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因此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威权了吗？

如果将习近平新政以来的一切努力都看成他在致力于重建威权，我们就能理解他现在的一切言论与行为。

胡锦涛承诺权力交接后不再后台听政，把“说话算数”的权力一揽子交给了习近平，也把自己时代遗留的政治与经济麻烦，一并转让。

习新政之初，必然要重建威权，尽管习是毛时代以来，第二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国元首，但他却并没有享有毛、邓那样的政治威权，甚至难以达到江泽民那样的权势。习应该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毛或邓那样的政治威望，但他内心却视自己为普京式人物，梦想通过重建个人威权，实现他的中国梦或国家复兴。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没“个人说了算”的威权，在他看来，必将一事无成。当年，邓小平曾对江泽民交待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锐叙述，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胡锦涛因为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军权，所以他没有政治自信，只能谈谈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真正来源是党政军权集于一身，老人政治的民主生活会与军人政治，可以让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也可以让胡锦涛屈身从命，当胡锦涛“高风亮节”裸身而退，老人政治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阶段性地划上了句号。即便有老人想干政，也难以从内部制度上来撼动习近平了。

习因此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威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习的团队并不是习的人马，中央常委七个人却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既有邓的政治势力，又有江系、胡（团派）的政治势力，真正属于他的左臂右膀是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位在下乡时曾与他共卧一床的兄弟。

“共和国”不是人民的共和，也不是各民主党派的“联合中央”，某种意义上是党内政治派系的多寡头共和。常委中的四大派系并没有毛主义的代言人，宣传系统看起来仍然高举马列毛思想，但那只是一个政治幌子，他们既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唯一能做的只是用红色旗帜筑一道精神上的防护墙，以对抗民主宪政与普世价值的“入侵”。

2012年11月17日，习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而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对于威权统治者来说，如果丢掉了这面旗帜，就没有了红色的掩体，特别是红色传统中的斗争性与暴力性，在关键的时刻是超越法律、建立与保护极权的最强有力武器。

胡温时代，吴邦国说出不搞民主宪政与三权分立等“五不搞”，并不理直气壮，完全是防守姿态，但到了习新政之后，却是主动进攻态势，不仅有九号文件发往媒体与高校，规定不准谈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普世价值等“七不准”，并在《求是》杂志等媒体高调反民主宪政，将其归类到西方资本主义范畴中，予以排斥与抨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发声：广东地处意识形态斗争“前沿”，中共党媒喉舌也纷纷发文提出“斗争”与亮剑，大有东风又在劲吹、战鼓又在擂响的架势。

而网络上面的反击，“二高”的司法解释，网贴涉嫌传播谣言攻击政府，转贴达到五百即可入罪，一些知名网络大V与相关网络营销公司被纳入打击范围。打击的方式、罗列的罪名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让网民消音、让网络减震，以夺取失控的网络宣传阵地。

习要的当然不是复兴“文革”，而是通过宣传阵地，建立自己的威权，维系当政期的稳定。但习在与宣传系的勾兑中，不知不觉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当中共媒体提出有人利用网络反党、利用普世价值反党之时，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康生对习父习仲勋的政治打击：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习父因此被打压直到文革结束，习家也因此横遭灾劫。宣传系统还没有为习建立威权，却已让习背付复辟文革的骂名与质疑。

文革中，毛是红卫兵们的政治崇拜与信仰，但邓小平之后，毛思想只是政治家或政客们的政治工具，政客们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待红色列祖列宗。当习近平要打击薄熙来、打击中石油腐败团队、打击地方藩邦势力这些红色大鳄与权贵利益集团，习无法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出拳，如果真的公示财产、真的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整个政治集团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习近平唯一能借力的，只有毛泽东的方式，是“严峻”的形势，把习逼到毛左的路线上，也就是说，习是被逼扬汤止沸。

有人会问，为什么邓小平与江泽民建立自己的权威，并没有像习这样打左灯真的左转。

邓小平与江泽民用的是加法，邓小平时代自由了经济市场，平反了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这一切都足以使他拥有民心与威权，而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将新兴的权贵们笼络于政协、人大之中，让他们共同分享政治与经济权益，邓、江时代有巨大的改革红利，足可以让权贵们分赃分到手软，但到了习近平时代，面对的是刘志军与中石油这样的利益分赃者，又有薄熙来这样的政治权利争夺者，还有地方巨大的债务危机，习的天下被利益集团们掏空了，只剩下一具中国梦的空壳，因此他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是空前的，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没有真正的威权，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自己也就成了儿皇帝，习因此披上毛氏红色外衣，借革命传统力量以提升个人威权。

习的威权与中国梦一样，都是虚空的，需要他自己一步一步做实。习要致力于把自己的威权做实，所以借力毛思想与毛方式，借力宣传系，当然，也得借力“警法系”（司法与警察、检察体系）。政法系因在胡温时代过度纵权，危及中央核心权力，所以，常委席位被剥夺。

到了习时代，只能依靠警法系来维护稳定，面对大量的维权人士、网络大V、公开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以及许志永、王功权这些公民社会建设者，习治下的有关部门不能容忍其和平地存在，主动重拳出击，敢于编造莫须有罪名予以刑拘或公诉，警法系的亮剑与斗争，以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名义，一步步做大做强自己的部门威权，轻罪重判、无罪拘审或喝茶、软禁，而对因自卫而杀害城管的夏俊峰、因集资而遭到地方迫害的湖南商人曾成杰都处以极刑，警法系的亮剑，超越法治、超越普众的想象力，招招见血，已成为习新政以来一道黑色的风景。以令人恐惧的方式建立政治威权，使人想到法西斯化或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无论是宣传系、警法系还是地方政府、国企，最高权利者需要什么，这些派系或机构都能提供什么，他们在提供概念与服务的同时，他们都要为自己对势力范围进行一次有效扩张，同时也在侵蚀党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有力量为最高权力者建立威权，但他们却要将自己派系、集团建设成享有法外特权的柱石，而这些柱石，不仅会成为国家社会的巨大隐患，也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隐患，上届政法系的暗厢擅权，就是绝好的例证。

习发起的整风运动在省部级流于形式、走过场，这是官场的不合作运动，地方官府已形成利益集团，官员们内部虽然有利益冲突，但面对上级的督察，他们会形成一个整体，共进共退，而这种不配合整风规避风险的方式，伤害的是习新政的面子，也会使其威权性失分，习必须亲自出场，让他自己蹲点的地方见出血色，河北省委必须撕破地方藩邦势力的一体化，一体化必然会成为一个腐败团队，也成为对抗中央威权的堡垒。当河北省委互相批评的画面通过央视播放于天下，习的自信与亲政、地方大员的问题与窘态都一一展现，如果有人真要类比文革的话，文革中毛只是象征性的接见红卫兵，而宣传毛形象、确立毛威权的事情，由林彪、周恩来、江青们执行落实，而习完全靠一已之力，他挥动一次左勾拳，对方就避让一次，或者故意受点轻伤，以保全自己的实力。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与革命老将们、踢开党委闹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确立了自己的神圣威权地位，习近平出左勾拳，借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的语言、毛泽东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将自己打造成2.0版本的毛泽东，并建立自己的威权？意识形态领域的左转、警法系非法执法，也许可以带来一时的威权与稳定，但却会埋藏更巨大的政治隐患。习近平面对进一步的宪政民主与退一步的重建威权，他正在选择后者，这是无奈的选择，也会有一个无望的结局。

殷鉴很近，文革不远。

习因此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威权了吗？

如果将习近平新政以来的一切努力都看成他在致力于重建威权，我们就能理解他现在的一切言论与行为。

胡锦涛承诺权力交接后不再后台听政，把“说话算数”的权力一揽子交给了习近平，也把自己时代遗留的政治与经济麻烦，一并转让。

习新政之初，必然要重建威权，尽管习是毛时代以来，第二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国元首，但他却并没有享有毛、邓那样的政治威权，甚至难以达到江泽民那样的权势。习应该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毛或邓那样的政治威望，但他内心却视自己为普京式人物，梦想通过重建个人威权，实现他的中国梦或国家复兴。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没“个人说了算”的威权，在他看来，必将一事无成。当年，邓小平曾对江泽民交待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锐叙述，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胡锦涛因为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军权，所以他没有政治自信，只能谈谈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真正来源是党政军权集于一身，老人政治的民主生活会与军人政治，可以让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也可以让胡锦涛屈身从命，当胡锦涛“高风亮节”裸身而退，老人政治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阶段性地划上了句号。即便有老人想干政，也难以从内部制度上来撼动习近平了。

习因此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威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习的团队并不是习的人马，中央常委七个人却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既有邓的政治势力，又有江系、胡（团派）的政治势力，真正属于他的左臂右膀是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位在下乡时曾与他共卧一床的兄弟。

“共和国”不是人民的共和，也不是各民主党派的“联合中央”，某种意义上是党内政治派系的多寡头共和。常委中的四大派系并没有毛主义的代言人，宣传系统看起来仍然高举马列毛思想，但那只是一个政治幌子，他们既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唯一能做的只是用红色旗帜筑一道精神上的防护墙，以对抗民主宪政与普世价值的“入侵”。

2012年11月17日，习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而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对于威权统治者来说，如果丢掉了这面旗帜，就没有了红色的掩体，特别是红色传统中的斗争性与暴力性，在关键的时刻是超越法律、建立与保护极权的最强有力武器。

胡温时代，吴邦国说出不搞民主宪政与三权分立等“五不搞”，并不理直气壮，完全是防守姿态，但到了习新政之后，却是主动进攻态势，不仅有九号文件发往媒体与高校，规定不准谈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普世价值等“七不准”，并在《求是》杂志等媒体高调反民主宪政，将其归类到西方资本主义范畴中，予以排斥与抨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发声：广东地处意识形态斗争“前沿”，中共党媒喉舌也纷纷发文提出“斗争”与亮剑，大有东风又在劲吹、战鼓又在擂响的架势。

而网络上面的反击，“二高”的司法解释，网贴涉嫌传播谣言攻击政府，转贴达到五百即可入罪，一些知名网络大V与相关网络营销公司被纳入打击范围。打击的方式、罗列的罪名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让网民消音、让网络减震，以夺取失控的网络宣传阵地。

习要的当然不是复兴“文革”，而是通过宣传阵地，建立自己的威权，维系当政期的稳定。但习在与宣传系的勾兑中，不知不觉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当中共媒体提出有人利用网络反党、利用普世价值反党之时，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康生对习父习仲勋的政治打击：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习父因此被打压直到文革结束，习家也因此横遭灾劫。宣传系统还没有为习建立威权，却已让习背付复辟文革的骂名与质疑。

文革中，毛是红卫兵们的政治崇拜与信仰，但邓小平之后，毛思想只是政治家或政客们的政治工具，政客们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待红色列祖列宗。当习近平要打击薄熙来、打击中石油腐败团队、打击地方藩邦势力这些红色大鳄与权贵利益集团，习无法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出拳，如果真的公示财产、真的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整个政治集团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习近平唯一能借力的，只有毛泽东的方式，是“严峻”的形势，把习逼到毛左的路线上，也就是说，习是被逼扬汤止沸。

有人会问，为什么邓小平与江泽民建立自己的权威，并没有像习这样打左灯真的左转。

邓小平与江泽民用的是加法，邓小平时代自由了经济市场，平反了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这一切都足以使他拥有民心与威权，而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将新兴的权贵们笼络于政协、人大之中，让他们共同分享政治与经济权益，邓、江时代有巨大的改革红利，足可以让权贵们分赃分到手软，但到了习近平时代，面对的是刘志军与中石油这样的利益分赃者，又有薄熙来这样的政治权利争夺者，还有地方巨大的债务危机，习的天下被利益集团们掏空了，只剩下一具中国梦的空壳，因此他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是空前的，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没有真正的威权，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自己也就成了儿皇帝，习因此披上毛氏红色外衣，借革命传统力量以提升个人威权。

习的威权与中国梦一样，都是虚空的，需要他自己一步一步做实。习要致力于把自己的威权做实，所以借力毛思想与毛方式，借力宣传系，当然，也得借力“警法系”（司法与警察、检察体系）。政法系因在胡温时代过度纵权，危及中央核心权力，所以，常委席位被剥夺。

到了习时代，只能依靠警法系来维护稳定，面对大量的维权人士、网络大V、公开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以及许志永、王功权这些公民社会建设者，习治下的有关部门不能容忍其和平地存在，主动重拳出击，敢于编造莫须有罪名予以刑拘或公诉，警法系的亮剑与斗争，以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名义，一步步做大做强自己的部门威权，轻罪重判、无罪拘审或喝茶、软禁，而对因自卫而杀害城管的夏俊峰、因集资而遭到地方迫害的湖南商人曾成杰都处以极刑，警法系的亮剑，超越法治、超越普众的想象力，招招见血，已成为习新政以来一道黑色的风景。以令人恐惧的方式建立政治威权，使人想到法西斯化或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无论是宣传系、警法系还是地方政府、国企，最高权利者需要什么，这些派系或机构都能提供什么，他们在提供概念与服务的同时，他们都要为自己对势力范围进行一次有效扩张，同时也在侵蚀党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有力量为最高权力者建立威权，但他们却要将自己派系、集团建设成享有法外特权的柱石，而这些柱石，不仅会成为国家社会的巨大隐患，也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隐患，上届政法系的暗厢擅权，就是绝好的例证。

习发起的整风运动在省部级流于形式、走过场，这是官场的不合作运动，地方官府已形成利益集团，官员们内部虽然有利益冲突，但面对上级的督察，他们会形成一个整体，共进共退，而这种不配合整风规避风险的方式，伤害的是习新政的面子，也会使其威权性失分，习必须亲自出场，让他自己蹲点的地方见出血色，河北省委必须撕破地方藩邦势力的一体化，一体化必然会成为一个腐败团队，也成为对抗中央威权的堡垒。当河北省委互相批评的画面通过央视播放于天下，习的自信与亲政、地方大员的问题与窘态都一一展现，如果有人真要类比文革的话，文革中毛只是象征性的接见红卫兵，而宣传毛形象、确立毛威权的事情，由林彪、周恩来、江青们执行落实，而习完全靠一已之力，他挥动一次左勾拳，对方就避让一次，或者故意受点轻伤，以保全自己的实力。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与革命老将们、踢开党委闹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确立了自己的神圣威权地位，习近平出左勾拳，借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的语言、毛泽东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将自己打造成2.0版本的毛泽东，并建立自己的威权？意识形态领域的左转、警法系非法执法，也许可以带来一时的威权与稳定，但却会埋藏更巨大的政治隐患。习近平面对进一步的宪政民主与退一步的重建威权，他正在选择后者，这是无奈的选择，也会有一个无望的结局。

殷鉴很近，文革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