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8年台湾大选的临近，中国大陆公开舆论一般认为，民进党加紧了台独步伐：入联公投问题上，对大陆的警告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的反对，陈水扁不以为然；公投制宪与选举捆绑的可能性日益提升，连国民党内部反对“公投制宪”的力量都在减弱。对此，胡锦涛称：“推动入联公投，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就是台独分裂主义。”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称：“公投制宪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动••••••陈水扁当局推动公投立法，就是试图为其今后搞台独公投提供法律依据，图谋通过公投来实现台独主张。”胡锦涛和王在希的谈话较之大陆学者的口气显得策略一些。按照大陆官方学者的说法：“公投制宪就是台独制宪。”而大陆官方此前已公开说过“台独就是战争”——王在希对这一等式的解释是：“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与社会上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起公开搞台独，公然向祖国大陆挑衅，那武力恐怕就难以避免。”无论胡锦涛还是王在希，似乎都为“公投制宪”留下了转圜的空间和对“台独”保留解释权的余地——虽然“台独就是战争”，但迄今为止，不见大陆权威官员“公投制宪就是台独”的直接表述，而王在希谈话中使用的“公开”、“公然”两个概念，也很难有准确的标准。也就是说，尽管成百上千枚导弹对准了台湾，但只要面子上别太难看，大陆并不愿开启战事。

不过，台海形势的紧张是确切无疑的，各种迹象表明，在大陆一方，“文攻武卫”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当此之际，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胡锦涛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大体归纳一下，仍不过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分裂、不得人心”、“经济合作、寄望人民”等老一套的说辞，当然，也少不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喊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是，谈并不是无条件的。对此，十六大时的表述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十七大的表述为：“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应该承认，十七大的表述比十六大灵活：首先，“任何政党”自然也包括陈水扁担任主席的民进党；其次，改正了十六大报告中文字上的不合逻辑之处——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一一列举“可以谈”的内容做什么呢？人们有理由怀疑被列举的内容恰恰是一种限制；再次，是删除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字眼。

也就是说，当大陆舆论认为台独危险加剧的时候，大陆官方对台湾的喊话态度却越来越温和，要求也一再降低。在这种“低姿态”之下，台湾方面如果愿意在“承认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做些花样文章，给大陆官方一些面子，或许并不困难。杨建利先生在《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一文中写到：“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从历史渊源、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和生理特征方面都有着比世界任何其它地区的人民更为本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从现时来看，那只是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地理的’中国。对于赞同统一的人来讲，那是一个‘未来的’中国。”如果双方在“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上没有太大争议，那么，十七大的“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似乎比十六大的“一个中国的前提”更容易给台湾社会发挥的空间。假如台湾方面以模糊化语言声称在“文化”和“地理”上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对大陆官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胜利”。毕竟目前的大陆政权并不在意两岸能否统一，而是怕承担让台湾分裂出去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力和历史“罪名”。两岸分治和台湾“独立”早已是政治事实，大陆官方需要的，其实就只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空间罢了，只要台湾方面别把这点可怜的空间给压榨一空，别让它在百姓面前太丢面子，大陆并不会动武。

应该说，大陆官方的要求不高，对一个在国内问题上说一不二的专制政党来说，甚至可以说相当“开明”了。但台湾方面也并非有意与大陆过不去，排除因两岸长期分割、疏离造成的台独欲望，“公投制宪”确实也是一个正常国家民主化转型的需要，在很多台湾人看来，为什么2300万人组成的民主社会，具备了民主国家的一切要素，却要受制于国民党的独裁历史，受压于大陆的非民主制度，无法名正言顺地享受正常国家的待遇呢？

可以说，大陆与台湾象两股道上的列车，各行其是。不同的利益、心理需要和不同的话语体系使隔阂与对立趋向于尖锐化。这时候，只有本着和平的意愿，坐下来谈判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但是，大陆官方“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堂皇喊话，显然不会导致双方坐下来谈的成果。如果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谈判，其中首先存在一个信用问题。大陆官方经常对台湾领导人使用的俗语“听其言，观其行”，其实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听其言，观其行”的结果，人们在矛盾冲突问题上已经无法相信大陆官方的言语承诺。

不要忘记，台独不是中共面对的唯一挑战性力量。官方定义中，“台独”，“藏独”和“民运”都属于敌对势力，但施于三者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藏独和民运远没有对台湾社会的喊话那样“灵活务实”。我们知道，大陆官方一再对全世界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就可以来京”（语出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2006年谈话），有时候，相近的意思被表述为“只要达赖放弃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同他进行协商和对话”（语出温家宝2007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撇开“可以回京”和“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协商和对话之间的含义差别（这样的差别显示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政策可能并非“明确和一贯的”），“放弃分裂”可以说是达赖和西藏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许多年来，我们总可以在官方媒体上获知这一前提下的西藏问题表述。不过，当达赖通过与中共的谈判，终于公开对世界宣布他放弃西藏独立而寻求西藏的自治与民主时，我们奇怪地看到，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批评反而升级，而且谈判的价码也提高了！现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要求达赖“必须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西藏独立的活动”，对达赖的要求还包括：“要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游戏性的文字转换，前提条件——“只要••••••”——背后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改变。如果说要求达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情有可原的话（尽管违背历史事实），那么，要求达赖对与西藏不相干的台湾问题表态，就是强人所难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有一天台湾方面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大陆官方完全可以进而要求台湾领导人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眼人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谈判态度，而是有意为谈判设置障碍，说穿了，就是没有诚意，就是谈着玩。若非如此，人们自然可以追问：既然连一个台湾小党的党魁宋楚瑜都可以到北京和胡锦涛面谈，而且连美国总统布什也呼吁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达赖喇嘛，为什么已经公开承诺放弃西藏独立的达赖就不能到北京和胡锦涛见个面呢？这不过是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做派而已：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共控制下的西藏虽有离心倾向却不具备独立的实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台湾一部分人闹独立而且闹得越来越凶，才使宋楚瑜和连战获得了座上宾的待遇，才有了“只要承诺同属一个中国”的低姿态喊话。

相比之下，对民运的态度更不必说，持续了十八年的打压从未停止过。但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89年5月份，政府代表与学生代表对话时就承诺过：“今后还要对话，今后还要透明”，言犹在耳，六四的枪声一响，对话就成了历史。

综上所述，1，由于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有本钱，所以中共口头上的价码很低，“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流亡藏人有本钱，但本钱不够多，所以，为削弱西藏民众的离心力，对达赖又打又拉，以“只要••••••”为水涨船高的前提，以谈判消耗达赖和藏人的时间；3，由于民运力量被边缘化，表面看已无本钱，便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且置相关人员的人道困难于不顾，继续实施人权侵害。三种不同的态度，均以对手的现实“杀伤力”为前提，既不顾及过去的承诺，也不以公义为本。

对于达赖和八九学生曾经的承诺更显示，这种“对话”并非可以影响对方观点的相互沟通，而是一方针对另外一方的语言策略，即使对手完全答应大陆官方提出的条件，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就能推翻此前的谈话，使之成为废话，而等到把对手玩“惨”之后，也就不必再陪他玩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相对温和理性的抗议者无法说服激进的同伴，他们有太多的理由怀疑党和政府“不秋后算帐”的承诺。

台湾人不会看不到这点。所以，他们直接连文字游戏也不陪大陆官方玩。一玩就上当！至少，对达赖和八九民运学生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教训。大陆官方如果真要向台湾展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诚意，就应从与“民运分子”或“藏独”认真谈点什么做起。

坐下来谈，或者说对话，是当代社会各文明国家的通行规则。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回答北大学生的提问时说：“如果外面有很多人向我示威••••••那么，我就会试图了解他们示威的原因，然后询问东道主我是否能够去跟他们谈谈，或者让示威者团体派一两个代表来见我，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我来回答。”克林顿的这种开放心态，并非建立在对方的实力威慑基础之上，而是民主社会的通常做法，按照我的理解，要建立胡锦涛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有这种与反对者或者对手坐在一起沟通的胸怀与勇气，这样的沟通应该是经常性、制度性的，而不是附加先决条件的格外恩赐。

可是，从中国政府对待“民运”、“藏独”和“台独”任何一方的态度上，我们都无法看到这种平等待人的勇气与胸怀。于是，谈判便只是一种霸权和算计对方的语言策略，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这样的谈法，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谈得成。所以，台湾凭借事实独立的资本，拒绝按照大陆官方的谈话套路来谈。台湾自有台湾的语言套路，其对话条件似乎比大陆更“灵活”，陈水扁早在2005年就表示：“愿意邀请对岸领导人不限时间地点、不设前提条件，双方握手和解、理性对话，共同开启两岸民主与和平的‘机会之窗’。”不设条件当然就意味着不拒绝一个中国的可能。但大陆官方并不接他的球，于是，双方在各自的话语轨道中并行，谁也不理谁的茬。

大陆官方的逻辑是：如果与对手坐下来谈，一定要设置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让对方在未谈判之前首先答应大陆官方的要求。这样的先决条件，对于对手来说，一旦接受便是未谈先输，这就象1948年的国共和谈中要求国民政府领导人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一样，只能表明中共没有谈判的诚意。不同的是，1948年的中共一方，不想谈的原因是实力强大并准备主动出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的不想谈，却是根本就没法谈，不管“民运分子”、“藏独”还是“台独”，只要和他们坐下来谈，都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民主问题，但一党专政的狭隘意识形态空间已不具备与对手妥协的任何弹性，也就是说，既不可能让对手接受其专制统治，却又不愿意接受普适民主理念，于是，谈着玩也好，“什么都可以谈”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表面文章，本质上还是不想认真谈的。预设前提条件不过是为了阻止实质性谈判，或者说，拒绝接受民主理念的入侵。作为一个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中共在处理与对手的关系上，至今还只接受要么消灭对方、要么被对方消灭的简单二元思维，完全不具备与对手沟通、妥协、共处的意愿和能力。

于是，便只能让“敌对势力”一直敌对下去，尽管这样的敌对根本就不难化解。事实上，也只有在民主条件下，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民运问题才有真正得以解决的可能。作为世界范围内广受敬重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如果西藏实现自治和民主，他甚至愿意放弃达赖的头衔；作为台湾的民选总统，陈水扁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我不会反对，不过，如果这会发生，一定是中国先调整政治制度，也就是两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及言论自由。”对于大陆官方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陈水扁称“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国民党的2008年总统侯选人马英九也在最近的演讲中再次表示“（镇压民主运动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独立是国民党未来的选项之一，我们没办法等大陆民主化太久。”由此可见，民主问题才是台湾、西藏等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毛泽东喜欢说的“纲举目张”中的“纲”。

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下，许多中国人思想中存有一个误区，以为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是互不相干的，有人甚至认为民主变革会带来国家分裂，其证据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上世纪末的分家。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陆官方顽固拒绝民主变革的前提下，台湾与大陆不具备统一可能，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也一直无法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分家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未能及时与传统共产党分道扬镳，致使8•19政变发生而毁掉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关，不能由此得出民主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相反，在东西两德和北爱尔兰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因素有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

目前中国面对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看似复杂，矛盾焦点其实只集中于能否开启民主变革这一点上。面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大陆官方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战术，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和一党之私而抗拒民主改革，任由各种现实问题累积而无法得以解决，这一做法，其实是对中国前途的极不负责任态度，拖延民主变革的结果只能使各方与中共的隔阂与对立加深，渐行渐远，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恐惧症很可能使中共陷入左右为难境地，一旦台海问题的发展超出中共可以控制的范围，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很难预料它将面对什么局面。顽固至此，实属罕见。

随着2008年台湾大选的临近，中国大陆公开舆论一般认为，民进党加紧了台独步伐：入联公投问题上，对大陆的警告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的反对，陈水扁不以为然；公投制宪与选举捆绑的可能性日益提升，连国民党内部反对“公投制宪”的力量都在减弱。对此，胡锦涛称：“推动入联公投，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就是台独分裂主义。”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称：“公投制宪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动••••••陈水扁当局推动公投立法，就是试图为其今后搞台独公投提供法律依据，图谋通过公投来实现台独主张。”胡锦涛和王在希的谈话较之大陆学者的口气显得策略一些。按照大陆官方学者的说法：“公投制宪就是台独制宪。”而大陆官方此前已公开说过“台独就是战争”——王在希对这一等式的解释是：“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与社会上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起公开搞台独，公然向祖国大陆挑衅，那武力恐怕就难以避免。”无论胡锦涛还是王在希，似乎都为“公投制宪”留下了转圜的空间和对“台独”保留解释权的余地——虽然“台独就是战争”，但迄今为止，不见大陆权威官员“公投制宪就是台独”的直接表述，而王在希谈话中使用的“公开”、“公然”两个概念，也很难有准确的标准。也就是说，尽管成百上千枚导弹对准了台湾，但只要面子上别太难看，大陆并不愿开启战事。

不过，台海形势的紧张是确切无疑的，各种迹象表明，在大陆一方，“文攻武卫”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当此之际，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胡锦涛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大体归纳一下，仍不过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分裂、不得人心”、“经济合作、寄望人民”等老一套的说辞，当然，也少不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喊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是，谈并不是无条件的。对此，十六大时的表述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十七大的表述为：“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应该承认，十七大的表述比十六大灵活：首先，“任何政党”自然也包括陈水扁担任主席的民进党；其次，改正了十六大报告中文字上的不合逻辑之处——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一一列举“可以谈”的内容做什么呢？人们有理由怀疑被列举的内容恰恰是一种限制；再次，是删除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字眼。

也就是说，当大陆舆论认为台独危险加剧的时候，大陆官方对台湾的喊话态度却越来越温和，要求也一再降低。在这种“低姿态”之下，台湾方面如果愿意在“承认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做些花样文章，给大陆官方一些面子，或许并不困难。杨建利先生在《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一文中写到：“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从历史渊源、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和生理特征方面都有着比世界任何其它地区的人民更为本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从现时来看，那只是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地理的’中国。对于赞同统一的人来讲，那是一个‘未来的’中国。”如果双方在“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上没有太大争议，那么，十七大的“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似乎比十六大的“一个中国的前提”更容易给台湾社会发挥的空间。假如台湾方面以模糊化语言声称在“文化”和“地理”上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对大陆官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胜利”。毕竟目前的大陆政权并不在意两岸能否统一，而是怕承担让台湾分裂出去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力和历史“罪名”。两岸分治和台湾“独立”早已是政治事实，大陆官方需要的，其实就只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空间罢了，只要台湾方面别把这点可怜的空间给压榨一空，别让它在百姓面前太丢面子，大陆并不会动武。

应该说，大陆官方的要求不高，对一个在国内问题上说一不二的专制政党来说，甚至可以说相当“开明”了。但台湾方面也并非有意与大陆过不去，排除因两岸长期分割、疏离造成的台独欲望，“公投制宪”确实也是一个正常国家民主化转型的需要，在很多台湾人看来，为什么2300万人组成的民主社会，具备了民主国家的一切要素，却要受制于国民党的独裁历史，受压于大陆的非民主制度，无法名正言顺地享受正常国家的待遇呢？

可以说，大陆与台湾象两股道上的列车，各行其是。不同的利益、心理需要和不同的话语体系使隔阂与对立趋向于尖锐化。这时候，只有本着和平的意愿，坐下来谈判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但是，大陆官方“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堂皇喊话，显然不会导致双方坐下来谈的成果。如果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谈判，其中首先存在一个信用问题。大陆官方经常对台湾领导人使用的俗语“听其言，观其行”，其实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听其言，观其行”的结果，人们在矛盾冲突问题上已经无法相信大陆官方的言语承诺。

不要忘记，台独不是中共面对的唯一挑战性力量。官方定义中，“台独”，“藏独”和“民运”都属于敌对势力，但施于三者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藏独和民运远没有对台湾社会的喊话那样“灵活务实”。我们知道，大陆官方一再对全世界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就可以来京”（语出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2006年谈话），有时候，相近的意思被表述为“只要达赖放弃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同他进行协商和对话”（语出温家宝2007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撇开“可以回京”和“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协商和对话之间的含义差别（这样的差别显示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政策可能并非“明确和一贯的”），“放弃分裂”可以说是达赖和西藏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许多年来，我们总可以在官方媒体上获知这一前提下的西藏问题表述。不过，当达赖通过与中共的谈判，终于公开对世界宣布他放弃西藏独立而寻求西藏的自治与民主时，我们奇怪地看到，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批评反而升级，而且谈判的价码也提高了！现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要求达赖“必须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西藏独立的活动”，对达赖的要求还包括：“要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游戏性的文字转换，前提条件——“只要••••••”——背后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改变。如果说要求达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情有可原的话（尽管违背历史事实），那么，要求达赖对与西藏不相干的台湾问题表态，就是强人所难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有一天台湾方面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大陆官方完全可以进而要求台湾领导人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眼人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谈判态度，而是有意为谈判设置障碍，说穿了，就是没有诚意，就是谈着玩。若非如此，人们自然可以追问：既然连一个台湾小党的党魁宋楚瑜都可以到北京和胡锦涛面谈，而且连美国总统布什也呼吁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达赖喇嘛，为什么已经公开承诺放弃西藏独立的达赖就不能到北京和胡锦涛见个面呢？这不过是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做派而已：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共控制下的西藏虽有离心倾向却不具备独立的实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台湾一部分人闹独立而且闹得越来越凶，才使宋楚瑜和连战获得了座上宾的待遇，才有了“只要承诺同属一个中国”的低姿态喊话。

相比之下，对民运的态度更不必说，持续了十八年的打压从未停止过。但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89年5月份，政府代表与学生代表对话时就承诺过：“今后还要对话，今后还要透明”，言犹在耳，六四的枪声一响，对话就成了历史。

综上所述，1，由于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有本钱，所以中共口头上的价码很低，“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流亡藏人有本钱，但本钱不够多，所以，为削弱西藏民众的离心力，对达赖又打又拉，以“只要••••••”为水涨船高的前提，以谈判消耗达赖和藏人的时间；3，由于民运力量被边缘化，表面看已无本钱，便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且置相关人员的人道困难于不顾，继续实施人权侵害。三种不同的态度，均以对手的现实“杀伤力”为前提，既不顾及过去的承诺，也不以公义为本。

对于达赖和八九学生曾经的承诺更显示，这种“对话”并非可以影响对方观点的相互沟通，而是一方针对另外一方的语言策略，即使对手完全答应大陆官方提出的条件，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就能推翻此前的谈话，使之成为废话，而等到把对手玩“惨”之后，也就不必再陪他玩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相对温和理性的抗议者无法说服激进的同伴，他们有太多的理由怀疑党和政府“不秋后算帐”的承诺。

台湾人不会看不到这点。所以，他们直接连文字游戏也不陪大陆官方玩。一玩就上当！至少，对达赖和八九民运学生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教训。大陆官方如果真要向台湾展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诚意，就应从与“民运分子”或“藏独”认真谈点什么做起。

坐下来谈，或者说对话，是当代社会各文明国家的通行规则。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回答北大学生的提问时说：“如果外面有很多人向我示威••••••那么，我就会试图了解他们示威的原因，然后询问东道主我是否能够去跟他们谈谈，或者让示威者团体派一两个代表来见我，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我来回答。”克林顿的这种开放心态，并非建立在对方的实力威慑基础之上，而是民主社会的通常做法，按照我的理解，要建立胡锦涛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有这种与反对者或者对手坐在一起沟通的胸怀与勇气，这样的沟通应该是经常性、制度性的，而不是附加先决条件的格外恩赐。

可是，从中国政府对待“民运”、“藏独”和“台独”任何一方的态度上，我们都无法看到这种平等待人的勇气与胸怀。于是，谈判便只是一种霸权和算计对方的语言策略，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这样的谈法，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谈得成。所以，台湾凭借事实独立的资本，拒绝按照大陆官方的谈话套路来谈。台湾自有台湾的语言套路，其对话条件似乎比大陆更“灵活”，陈水扁早在2005年就表示：“愿意邀请对岸领导人不限时间地点、不设前提条件，双方握手和解、理性对话，共同开启两岸民主与和平的‘机会之窗’。”不设条件当然就意味着不拒绝一个中国的可能。但大陆官方并不接他的球，于是，双方在各自的话语轨道中并行，谁也不理谁的茬。

大陆官方的逻辑是：如果与对手坐下来谈，一定要设置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让对方在未谈判之前首先答应大陆官方的要求。这样的先决条件，对于对手来说，一旦接受便是未谈先输，这就象1948年的国共和谈中要求国民政府领导人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一样，只能表明中共没有谈判的诚意。不同的是，1948年的中共一方，不想谈的原因是实力强大并准备主动出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的不想谈，却是根本就没法谈，不管“民运分子”、“藏独”还是“台独”，只要和他们坐下来谈，都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民主问题，但一党专政的狭隘意识形态空间已不具备与对手妥协的任何弹性，也就是说，既不可能让对手接受其专制统治，却又不愿意接受普适民主理念，于是，谈着玩也好，“什么都可以谈”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表面文章，本质上还是不想认真谈的。预设前提条件不过是为了阻止实质性谈判，或者说，拒绝接受民主理念的入侵。作为一个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中共在处理与对手的关系上，至今还只接受要么消灭对方、要么被对方消灭的简单二元思维，完全不具备与对手沟通、妥协、共处的意愿和能力。

于是，便只能让“敌对势力”一直敌对下去，尽管这样的敌对根本就不难化解。事实上，也只有在民主条件下，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民运问题才有真正得以解决的可能。作为世界范围内广受敬重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如果西藏实现自治和民主，他甚至愿意放弃达赖的头衔；作为台湾的民选总统，陈水扁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我不会反对，不过，如果这会发生，一定是中国先调整政治制度，也就是两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及言论自由。”对于大陆官方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陈水扁称“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国民党的2008年总统侯选人马英九也在最近的演讲中再次表示“（镇压民主运动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独立是国民党未来的选项之一，我们没办法等大陆民主化太久。”由此可见，民主问题才是台湾、西藏等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毛泽东喜欢说的“纲举目张”中的“纲”。

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下，许多中国人思想中存有一个误区，以为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是互不相干的，有人甚至认为民主变革会带来国家分裂，其证据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上世纪末的分家。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陆官方顽固拒绝民主变革的前提下，台湾与大陆不具备统一可能，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也一直无法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分家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未能及时与传统共产党分道扬镳，致使8•19政变发生而毁掉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关，不能由此得出民主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相反，在东西两德和北爱尔兰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因素有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

目前中国面对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看似复杂，矛盾焦点其实只集中于能否开启民主变革这一点上。面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大陆官方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战术，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和一党之私而抗拒民主改革，任由各种现实问题累积而无法得以解决，这一做法，其实是对中国前途的极不负责任态度，拖延民主变革的结果只能使各方与中共的隔阂与对立加深，渐行渐远，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恐惧症很可能使中共陷入左右为难境地，一旦台海问题的发展超出中共可以控制的范围，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很难预料它将面对什么局面。顽固至此，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