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和现实意义

由丁抒主编、香港田园书屋发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美国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下简称《论文集》，引文出自本书者不注出处）的出版，是一九五七年学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对中国人民反专制、争民主运动历史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
  
《论文集》分为“五十年后重评反右”、“反右运动前前后后”、“国际风云下的一九五七”、“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历史时代”、“史料学和一九五七年学”,从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发展过程和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和争鸣。
  
这本作为宋永毅主编的《二十一世记中国丛书》之一的《论文集》，作者阵容鼎盛，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最有成就的中国当代史和一九五七年学专家，还有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以及他们亲属的代表。专家、学者有林培瑞、丁抒、郭罗基、吴国光、齐戈、叶永烈、姚监复、程映红、张轶东、陈彦、高瑜、陈奎德、戴晴、邵江、钱理群、徐贲、胡平、朱学渊；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有许良英、邵燕祥、杜光、陈奉孝、刘宾雁、李慎之、张成觉、朱正、陈斯骏、杜高、叶国荣、巫寕坤、流沙河、龚定国、魏紫丹；右派分子亲属有方励之、章立凡、沙尚之、巫一毛、谢泳。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许多作者具多重身份。例如，受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亲属，同时也都是一九五七年学的重要研究者、影响很大的专家和著名作家。

反右运动虽然过去五十年了，但作为“学术问题”的提出，是在这运动发生后近三十年的一九八六年。当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等首议的反右历史学术讨论会，由于钱伟长的告密而流产，方励之、刘宾雁的中共党籍亦因此被开除。现在方励之的发言《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许良英的书面发言《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刊在《论文集》中了，这不啻是对叛卖者钱伟长、扼杀者邓小平的无情嘲弄。正是：尔曹身虽灭，羞辱万古随。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活动，海内外举办了许多起。对中共当局冲击最大的当然是发生在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浙江省、新疆区、湖南省邵阳市、云南省弥勒县等地右派分子们的公开集会、上书、告状、要求平反、索取赔偿、追讨欠薪的英勇行为。但规模最大和学术成就最高的，应当是在美国东西岸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二OO七年，临近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开了五次研讨会：一、二月份由本人组织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后人和写作人在香港北京宾馆的小型讨论会（武宜三：《与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后代座谈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二、九月份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主办的《被埋葬的青春——反右五十周年》将军澳研讨会；三、十二月亚大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办、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等协办的《生的权利：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暨中国生态危机与维权运动》恒丰酒店研讨会；四、十二月十八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五十年》论坛；五、十二月二十日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异同》讨论会。

但这几次研讨会或讨论会都由于中共当局阻挠和破坏，及经费、时间的不足，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和效果。出席嘉宾或者在原居地被恐吓阻止，或者在北京、深圳、珠海等海关被扣查、拦截；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仍不能出席会议，因为公安国保就赖在他们家中；在这中间，号称与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的香港政府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它野蛮地阻止了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徐文立研究员等人进入香港。也由于一些讲者仓促上阵、准备不足，把研讨会变成了诉苦会，因此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见(即使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仍具有催命符的作用，仍是加速中共非法政权早日崩溃一股冲力)。

《论文集》：立此为据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并颁布的，它的《序言》说：“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年九月二十日颁布并实施的，它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没有想到《世界人权宣言》颁布近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墨迹未干，《世界人权宣言》所描述的状况就在中国发生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大规模镇压、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反右运动，公然撕毁它亲手制订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大法”，撕毁了它在夺权时期开给中国人民的美丽支票。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消灭了批评的声音；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本身轻诺寡信、说谎欺诈的“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以至使它本身也堕落成古今中外第一等的无赖、无耻、无德、无道、无行、无良、无信、无义的流氓黑帮，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可以解释：在二OO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之后，加入联合国并承认《世界人权宣言》一系列文件三十多年的今天，中共反动派仍然在不断地以国家权力粗暴地践踏人权，随意剥夺工农大众财产权和生命权，对异议人士、维权者、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有增无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致引发每年有数以十万宗计的群体性反抗事件。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是许良英所说的“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它与其后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 四大屠杀并列为“当代中国的四大灾难”。所以“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一九五七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一个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当代研究课题。”因此，《论文集》不但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而且也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歪曲、隐瞒、虚构和篡改。把中共欠下的巨额历史债务记录在案。

阳谋还是阴谋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阳谋还是阴谋，是主动下套还是被迫出击？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大量事实来看，不管是阳谋还是阴谋，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是阴阳家，是刽子手的本质；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殊的仇视，在他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表露无遗。在苏区肃反、大杀AB团、肃托等事件里，知识分子都是被整肃的主要对象；自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多次羞辱、漫骂知识分子，如“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蚂蚁”、“乌龟王八蛋”之类随口而出，与市井流氓毫无二致。长期追随在毛左右、深知毛心态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

一九五七年，再三动员、引人入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已令人不齿；以考试的方法抓右派，更匪夷所思。芜湖市教师暑期学习班竟让人在“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吗？”后面划“十”、“—”号。结果大部分教师觉得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纷纷划了“十”；而所有划“十”的人全成了“储安平的爪牙”，划为右派分子。同样荒唐的事，还出现在四川等地，那里用流沙河的《草木篇》做试剂，不消一分钟便“多快好省”地判定谁是、谁不是右派分子。古今中外有这样愚弄、坑害子民的皇帝，有这样愚弄、坑害自己国民的政府吗？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卑鄙和无耻，不仅表现在阴谋诡计、口说无凭上；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们也是无赖到极。他们自己宣布不在工人、农民里划右派，但工人、农民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仍屡见不鲜。中央各部委送北大荒八五三农场劳动教养的，就有通信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有低至每月三十二元、二十五；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有文化低至小学程度的下士付班长、列兵战士。本人在今年一. 一三香港市民要求双普选大游行中，又认识到一个往日假右派、今天真右派的老先生，他叫李学成。李老先生根红苗正，十四岁入共军、十五岁入共青团、十九岁入共党，在南昌步兵学校任少尉资料保密员；本是共产党最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可是在一句话没鸣放，一字大字报没写的情况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吗？毛主席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放屁！”三二十年来瓜分国有资产、盗窃国库、野蛮征地、暴力拆迁，它们豺狼本性终于更彻底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把西方理论的应用于反右运动

我和作者中的徐贲教授有数面之缘，皆因我听过他的几场讲演。徐贲善于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中国的事件，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反右，徐贲又运用了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来讨论事件发生五十年后的创伤记忆特征。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徐贲把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他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了比较，揭示了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可以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系统。指出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尖锐地提出：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

徐贲说，“历史比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创伤记忆构建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后，至少还有一场对“四人帮”的审判来确定这场灾难的刑责罪行。但是反右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官方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几十万右派的冤假错案，虽然有成千上万人遭受折磨、摧残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人必须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权威的法律至今没有做出裁决，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反右“没错”。比照由纽伦堡审判而发展而成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观念，一国的人民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因言获罪。批评是公民权利，与出于什么动机没有关系。一个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进行迫害，无论被迫害者是否忠顺于这个政府，错都在这个政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能帮助反右创伤记忆把反右受害的性质从“好人受冤枉”转变为“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政府侵犯”。从违反人权和公民权来看，反右就不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历史比照和同类联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反右”错了，那么犯错政权的继承者应该怎样对公众有一个交待？第二,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其它公民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负有怎样的集体责任？   

从国际人权共识来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这种制度之恶是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是“国家之罪”，是“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暴力针对某个打上污名的集体的成员，而污名集体则是用原初特征的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划定的。”“右派”就是这样一种打上了污名的集体。国家曾经对“右派”这个污名集体施加了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污名曾经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国社会的其它部分分割开来，使他们在受迫害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的其它部分对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孤陋寡闻的我，自然可以把徐贲的演绎叫做“理论创新”。

共产党的本性：剥夺
  
《论文集》的“理论创新”当然远不止于此。我在台湾政治大学的讲题为《中共剥夺资本家财富并把工商大户、知识大户、民主大户变成右派大户的》。我指出共产党的本性是剥夺：它剥夺人们一切有形的资产和资源，从土地、工厂、矿山、商店到柴、油、盐、米、醋、茶、草纸、月经带等，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不放过，甚至连性资源也要垄断和控制，如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是因为有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遭权势者垂涎而罹难的，如吴祖光一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部付部长刘之明便立即威逼新凤霞离婚；它同时也剥夺人们一切无形的资产和资源，把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也剥夺干净。当时我很想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终于没做到。

但是，陈奎德先生做到了，他用了“国有化”这三个字概括了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确实是神来之笔。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依附于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都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再也不可能对新王朝体制构成威胁。而知识分子仍可依赖知识而保存独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理念。这就必然会构成对专制体制的极大威胁。毛泽东、共产党要巩固它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制度，就必须强力驯服这个有思想、有能量的阶层。

所以，整风就势在必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铲除潜在的民主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教授到青年，从民主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统统在围剿、镇压之列。对于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另有一番恐惧。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中，有一百多万大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又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是“共产党的右派”。

对此，在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的，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说党内右派分子和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屠刀下，不少党内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党组副书记王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孙作宾等。而且必有一个“反党集团”拖出若干厅局级的“反党集团”成员，一网打尽。

最后殃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等，这些通常被称为小知识分子，甚至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的弱势群体。

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学：拒绝遗忘

反右不但使一二百右派分子本身和几百万亲属、子女受迫害，受岐视，劳教、劳改的超体力劳役和饥寒交迫、虐杀、枪杀，造成右派分子大面积死亡；也为其后的三面红旗人祸、饿死四千人，十年文革浩劫、非正常死亡二千万，六四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但中共当局至今对右派分子只作所谓“改正”，而且还保留了“不予改正”的：中央级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各省市又都有许多位，如四川省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苏、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冉云飞博客》，而拒绝平反、拒绝赔偿，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许写文章、不许出书、不许讨论。企图抹然这宗反人权、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行。

钱理群教授惊呼，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一九五七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钱理群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是时候了”！

一九五七年学在许多有心人努力下，正日益成长。据我所知，叶永烈先生在八十年代就开始采访有关当事人，收集反右史料，他的《沉重的一九五七》、《历史悲歌》在海内外广泛流传。谢泳教授以“一个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学”在史学界独树一帜，对反右史料的收集，也成就斐然。丁抒教授的《阳谋》是开山之作，影响深远。朱正先生的《两家争鸣》，风行两岸三地。冉云飞先生《右派日知录》，为一九五七年学建立了最完整的目录，他也是右派名录收集者。美国“自由人网站”http://www.ziyouren.org/已经收集了上万名右派分子名单，本人有幸是该站的义工，希望继续得到各方志士仁人的支持和帮助。与官方的打压、强迫遗忘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当年的受难者及其亲属都在撰写回忆录一类的文章，并利用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互联网在广泛传播。

宋永毅丁抒等学者在编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又着手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年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将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运动担当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论文集》不愧是构建一九五七年学大厦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砖。

2008年1月于香港流浮山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和现实意义

由丁抒主编、香港田园书屋发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美国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下简称《论文集》，引文出自本书者不注出处）的出版，是一九五七年学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对中国人民反专制、争民主运动历史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
  
《论文集》分为“五十年后重评反右”、“反右运动前前后后”、“国际风云下的一九五七”、“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历史时代”、“史料学和一九五七年学”,从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发展过程和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和争鸣。
  
这本作为宋永毅主编的《二十一世记中国丛书》之一的《论文集》，作者阵容鼎盛，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最有成就的中国当代史和一九五七年学专家，还有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以及他们亲属的代表。专家、学者有林培瑞、丁抒、郭罗基、吴国光、齐戈、叶永烈、姚监复、程映红、张轶东、陈彦、高瑜、陈奎德、戴晴、邵江、钱理群、徐贲、胡平、朱学渊；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有许良英、邵燕祥、杜光、陈奉孝、刘宾雁、李慎之、张成觉、朱正、陈斯骏、杜高、叶国荣、巫寕坤、流沙河、龚定国、魏紫丹；右派分子亲属有方励之、章立凡、沙尚之、巫一毛、谢泳。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许多作者具多重身份。例如，受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亲属，同时也都是一九五七年学的重要研究者、影响很大的专家和著名作家。

反右运动虽然过去五十年了，但作为“学术问题”的提出，是在这运动发生后近三十年的一九八六年。当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等首议的反右历史学术讨论会，由于钱伟长的告密而流产，方励之、刘宾雁的中共党籍亦因此被开除。现在方励之的发言《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许良英的书面发言《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刊在《论文集》中了，这不啻是对叛卖者钱伟长、扼杀者邓小平的无情嘲弄。正是：尔曹身虽灭，羞辱万古随。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活动，海内外举办了许多起。对中共当局冲击最大的当然是发生在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浙江省、新疆区、湖南省邵阳市、云南省弥勒县等地右派分子们的公开集会、上书、告状、要求平反、索取赔偿、追讨欠薪的英勇行为。但规模最大和学术成就最高的，应当是在美国东西岸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二OO七年，临近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开了五次研讨会：一、二月份由本人组织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后人和写作人在香港北京宾馆的小型讨论会（武宜三：《与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后代座谈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二、九月份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主办的《被埋葬的青春——反右五十周年》将军澳研讨会；三、十二月亚大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办、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等协办的《生的权利：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暨中国生态危机与维权运动》恒丰酒店研讨会；四、十二月十八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五十年》论坛；五、十二月二十日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异同》讨论会。

但这几次研讨会或讨论会都由于中共当局阻挠和破坏，及经费、时间的不足，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和效果。出席嘉宾或者在原居地被恐吓阻止，或者在北京、深圳、珠海等海关被扣查、拦截；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仍不能出席会议，因为公安国保就赖在他们家中；在这中间，号称与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的香港政府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它野蛮地阻止了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徐文立研究员等人进入香港。也由于一些讲者仓促上阵、准备不足，把研讨会变成了诉苦会，因此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见(即使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仍具有催命符的作用，仍是加速中共非法政权早日崩溃一股冲力)。

《论文集》：立此为据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并颁布的，它的《序言》说：“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年九月二十日颁布并实施的，它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没有想到《世界人权宣言》颁布近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墨迹未干，《世界人权宣言》所描述的状况就在中国发生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大规模镇压、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反右运动，公然撕毁它亲手制订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大法”，撕毁了它在夺权时期开给中国人民的美丽支票。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消灭了批评的声音；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本身轻诺寡信、说谎欺诈的“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以至使它本身也堕落成古今中外第一等的无赖、无耻、无德、无道、无行、无良、无信、无义的流氓黑帮，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可以解释：在二OO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之后，加入联合国并承认《世界人权宣言》一系列文件三十多年的今天，中共反动派仍然在不断地以国家权力粗暴地践踏人权，随意剥夺工农大众财产权和生命权，对异议人士、维权者、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有增无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致引发每年有数以十万宗计的群体性反抗事件。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是许良英所说的“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它与其后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 四大屠杀并列为“当代中国的四大灾难”。所以“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一九五七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一个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当代研究课题。”因此，《论文集》不但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而且也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歪曲、隐瞒、虚构和篡改。把中共欠下的巨额历史债务记录在案。

阳谋还是阴谋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阳谋还是阴谋，是主动下套还是被迫出击？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大量事实来看，不管是阳谋还是阴谋，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是阴阳家，是刽子手的本质；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殊的仇视，在他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表露无遗。在苏区肃反、大杀AB团、肃托等事件里，知识分子都是被整肃的主要对象；自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多次羞辱、漫骂知识分子，如“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蚂蚁”、“乌龟王八蛋”之类随口而出，与市井流氓毫无二致。长期追随在毛左右、深知毛心态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

一九五七年，再三动员、引人入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已令人不齿；以考试的方法抓右派，更匪夷所思。芜湖市教师暑期学习班竟让人在“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吗？”后面划“十”、“—”号。结果大部分教师觉得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纷纷划了“十”；而所有划“十”的人全成了“储安平的爪牙”，划为右派分子。同样荒唐的事，还出现在四川等地，那里用流沙河的《草木篇》做试剂，不消一分钟便“多快好省”地判定谁是、谁不是右派分子。古今中外有这样愚弄、坑害子民的皇帝，有这样愚弄、坑害自己国民的政府吗？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卑鄙和无耻，不仅表现在阴谋诡计、口说无凭上；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们也是无赖到极。他们自己宣布不在工人、农民里划右派，但工人、农民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仍屡见不鲜。中央各部委送北大荒八五三农场劳动教养的，就有通信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有低至每月三十二元、二十五；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有文化低至小学程度的下士付班长、列兵战士。本人在今年一. 一三香港市民要求双普选大游行中，又认识到一个往日假右派、今天真右派的老先生，他叫李学成。李老先生根红苗正，十四岁入共军、十五岁入共青团、十九岁入共党，在南昌步兵学校任少尉资料保密员；本是共产党最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可是在一句话没鸣放，一字大字报没写的情况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吗？毛主席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放屁！”三二十年来瓜分国有资产、盗窃国库、野蛮征地、暴力拆迁，它们豺狼本性终于更彻底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把西方理论的应用于反右运动

我和作者中的徐贲教授有数面之缘，皆因我听过他的几场讲演。徐贲善于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中国的事件，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反右，徐贲又运用了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来讨论事件发生五十年后的创伤记忆特征。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徐贲把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他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了比较，揭示了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可以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系统。指出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尖锐地提出：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

徐贲说，“历史比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创伤记忆构建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后，至少还有一场对“四人帮”的审判来确定这场灾难的刑责罪行。但是反右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官方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几十万右派的冤假错案，虽然有成千上万人遭受折磨、摧残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人必须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权威的法律至今没有做出裁决，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反右“没错”。比照由纽伦堡审判而发展而成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观念，一国的人民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因言获罪。批评是公民权利，与出于什么动机没有关系。一个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进行迫害，无论被迫害者是否忠顺于这个政府，错都在这个政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能帮助反右创伤记忆把反右受害的性质从“好人受冤枉”转变为“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政府侵犯”。从违反人权和公民权来看，反右就不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历史比照和同类联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反右”错了，那么犯错政权的继承者应该怎样对公众有一个交待？第二,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其它公民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负有怎样的集体责任？   

从国际人权共识来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这种制度之恶是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是“国家之罪”，是“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暴力针对某个打上污名的集体的成员，而污名集体则是用原初特征的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划定的。”“右派”就是这样一种打上了污名的集体。国家曾经对“右派”这个污名集体施加了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污名曾经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国社会的其它部分分割开来，使他们在受迫害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的其它部分对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孤陋寡闻的我，自然可以把徐贲的演绎叫做“理论创新”。

共产党的本性：剥夺
  
《论文集》的“理论创新”当然远不止于此。我在台湾政治大学的讲题为《中共剥夺资本家财富并把工商大户、知识大户、民主大户变成右派大户的》。我指出共产党的本性是剥夺：它剥夺人们一切有形的资产和资源，从土地、工厂、矿山、商店到柴、油、盐、米、醋、茶、草纸、月经带等，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不放过，甚至连性资源也要垄断和控制，如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是因为有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遭权势者垂涎而罹难的，如吴祖光一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部付部长刘之明便立即威逼新凤霞离婚；它同时也剥夺人们一切无形的资产和资源，把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也剥夺干净。当时我很想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终于没做到。

但是，陈奎德先生做到了，他用了“国有化”这三个字概括了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确实是神来之笔。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依附于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都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再也不可能对新王朝体制构成威胁。而知识分子仍可依赖知识而保存独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理念。这就必然会构成对专制体制的极大威胁。毛泽东、共产党要巩固它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制度，就必须强力驯服这个有思想、有能量的阶层。

所以，整风就势在必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铲除潜在的民主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教授到青年，从民主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统统在围剿、镇压之列。对于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另有一番恐惧。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中，有一百多万大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又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是“共产党的右派”。

对此，在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的，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说党内右派分子和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屠刀下，不少党内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党组副书记王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孙作宾等。而且必有一个“反党集团”拖出若干厅局级的“反党集团”成员，一网打尽。

最后殃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等，这些通常被称为小知识分子，甚至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的弱势群体。

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学：拒绝遗忘

反右不但使一二百右派分子本身和几百万亲属、子女受迫害，受岐视，劳教、劳改的超体力劳役和饥寒交迫、虐杀、枪杀，造成右派分子大面积死亡；也为其后的三面红旗人祸、饿死四千人，十年文革浩劫、非正常死亡二千万，六四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但中共当局至今对右派分子只作所谓“改正”，而且还保留了“不予改正”的：中央级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各省市又都有许多位，如四川省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苏、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冉云飞博客》，而拒绝平反、拒绝赔偿，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许写文章、不许出书、不许讨论。企图抹然这宗反人权、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行。

钱理群教授惊呼，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一九五七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钱理群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是时候了”！

一九五七年学在许多有心人努力下，正日益成长。据我所知，叶永烈先生在八十年代就开始采访有关当事人，收集反右史料，他的《沉重的一九五七》、《历史悲歌》在海内外广泛流传。谢泳教授以“一个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学”在史学界独树一帜，对反右史料的收集，也成就斐然。丁抒教授的《阳谋》是开山之作，影响深远。朱正先生的《两家争鸣》，风行两岸三地。冉云飞先生《右派日知录》，为一九五七年学建立了最完整的目录，他也是右派名录收集者。美国“自由人网站”http://www.ziyouren.org/已经收集了上万名右派分子名单，本人有幸是该站的义工，希望继续得到各方志士仁人的支持和帮助。与官方的打压、强迫遗忘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当年的受难者及其亲属都在撰写回忆录一类的文章，并利用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互联网在广泛传播。

宋永毅丁抒等学者在编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又着手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年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将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运动担当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论文集》不愧是构建一九五七年学大厦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砖。

2008年1月于香港流浮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