科学，在他们之间，是好与坏、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之别。
如是我闻：休谟曾提出要区分“是”与“应当”；韦伯曾提出事实与价值两分；哈耶克曾写过一本书，叫《科学的反革命》，大意是说，人类社会不是一架由科学理性所驱动的机器，人们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波普尔曾批判“历史决定论”，指出人们无法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任何有“科学”意义的精算和预报；至于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则一向注重在实然与应然、描述与规范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
那么，具体到所谓“发展观”之优劣与否，其要害显然是：什么样的发展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满意，而不是：如何寻找一条最最“科学”的、唯一正确的、独断排他的社会发展道路。很显然，“发展观”所关注的是“应当”而不是“是”，所以，它不适宜以“科学”作定语。
当然，“科学发展观”之不妥，也不光是因为它误解了语言的逻辑。它必然还会造成理论、政策和实践中的混乱。比如，它会给某些官员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我们的PX方案经过了严格科学的论证”，——拿“科学”唬弄人，哪个劣官庸吏又不会呢？还比如，它会给某些权贵一个漠视民意、反对民主的依据：因为“科学”才是“发展观”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最最“科学”的东西往往只由极少数具有“先进性”的人才能掌握，那么，那些不懂“科学”的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对“发展方式”是否满意，又干我“科学发展观”何事？——可见，用错了词，是小事，会错了意，就是大事。
依我看，这个故弄玄虚的“科学发展观”，倒不如改为“均衡发展观”、“人本发展观”、“多数人满意的发展观”、“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发展观”。我提供的这几个备选名称也许不如“科学发展观”那么响亮、那么顺耳，但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把话说得简单明白一点不是更好吗？
二、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上面这两句话，是近些年来中共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式官方表述。与此类似的还有：“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党管干部与扩大民主的有机统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厂长、经理、院长）负责制”等等。
与这类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系列以“既……又……”（或“又……又……”）格式所作的政治表述。比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统一思想”、“既要统一领导，又要因地制宜”、“既要增强党的领导，又要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等等。
共产党喜欢“辩证法”，他们酷爱“A与非A的有机统一”或者“既要A又要非A”的“辩证”表达方式。窃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却偏偏又总想着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以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错，中共最爱说的就是这样一套“矛盾语言”，他们嘴里的“社会主义民主”，便是这样一堆“矛盾命题”。
我并不打算全盘否定中共语言中的“辩证法”或“辩证逻辑”，但是，我必须指出，中共玩这一套无聊的把戏已经中毒至深、走火入魔了。一个事物，以前是A，后来是非A，或者，在此地是A，在彼地是非A，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同一个事物不可能在同时、同地既是A、又是非A。如果硬要振振有词地说出这种“A且非A”、“A与非A有机统一”的混帐话，还要指望世人真心相信他这套混帐话，那不是他自己的脑子进水了，就是除了他自己，别人的脑子全都进水了。
我举两个例子吧。假如有人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其组织制度是：“坚持美国领导、各国当家作主、依国际法治理的有机统一”，我想，美国政府也不一定会欣赏此人吧，他们会认为，此人一定是有些神经不正常了。假如还有个人，他想要创造一个“东亚联盟”，该联盟将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但必须确保“日本领导的多国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永远不变，我想，这个人十之八九是可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
贺卫方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高等教育法》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谁领导谁，到底谁是头，搞不清楚。”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究竟是党领导人民，还是人民作党的主？是当“领导”的说了算数，还是“作主”的说了算数？这两个事情怎么个“有机统一”法？须知，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绝不可能同时、同地共同成立。如果万一（或许不止万一），党发起脾气来要镇压人民，或者人民发起脾气来要解雇党，那又将如何“有机统一”？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论，如果有朝一日，有个别的党不再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再愿意“多党合作”、不再参加“政治协商”了，那又应该怎么办呢？是以某一党的领导权取消另一党的合作权，还是用另一党的协商权对冲某一党的领导权呢？总不至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共产党不领导的多党不合作和政治不协商制度”之间，也可以来个“有机统一”吧？
稍有点正常逻辑的人都能看出，这套“辩证法”只有诡辩、没有论证，这套“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只有矛盾、没有逻辑。中共过了五十多年的“领导瘾”，他们太喜欢、太习惯于“领导”别人了。“瘾君子”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啊，他们自己恐怕也不一定听得懂他们毒瘾缠身时所说的那些鬼话吧。
三、所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谓“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实属糟蹋汉语、丑化中文的代表作。
中共和某些宗教团体一样，有一套在正式场合非说不可的“仪式性语言”。这套“仪式性语言”意在营造某种神圣气氛、强化某种心理倾向，得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如闻天籁、如念咒语、熟于口中、烂于心中、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方可收愚己愚人、扫清异议之效。它仿佛是神定下来的语言，因此，必须有一些神圣化的固定不变的用语格式和固定不变的语词搭配，其中，某一些语词搭配连多一字、少一字都是罪过，某一些正式的“提法”俨然就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通常，非经严重的权力斗争，此种“仪式性语言”不会发生重大更改。此所谓“天不变，话亦不变”是也。这样一来，“仪式性语言”也就成了人们观察中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凡有高阶的官场人物胆敢不按“仪式性语言”原文照念，这便或是局部变天之预兆，或有“异端”崛起之罪嫌。
目前，中共最新的一套“仪式性语言”是：“高举……伟大旗帜，以……为指导，紧密团结在……周围，深入贯彻……，坚持……，推动……，促进……，为……而奋斗”。关于“党的建设”，中共也有一个仪式性的、正式的“提法”，叫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我不想逐字逐句地分析这一堆中共圣语（那太浪费我并不宝贵的时间），只挑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两个“固定词组”来“解剖麻雀”。让我们来看看，中共是如何糟蹋、丑化、折磨、损毁我们用了五千年、传载了诸多宝贵精神财富的汉语的。
过去中共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以江泽民为核心”，撇开政治是非不论，至少在词组搭配上，还算是勉强说得过去。而当今既没有“首”，也没有“核心”，天有小变，话亦小变。大概是为了稍加抚慰非“首”非“核”的胡锦涛总书记，中共笔杆子们居然炮制出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么一句贻笑大方的大废话来。试想，这不等同于说“以毛主席为主席的党中央”、“以蒋委员长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以慈禧太后为太后的大清朝廷”吗？如果我儿子说“以我爸爸为爸爸的幸福家庭”，我必得打他屁股。象这么说话，不是存心找别扭吗？难道中共的全体干部党员都喝了“迷魂汤”、“忘情水”，竟然一开大会、一出文告就记不得谁是他们的总书记了？再试想，如果大家都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我们是否也该称呼“以陈良宇为书记的上海市委”、“以郑筱萸为局长的药监局”呢？可真得气死仓颉他老人家了！
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也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一个词儿（得注明一点，我是学数学出身，语文水平够呛）。我很奇怪，汉语竟有如此这般既拗口又拗理的用法。按照常识，“伟大”是一种事后评价，一本书是否“伟大”，总得等这本书写出来了才知道，一个人要想当“伟人”，也总得等他成就了一两件伟业才算数。为什么“党的建设”就那么与众不同，尚待“推进”、未曾验收、不经评定，怎么就预定好了必然是一个“伟大工程”？还有，“新的伟大工程”似乎也不成体统，难道“伟大”还有新旧之分吗？——毛邓干的是“旧的伟大工程”，江胡们干的是“新的伟大工程”？又或者，这是要暗中贬低曾经“伟大”过的毛邓，暗示以前的“党建工程”通通属于“党的建设旧的渺小工程”？
我知道，中共官场有讲究排名先后、出场次序、座位主次的光荣传统，又有自封“伟大”的“伟大癖”。所以，对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它们背后的政治涵义我多少还是能够读懂一些的，我所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就不让那群中宣部的笔杆子们先去把小学语文考及格了，再来用“以……为……”和“伟大”造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