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一：书店的橱窗后面，两个男人坚硬、闪光的灵魂在拥抱

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某天，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奥普曼•威茨格尔路过书店，看到书店橱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书的大幅宣传画，他进去打开随手翻了翻。然后他跟店员说要买这本书。店员在告诉他价钱之后问：“要不要包起来，是送人的吗？”奥普曼•威茨格尔抬起头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地说：“给我的。”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最后一句台词。在他翻书时，我们跟奥普曼•威茨格尔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墙倒塌之前威茨格尔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代号。

至此，我看到了两个男人精神上的沟通、理解和拥抱，这里没有任何中国古代的断袖之谊和眼下挺时髦又挺受主导文化歧视和打压的“断背”之情，这只是他们精神上的拥抱。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也许连友谊都说不上，因为他们彼此几乎没有碰过面，两人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个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有如玉美女和黄金房子的书堆里面（我在广州机场就看到一家书店取名为“黄金屋”），两个男人的精神第一次达到了内心深深的理解和彼此都充满感激的应和。这时候，我这个观看盗版影片的观众心里也激起了非常少有的抒情愿望，激荡着一种撞击心灵的波浪和风暴。

深深打动我的这部电影是《窃听风暴》，这个片名大概香港那一路的翻译，我第一次听了这片名以为是个动作片。影片的原来片名是有深意的，也是准确的，叫做《别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

经典剧作结构的规范要求“高潮离结尾越近越好。”从一部影片的结构安排来说，能象《别人的生活》这样将影片的高潮和结尾安排在同一场戏、同一句台词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剧作结构上来说这里体现出高超的技巧，编导让我们看到一种精细而又精巧、精妙的剧作结构，就像全片的剧作上在描绘人物、安排突变和转折一样，这里的结构营造也显示出非常严谨、和谐的形式美。

也许，本片更为艰难精细的任务还不在于这种结构上的严谨、精妙安排，它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怎样可信而又感人地写出一颗国家机器上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怎样变成一个思考着的人，怎样变成一个对他人的生活有了解、认识、理解的兴趣，变成一个跟他人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救赎的人。

本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一个灰色制服下面的士兵，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工作任务就是闯入别人的生活，监视别人的生活、监听别人的思想、窥视别人的家庭聚会、以及婚内婚外性生活。但是他跟其它的螺丝钉不同的起点大概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我们会认为他变化的起点是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其实，就本片剧作上让我们看到的过程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禀赋就有点同情心或者具备那种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感。我们看到，他可以辛勤工作，（可能还吃着盒饭加班加点）冷静地把一个人审讯40个小时，只不过为了逼问出或者跟被审讯者共同编写出上级所要的供词。在这种行为受到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的质疑时，我们既未见到他怀疑自己的作为，也未见到他出于坚定、真诚的信念去跟学生讨论这一点，帮助学生和他自己弄清这类行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合法性。他只是在点名册上那个提问学生的名字下面打一个记号。这种记号，我曾经画过，那往往不是为了跟学生真心交流学术观点和思想而是记他一笔将来扣分数或者考虑给他不及格。去年《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就在看片会上揭短，说我因为他上课犯困而给他不及格。类似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听过一些，我有的朋友就因为得罪过老师、朋友、同事被人在档案（我多次在跟英语人士交谈中被问到这个词但不会全面准确地翻译）中写上“不适合作人事组织工作”、“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应控制使用”之类的评语。

那么，这个会教书的技术人员、特工教授、教授特工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怜悯和同情之心？刚才分析过他原本没有。是爱情？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会让我们产生某些这方面的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但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妻子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我们来寻找，他从什么地方偏离了职业特工人员的职业规范，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什么地方开始他是在做自己的事。

起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一流的职业水准、职业精神的国家安全局特工。他有高超的审讯技术、不算高深但是很够用的心理学经验；不仅如此，后来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理论家，能上讲台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一些人之常情。在对一个人家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我们没看见他有任何的肮脏感或者内疚感。他还敲开作家对面的门，坚定、坚毅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逐步地，连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太注意，他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意愿，他有了自己的对这对作家夫妻的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像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要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两家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夫妇那里，此举这就让作家丈夫下楼看到了妻子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妻子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下一个星期四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妻子的行动。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角色自己和观众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奥普曼•威茨格尔这里。就现实环境营造来说，监听人员安装如此无处不到的窃听装置并在门口安装上摄像头的多少有点夸张。我几年前写过一篇《你以为你是谁》的文章提到过，就是在当今中国，以我打听和了解到的知识，窃听、监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要很耗费一些纳税人的成本的。在安装那样周密的窃听设备的同时，他们还把门铃的线头引一组到自己的窃听控制室来，这稍微有点没由头。但是，这一笔由于其大历史环境的真实使它具有了在具体情景中的相对真实感，同时由于编导在艺术上把这整个窃听装置用出了感人的剧作关系，这就加强了这些类似的技术夸张笔触的被认同感。在剧作上，这一笔开始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角色的变化，不管他此前对这次任务是怎么想的，这一个打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从这个动作开始，他开始触犯了那个机器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自个人的意愿跟被监听的对象有了关系，他居然开始关心起别人的生活。他这一次粗暴干涉他人家庭内政也是不请自来的，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是，惊人之处在于，这次粗暴干涉不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发动机，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致命的变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这个行动比他违反规定干涉被监视者的生活还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
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
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
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
一朵云慢慢移动着，
它是那样洁白无瑕：
只要你从心底相信，
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还会思想。对于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e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转引自：徐贲《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在《别人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兴趣。在我看来，不是同情、怜悯、善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奥普曼•威茨格尔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义过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酒吧里遇到刚刚跟丈夫争论过的女演员克丽斯•玛丽亚，他以一个仰慕她的观众的身份对她说，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克丽斯•玛丽亚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我们看到，威茨格尔在国家机器给的任务之外，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爱了。观众知道，那二十分钟就是他跟女演员在酒吧谈话的那段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这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感人的场景。杰斯卡自杀后德雷曼在家里弹琴，奥普曼•威茨格尔在上面的阁楼戴着监听耳机凝神倾听。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被奥普曼•威茨格尔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一向对专制制度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好人奏鸣曲》。 我们看到，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在楼上执行监听任务的奥普曼•威茨格尔，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顶楼的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遥远的笔触告诉我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心里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回家的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了因自己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家安全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一次他问话以后突然改口，说自己是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是，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他还是立刻写成报告要去向上级报告。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引用这段话后分析道：“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奥普曼•威茨格尔竖起一面镜子。库尔威茨上校向奥普曼•威茨格尔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奥普曼•威茨格尔说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自己一个人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交出自己的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而保护这对作家夫妇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奥普曼•威茨格尔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绝对的认同分裂、目的分裂、道德分裂的情况下亲自逼迫作家的妻子供出丈夫藏匿“罪证”的地方。立功之后，他抢先一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转移了罪证。这样，在作家妻子临终时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他告慰这个妻子：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渎职行为而被上司打入冷宫去每日拆卸别人的通信他在德国统一之后的境遇会不会好点。但这就是我们在影片结尾时看到的奥普曼•威茨格尔，每天拉着小车给各家送信。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行动，他就不会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之后的巨大敬意和钦佩，他就或许像前文化部长一样继续在黑暗中欣赏自己的得意，继续去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许为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哀号。在影片结尾，他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巨大的升华和慰藉。

书店的橱窗里，两个男人的灵魂在拥抱。在这个书店里，戏剧达到了的高潮：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行动被知晓了、被理解了，得到了作家无声的回应。当年，他自己曾经冒险保护过这个作家，在书店橱窗里，奥普曼•威茨格尔那平淡的生活被作家点亮了。

奥普曼•威茨格尔以干扰别人的生活、闯入别人的生活、摧毁别人生活开始，以挽救别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结束。

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生活，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思考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挽救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近日，我到处给我的朋友发短信：为了我们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

题二：国家安全局餐厅里的政治笑话
——《监听风暴》与后极权社会趣味心理学报告
郝建

前东德，午餐时间，小伙子走进国家安全局餐厅坐下，他也没看看左右都有什么人就说起关于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笑话。“早晨，昂纳克进办公室，他对太阳说，早晨好。太阳说：你早。中午，昂纳克对太阳说中午好，太阳说中午好。晚上，昂纳克说晚上好。太阳不说话了。”这时，他注意到大家没反应，他这才忽然注意到旁边坐着库尔威茨上校。小伙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结巴着对上校说：“啊，我没注意到，您……”上校严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小伙子老实地回答：“情报一处的阿道夫•史蒂乐”。库尔威茨上校：“想到部长办公室去谈话吗？”这里的情景让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国四川彭水的诗歌案。1985的东德还没有手机短信这一类可以用来散步谣言、侮辱上级的惹祸根苗，可小伙子不知道自己要为这公家餐厅里的轻率说笑付出什么代价。库尔威茨上校看着吓得结巴的小伙子，冷着脸。可是，他不经意地捂住自己的脸，再仔细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来，他是在欣赏小伙子的窘态——他不是认真地要教育小伙子必须尊敬领导人，他是在跟小伙子逗乐。上校脸都红了，他终于憋不住笑起出来。他对小伙子说：“不要紧，接着说，还可以改进，昂纳克讲话是这样的。”他学了一句昂纳克的讲话，大概是比小伙子学得还像，大家笑起来。

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学周恩来先生的口音讲话，当即就被朋友听出来，很是得意了一阵。在今日中国，许多朋友圈子里都有一两个模仿各个时期最高领导人口音的天才，我们在聚会时经常看到这类表演是可以出节目的。电影里，安全局餐厅里的气氛一下松快了。在这样的鼓励下，阿道夫•史蒂乐说完自己的笑话：“太阳说，我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库尔威茨上校不但跟着大家一起笑，他余兴未尽，自己也说了一个：“知道昂纳克和电话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都是拿起来，拨出去。”看来，他自己也对这类笑话感兴趣。

这是德国影片《别人的生活》中一个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线情节并无直接联系。但从剧作上来讲，这里的戏剧情景设计轻巧，挖掘深入，写得很有功力。编导把这么一个小闲笔写得富有张力而峰回路转，这种十分有意味而与影片叙事隐隐勾连的“闲笔”在影片中还有好几处。作家偷偷请邻居大妈帮助系领带和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拿着足球的小孩都是这类看似对叙事没有用而写出重要转折或者戏剧张力的笔触。

这一笔对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围，准确地定位主角行动于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场景，我可以清楚地认定：1985年的东德是一个后极权社会，在那里，恐怖余威还在维持，但政治禁忌已经松动，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观念、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坍塌。

在纳粹时期、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时期、毛泽东统治的文革时期，人们所处的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彻底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种社会，我们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结婚、做爱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那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而影片《别人的生活》描绘了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种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后极权社会，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允许人民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这时候，行动和思想的空间大了，自己的话语也随处可见，包括在许多官员的言谈中。这时候，你自己要遵循那无人看守的规矩、你自己要在那不是金箍棒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画的圈子里走动那只能说是你自己愿意、这大多不是由于被迫、避险而是由于思维的懒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于我们行为的惯性造成的“路径依赖”。

1985年，我来到北京开始读研究生，那时节，各种思潮混乱而活泼，充满禁锢而又沸腾喧嚣。我们虽然还无缘捧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但是我们每日在疯狂地扫视着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寻着文革时期高干享用的灰皮书、白皮书。藉此，我们认识了布莱希特、卡夫卡、小库特冯尼格、雷蒙•阿隆、萨特、卡缪、尼采、海德格尔、托马斯•库恩、费耶阿奔得，争论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我们设法触摸西方经济学那《看不见的手》，我们在崇拜科学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归于一个焦点：探寻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线索，那时候我们秉持着一种受虐的恐惧和臣服认同了对中国历史那“超稳定结构”的阐释话语。

《别人的生活中》描写的是1985年的东德，对这种社会氛围，我感到一种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质感的肌理触觉。从中，我们看到恐惧、权力和无情的干涉都还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续，但是从这个国家机关餐厅里的政治笑话，从大家对待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话的态度，我们看到长城已经坍塌了。准确地描绘这个社会氛围对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十分重要，它给定了主人公们活动和选择的富有质感的环境，也给定了他们做出选择的境遇。这个境遇决定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自由和责任都比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要大大增加。这也是给他后来能够稍微冒些许危险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个可信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关系。

影片描写的是后极权主义困境下的艰难和自由。这框定了主人公行动的危险和可能性也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和责任。这个餐厅里大家一起说的笑话具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意义，有了它，我们知道那已经不是一个不跟着走就要掉脑袋的斯大林或者毛泽东时代，而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贿赂、彼此糊弄和蒙骗、只管钱袋不管脑袋的时代。这时候，有些公家人即使有点“渎职”行为，有点自我的觉醒和行动也不会像经典极权主义时代的张志新、林昭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个笑话事件的过程中，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一直在场，他无言地看着这一切。后来，他由同情作家夫妻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转移打字机是冒险的。因为任务没有完成，他受到的处罚是被派去拆卸百姓的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个体的危险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这种社会中，我们行动的责任、对我们过一种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为，我们行动的责任与我们生存的自由空间是成正比增加的。

这个餐厅笑话段落还引起我注视另一个问题。这时候并没有部长在场，库尔威茨上校表现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问题是他和下级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喜好逗乐，库尔威茨上校为什么要那样一波两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从个体官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冒着依然还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险说这些政治笑话，他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嘲笑自己本来应该效忠的最高领导？从《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大小官员是在大家一起说，上下一起说。我们也看到，这并不妨碍库尔威茨上校在电话里向总书记保证找出撰写暴露阴暗面文章的作者。这种餐桌上的政治风波对我们中国观众一点不陌生，因其参与者位极人臣者和贩夫走卒届有、思想解放先锋、论题关乎大体曾被一位著名学者称为“餐桌上的政改风暴”。我们看到高级官员用笑话、短信和公开发言中的个性话语表现自我（例如前总理“面临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类的表述），但这种话语经常是以向他们所效忠的那个体制和话语规矩显示异己之心为新奇点和差异点。为什么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我的解读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有意地对这个体制、这一套僵硬的政治话语表示一种异己态度、间离态度。为了表示自己不那么逆来顺受、不是那么混沌无知，为了表示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有那么一点牛气，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点点自觉，他们牺牲了自己所服务的那个体制的尊严来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库尔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它动作来看，他这里的幽默感是对犬儒主义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奥普曼•威茨格尔那样准备做出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存本质，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救赎。他说些政治笑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那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有所认识，他要明确地表明自己与那一套思想和话语的间离和自觉。

影片的整个叙事和对库尔威茨上校的性格塑造都具有“典型性”的准确。这些叙事文本也很符合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现实情况，在后极权社会，支撑和维系官僚、知识分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或者硬性灌输的信条而是犬儒主义。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对现实和意识形态运作的一切都“心知肚明”，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 ）

幽默感和刚硬的极权主义话语的确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初的前苏联，巴赫金就论述过这一点：“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转引自《米哈依尔•巴赫金》399页[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语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所以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记者们十分有意识地强调领袖高官的“幽默”、“风趣”，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只是有点轻松或者故作轻松的对话被冠以“一席幽默的应答引得在场的群众都笑起来。”这时候，群众往往是被媒体无礼加工以配合营造领袖的幽默。也正是由于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刚性话语的限制，在这种环境中经常出现向“春晚”那样的硬性胳肢人式的假幽默话语，仔细读解可以看出，这种假幽默话语往往不是建立在生活逻辑和人之常情之内，而是以强力加工社会现实、强力改变普通人情为胳肢出笑声的基本技法。这种刚性幽默话语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其中必须镶嵌进当下的、有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政治信条。

联系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这种用幽默表示出态度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很有研究价值。 这种犬儒主义指导下的自觉会导引出什么生存选择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库尔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奥普曼•威茨格尔，对作家的监视对他们两人的地位、升迁影响巨大。我们看到，库尔威茨上校还在向博士衔上校进军，他花200马克买来一篇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具有“历史感”地劝告奥普曼•威茨格尔：对这种人不能多接触，因为你会被他们纪录下来。我们看到，犬儒主义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红尘对于一个人的生存选择和权力感、金钱的取舍来说影响怎样是多向的，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后极权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信念坍塌之后丝毫不妨碍清醒而疯狂地夺取金钱或享受权力。在监视作家的行动失败后，库尔威茨上校在现实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奥普曼•威茨格尔派发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将在那里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们记录，但是历史还是被纪录下来了。他发出让奥普曼•威茨格终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点过后不久，4年零5个月之后，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被人们踩塌了。奥普曼•威茨格和几个工作人员听到这消息，他们平静地起身，走出了那间灰暗的拆信办公室。

题三：保存窃听档案与民族的精神疗伤

《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的确一些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它呈现了在那灰暗天空下人经过思考可能做出的另一种选择。但是本片对积极生存的高歌与现实主义的环境营造、真实准确的社会氛围描绘达到了较完美的平衡。影片中有极权主义统治下那让人胆寒的境遇描写，也有善与恶的真实对立。导演既展示了道德的光芒和思考带来的救赎，也丝毫没有回避人性中恶的描写。我们看到影片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描写都是性格化的，真实可信的。看看库尔威茨上校和文化部长的性格塑造，我再次体会到：对恶的有力描写也是一种美。

我看这个影片是由于我的几个学生的热情推荐，他/她们不大关心政治，对柏林墙和它的倒掉也知道得很模糊。但是他们对影片的精美剧作和感人结局依然唏嘘不已。在一个地方，我的这些学生朋友有所迷惑和怀疑。他们看到柏林墙倒坍后作家德雷曼到前秘密警察的档案库去查询当年自己被窃听的纪录。学生朋友问我：他们怎么会把这些可怕的档案都留下来，还公开让当事人去查阅。我当时还没看这部片子，也没有去了解这方面的史实。但是我根据他们描述的影片风格断言：在这种重大的史实上，编导不可能虚构，这是风格上统一的需要，也是叙事道德的需要。

电影的有力、有趣故事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真实支撑。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饰演奥普曼•威茨格尔著名演员叫穆荷，他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的妻子。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想起1990年的《参考消息》上有过对此事的一个报道。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某天，德国百姓冲进前秘密警察大楼，他们愤怒地把以前的监视档案扔到大街上去。依稀记得好像是有的人扯出自己的档案看看有多长。

那么，统一后的德国为什么要决定把前东德监视公民、互相告密档案都保存下来，不仅保存，还公开对公众开放供大家查阅。对这个国家行为的目的和此举对社会希望和实际引起的功效我看到多方面的解释。

解释之一说此举是西德为了出东德的丑，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为了出极权专制政权的丑。我周围许多中国朋友虽然对专制政府厌恶透顶，但是他们倾向于解释此举是为了政治宣传，同时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监视公民这一点上与极权专制国家并无本质差别。

解释二：此举是为了记住历史、记住我们人类自己曾经建立起过这样的国家机器。保留这些纪录是承认我们许多人在那种境遇下的种种肮脏卑劣行为也是人性具体展开的一个方面。这些档案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我们人性中不那么美丽的去处，虽然它们也许是非常情况下才暴露的角落，但是它发生过，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遗产、当作不可涂抹的过去来记忆、保管和纪念。当年巴金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大概也是这样的类似思考。

解释三：保留监视、窃听档案目的和功能是为了追究责任。这种实际的罪责和良心的追问在德国二战之后成为整个德国的民族传统。在纽伦堡审判前后，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前纳粹士兵、军官、百姓一起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多方向的沉思和辩驳。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在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就这部影片访谈我的节目中，我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罪责中最容易说清和辨明的罪责：刑法罪责。我假设，影片中被政治笑话讽刺的总书记昂纳克如果有具体可查的人证、文书证明他下令对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那他就不是什么道德良心问题而是要负最简单可辨、但惩罚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责任。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审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们的刑法责任而没有追求他们协助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我记得起诉书曾经追究过江青对批示发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杀害张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责。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过死刑。其实，更难以认识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种罪责：一国人民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治体制、国家机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对本民族还是对外族的）的政治责任；一个普通人在冷漠面对、沉默不语地处理自己的邻居、同事、亲人、朋友被迫害或夺去生命的道德罪责。

对于保留档案，我还有一种解释。我猜测当事者可能还有一种长远而深沉的考虑：此举可以逼迫整个民族做道德思考，为这种道德审视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坚实可信的病历和病例，进而对民族的心理创伤进行治疗。我听隐约听说这个保留档案的决定是一位女部长做出的。但是，其实应该认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做出的这样决定。或许，他们相信自己这个民族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承受这一份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也许，他们是否还会存着些许希望，可能的话，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坐到一起对面看一眼，还有的监视者和被监视可能象影片中那样彼此面对，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记之后宽恕。

在战后反思时，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作为民族意识。”（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102. 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我想，如果能够面对，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象影片中那样发现自己被勇敢地保护过而是受过批判、迫害、告密，发现自己曾经被学生、朋友、爱人反戈一击、被别人踩在头上正确火线入党。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过两个大学一个研究所，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许多这类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还十分惨烈。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自己去面对那些纪录，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对，这对受害和迫害双方都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疗伤。为了请教《别人的生活》中的台词，我询问电影学院的德国回来的博士，她告诉我德语中有一个词已经成为独立常用的词“费呀拜德”就是“疗伤”的意思。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得知德国保存了旧社会的监视档案供公众阅读查询这个事实，我对德意志这个民族产生一种深深的佩服和崇敬。这是一个敢于真实面对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民族，这是一个敢于暴露、治疗自己民族心理创伤的民族，这是一个勇于拷问自己内心的民族，他们为所有国家、民族保存了一份严肃而丰富浩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仅就这部电影涉及的窃听报告而言，我们就在其中看到变态的性欲、看到压抑之后的女性崇拜、看到后极权社会中象库尔威茨上校那样的犬儒主义人格、看到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的复杂表现。“反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我改造的词，指监视者、绑架者、迫害者对被监视者、被绑架者、被迫害者产生的认同、依恋、呵护之情，这正是本片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主要心理症候。

在跟同事讨论这个影片时，我才了解到中国在1980年前后也曾经搞过一次处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检讨交代文字的档案清理工作，当时对文革中的所有这类材料都采取一个办法：从档案中取出来烧掉。

对于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同样有着复杂纠缠的历史积怨和社会伤痕的中国来说，思考和处理这类社会档案和心灵创伤都是很艰难的事，这需要严肃的思考、认真勇敢的面对，同时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和辽阔的胸怀去处理。

我们民族的心理伤口在何处，它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我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兵又将在何时、如何去面对这些伤口，又怎样去疗救这些还在流血的伤口呢？

（任何媒体刊用须与作者联系书面授权）

题一：书店的橱窗后面，两个男人坚硬、闪光的灵魂在拥抱

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某天，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奥普曼•威茨格尔路过书店，看到书店橱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书的大幅宣传画，他进去打开随手翻了翻。然后他跟店员说要买这本书。店员在告诉他价钱之后问：“要不要包起来，是送人的吗？”奥普曼•威茨格尔抬起头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地说：“给我的。”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最后一句台词。在他翻书时，我们跟奥普曼•威茨格尔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墙倒塌之前威茨格尔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代号。

至此，我看到了两个男人精神上的沟通、理解和拥抱，这里没有任何中国古代的断袖之谊和眼下挺时髦又挺受主导文化歧视和打压的“断背”之情，这只是他们精神上的拥抱。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也许连友谊都说不上，因为他们彼此几乎没有碰过面，两人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个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有如玉美女和黄金房子的书堆里面（我在广州机场就看到一家书店取名为“黄金屋”），两个男人的精神第一次达到了内心深深的理解和彼此都充满感激的应和。这时候，我这个观看盗版影片的观众心里也激起了非常少有的抒情愿望，激荡着一种撞击心灵的波浪和风暴。

深深打动我的这部电影是《窃听风暴》，这个片名大概香港那一路的翻译，我第一次听了这片名以为是个动作片。影片的原来片名是有深意的，也是准确的，叫做《别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

经典剧作结构的规范要求“高潮离结尾越近越好。”从一部影片的结构安排来说，能象《别人的生活》这样将影片的高潮和结尾安排在同一场戏、同一句台词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剧作结构上来说这里体现出高超的技巧，编导让我们看到一种精细而又精巧、精妙的剧作结构，就像全片的剧作上在描绘人物、安排突变和转折一样，这里的结构营造也显示出非常严谨、和谐的形式美。

也许，本片更为艰难精细的任务还不在于这种结构上的严谨、精妙安排，它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怎样可信而又感人地写出一颗国家机器上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怎样变成一个思考着的人，怎样变成一个对他人的生活有了解、认识、理解的兴趣，变成一个跟他人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救赎的人。

本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一个灰色制服下面的士兵，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工作任务就是闯入别人的生活，监视别人的生活、监听别人的思想、窥视别人的家庭聚会、以及婚内婚外性生活。但是他跟其它的螺丝钉不同的起点大概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我们会认为他变化的起点是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其实，就本片剧作上让我们看到的过程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禀赋就有点同情心或者具备那种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感。我们看到，他可以辛勤工作，（可能还吃着盒饭加班加点）冷静地把一个人审讯40个小时，只不过为了逼问出或者跟被审讯者共同编写出上级所要的供词。在这种行为受到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的质疑时，我们既未见到他怀疑自己的作为，也未见到他出于坚定、真诚的信念去跟学生讨论这一点，帮助学生和他自己弄清这类行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合法性。他只是在点名册上那个提问学生的名字下面打一个记号。这种记号，我曾经画过，那往往不是为了跟学生真心交流学术观点和思想而是记他一笔将来扣分数或者考虑给他不及格。去年《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就在看片会上揭短，说我因为他上课犯困而给他不及格。类似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听过一些，我有的朋友就因为得罪过老师、朋友、同事被人在档案（我多次在跟英语人士交谈中被问到这个词但不会全面准确地翻译）中写上“不适合作人事组织工作”、“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应控制使用”之类的评语。

那么，这个会教书的技术人员、特工教授、教授特工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怜悯和同情之心？刚才分析过他原本没有。是爱情？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会让我们产生某些这方面的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但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妻子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我们来寻找，他从什么地方偏离了职业特工人员的职业规范，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什么地方开始他是在做自己的事。

起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一流的职业水准、职业精神的国家安全局特工。他有高超的审讯技术、不算高深但是很够用的心理学经验；不仅如此，后来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理论家，能上讲台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一些人之常情。在对一个人家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我们没看见他有任何的肮脏感或者内疚感。他还敲开作家对面的门，坚定、坚毅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逐步地，连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太注意，他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意愿，他有了自己的对这对作家夫妻的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像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要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两家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夫妇那里，此举这就让作家丈夫下楼看到了妻子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妻子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下一个星期四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妻子的行动。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角色自己和观众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奥普曼•威茨格尔这里。就现实环境营造来说，监听人员安装如此无处不到的窃听装置并在门口安装上摄像头的多少有点夸张。我几年前写过一篇《你以为你是谁》的文章提到过，就是在当今中国，以我打听和了解到的知识，窃听、监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要很耗费一些纳税人的成本的。在安装那样周密的窃听设备的同时，他们还把门铃的线头引一组到自己的窃听控制室来，这稍微有点没由头。但是，这一笔由于其大历史环境的真实使它具有了在具体情景中的相对真实感，同时由于编导在艺术上把这整个窃听装置用出了感人的剧作关系，这就加强了这些类似的技术夸张笔触的被认同感。在剧作上，这一笔开始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角色的变化，不管他此前对这次任务是怎么想的，这一个打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从这个动作开始，他开始触犯了那个机器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自个人的意愿跟被监听的对象有了关系，他居然开始关心起别人的生活。他这一次粗暴干涉他人家庭内政也是不请自来的，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是，惊人之处在于，这次粗暴干涉不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发动机，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致命的变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这个行动比他违反规定干涉被监视者的生活还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
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
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
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
一朵云慢慢移动着，
它是那样洁白无瑕：
只要你从心底相信，
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还会思想。对于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e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转引自：徐贲《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在《别人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兴趣。在我看来，不是同情、怜悯、善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奥普曼•威茨格尔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义过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酒吧里遇到刚刚跟丈夫争论过的女演员克丽斯•玛丽亚，他以一个仰慕她的观众的身份对她说，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克丽斯•玛丽亚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我们看到，威茨格尔在国家机器给的任务之外，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爱了。观众知道，那二十分钟就是他跟女演员在酒吧谈话的那段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这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感人的场景。杰斯卡自杀后德雷曼在家里弹琴，奥普曼•威茨格尔在上面的阁楼戴着监听耳机凝神倾听。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被奥普曼•威茨格尔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一向对专制制度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好人奏鸣曲》。 我们看到，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在楼上执行监听任务的奥普曼•威茨格尔，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顶楼的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遥远的笔触告诉我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心里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回家的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了因自己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家安全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一次他问话以后突然改口，说自己是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是，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他还是立刻写成报告要去向上级报告。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引用这段话后分析道：“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奥普曼•威茨格尔竖起一面镜子。库尔威茨上校向奥普曼•威茨格尔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奥普曼•威茨格尔说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自己一个人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交出自己的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而保护这对作家夫妇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奥普曼•威茨格尔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绝对的认同分裂、目的分裂、道德分裂的情况下亲自逼迫作家的妻子供出丈夫藏匿“罪证”的地方。立功之后，他抢先一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转移了罪证。这样，在作家妻子临终时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他告慰这个妻子：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渎职行为而被上司打入冷宫去每日拆卸别人的通信他在德国统一之后的境遇会不会好点。但这就是我们在影片结尾时看到的奥普曼•威茨格尔，每天拉着小车给各家送信。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行动，他就不会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之后的巨大敬意和钦佩，他就或许像前文化部长一样继续在黑暗中欣赏自己的得意，继续去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许为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哀号。在影片结尾，他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巨大的升华和慰藉。

书店的橱窗里，两个男人的灵魂在拥抱。在这个书店里，戏剧达到了的高潮：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行动被知晓了、被理解了，得到了作家无声的回应。当年，他自己曾经冒险保护过这个作家，在书店橱窗里，奥普曼•威茨格尔那平淡的生活被作家点亮了。

奥普曼•威茨格尔以干扰别人的生活、闯入别人的生活、摧毁别人生活开始，以挽救别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结束。

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生活，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思考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挽救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近日，我到处给我的朋友发短信：为了我们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

题二：国家安全局餐厅里的政治笑话
——《监听风暴》与后极权社会趣味心理学报告
郝建

前东德，午餐时间，小伙子走进国家安全局餐厅坐下，他也没看看左右都有什么人就说起关于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笑话。“早晨，昂纳克进办公室，他对太阳说，早晨好。太阳说：你早。中午，昂纳克对太阳说中午好，太阳说中午好。晚上，昂纳克说晚上好。太阳不说话了。”这时，他注意到大家没反应，他这才忽然注意到旁边坐着库尔威茨上校。小伙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结巴着对上校说：“啊，我没注意到，您……”上校严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小伙子老实地回答：“情报一处的阿道夫•史蒂乐”。库尔威茨上校：“想到部长办公室去谈话吗？”这里的情景让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国四川彭水的诗歌案。1985的东德还没有手机短信这一类可以用来散步谣言、侮辱上级的惹祸根苗，可小伙子不知道自己要为这公家餐厅里的轻率说笑付出什么代价。库尔威茨上校看着吓得结巴的小伙子，冷着脸。可是，他不经意地捂住自己的脸，再仔细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来，他是在欣赏小伙子的窘态——他不是认真地要教育小伙子必须尊敬领导人，他是在跟小伙子逗乐。上校脸都红了，他终于憋不住笑起出来。他对小伙子说：“不要紧，接着说，还可以改进，昂纳克讲话是这样的。”他学了一句昂纳克的讲话，大概是比小伙子学得还像，大家笑起来。

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学周恩来先生的口音讲话，当即就被朋友听出来，很是得意了一阵。在今日中国，许多朋友圈子里都有一两个模仿各个时期最高领导人口音的天才，我们在聚会时经常看到这类表演是可以出节目的。电影里，安全局餐厅里的气氛一下松快了。在这样的鼓励下，阿道夫•史蒂乐说完自己的笑话：“太阳说，我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库尔威茨上校不但跟着大家一起笑，他余兴未尽，自己也说了一个：“知道昂纳克和电话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都是拿起来，拨出去。”看来，他自己也对这类笑话感兴趣。

这是德国影片《别人的生活》中一个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线情节并无直接联系。但从剧作上来讲，这里的戏剧情景设计轻巧，挖掘深入，写得很有功力。编导把这么一个小闲笔写得富有张力而峰回路转，这种十分有意味而与影片叙事隐隐勾连的“闲笔”在影片中还有好几处。作家偷偷请邻居大妈帮助系领带和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拿着足球的小孩都是这类看似对叙事没有用而写出重要转折或者戏剧张力的笔触。

这一笔对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围，准确地定位主角行动于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场景，我可以清楚地认定：1985年的东德是一个后极权社会，在那里，恐怖余威还在维持，但政治禁忌已经松动，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观念、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坍塌。

在纳粹时期、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时期、毛泽东统治的文革时期，人们所处的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彻底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种社会，我们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结婚、做爱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那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而影片《别人的生活》描绘了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种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后极权社会，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允许人民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这时候，行动和思想的空间大了，自己的话语也随处可见，包括在许多官员的言谈中。这时候，你自己要遵循那无人看守的规矩、你自己要在那不是金箍棒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画的圈子里走动那只能说是你自己愿意、这大多不是由于被迫、避险而是由于思维的懒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于我们行为的惯性造成的“路径依赖”。

1985年，我来到北京开始读研究生，那时节，各种思潮混乱而活泼，充满禁锢而又沸腾喧嚣。我们虽然还无缘捧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但是我们每日在疯狂地扫视着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寻着文革时期高干享用的灰皮书、白皮书。藉此，我们认识了布莱希特、卡夫卡、小库特冯尼格、雷蒙•阿隆、萨特、卡缪、尼采、海德格尔、托马斯•库恩、费耶阿奔得，争论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我们设法触摸西方经济学那《看不见的手》，我们在崇拜科学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归于一个焦点：探寻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线索，那时候我们秉持着一种受虐的恐惧和臣服认同了对中国历史那“超稳定结构”的阐释话语。

《别人的生活中》描写的是1985年的东德，对这种社会氛围，我感到一种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质感的肌理触觉。从中，我们看到恐惧、权力和无情的干涉都还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续，但是从这个国家机关餐厅里的政治笑话，从大家对待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话的态度，我们看到长城已经坍塌了。准确地描绘这个社会氛围对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十分重要，它给定了主人公们活动和选择的富有质感的环境，也给定了他们做出选择的境遇。这个境遇决定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自由和责任都比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要大大增加。这也是给他后来能够稍微冒些许危险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个可信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关系。

影片描写的是后极权主义困境下的艰难和自由。这框定了主人公行动的危险和可能性也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和责任。这个餐厅里大家一起说的笑话具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意义，有了它，我们知道那已经不是一个不跟着走就要掉脑袋的斯大林或者毛泽东时代，而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贿赂、彼此糊弄和蒙骗、只管钱袋不管脑袋的时代。这时候，有些公家人即使有点“渎职”行为，有点自我的觉醒和行动也不会像经典极权主义时代的张志新、林昭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个笑话事件的过程中，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一直在场，他无言地看着这一切。后来，他由同情作家夫妻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转移打字机是冒险的。因为任务没有完成，他受到的处罚是被派去拆卸百姓的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个体的危险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这种社会中，我们行动的责任、对我们过一种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为，我们行动的责任与我们生存的自由空间是成正比增加的。

这个餐厅笑话段落还引起我注视另一个问题。这时候并没有部长在场，库尔威茨上校表现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问题是他和下级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喜好逗乐，库尔威茨上校为什么要那样一波两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从个体官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冒着依然还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险说这些政治笑话，他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嘲笑自己本来应该效忠的最高领导？从《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大小官员是在大家一起说，上下一起说。我们也看到，这并不妨碍库尔威茨上校在电话里向总书记保证找出撰写暴露阴暗面文章的作者。这种餐桌上的政治风波对我们中国观众一点不陌生，因其参与者位极人臣者和贩夫走卒届有、思想解放先锋、论题关乎大体曾被一位著名学者称为“餐桌上的政改风暴”。我们看到高级官员用笑话、短信和公开发言中的个性话语表现自我（例如前总理“面临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类的表述），但这种话语经常是以向他们所效忠的那个体制和话语规矩显示异己之心为新奇点和差异点。为什么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我的解读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有意地对这个体制、这一套僵硬的政治话语表示一种异己态度、间离态度。为了表示自己不那么逆来顺受、不是那么混沌无知，为了表示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有那么一点牛气，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点点自觉，他们牺牲了自己所服务的那个体制的尊严来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库尔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它动作来看，他这里的幽默感是对犬儒主义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奥普曼•威茨格尔那样准备做出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存本质，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救赎。他说些政治笑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那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有所认识，他要明确地表明自己与那一套思想和话语的间离和自觉。

影片的整个叙事和对库尔威茨上校的性格塑造都具有“典型性”的准确。这些叙事文本也很符合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现实情况，在后极权社会，支撑和维系官僚、知识分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或者硬性灌输的信条而是犬儒主义。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对现实和意识形态运作的一切都“心知肚明”，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 ）

幽默感和刚硬的极权主义话语的确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初的前苏联，巴赫金就论述过这一点：“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转引自《米哈依尔•巴赫金》399页[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语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所以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记者们十分有意识地强调领袖高官的“幽默”、“风趣”，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只是有点轻松或者故作轻松的对话被冠以“一席幽默的应答引得在场的群众都笑起来。”这时候，群众往往是被媒体无礼加工以配合营造领袖的幽默。也正是由于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刚性话语的限制，在这种环境中经常出现向“春晚”那样的硬性胳肢人式的假幽默话语，仔细读解可以看出，这种假幽默话语往往不是建立在生活逻辑和人之常情之内，而是以强力加工社会现实、强力改变普通人情为胳肢出笑声的基本技法。这种刚性幽默话语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其中必须镶嵌进当下的、有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政治信条。

联系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这种用幽默表示出态度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很有研究价值。 这种犬儒主义指导下的自觉会导引出什么生存选择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库尔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奥普曼•威茨格尔，对作家的监视对他们两人的地位、升迁影响巨大。我们看到，库尔威茨上校还在向博士衔上校进军，他花200马克买来一篇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具有“历史感”地劝告奥普曼•威茨格尔：对这种人不能多接触，因为你会被他们纪录下来。我们看到，犬儒主义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红尘对于一个人的生存选择和权力感、金钱的取舍来说影响怎样是多向的，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后极权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信念坍塌之后丝毫不妨碍清醒而疯狂地夺取金钱或享受权力。在监视作家的行动失败后，库尔威茨上校在现实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奥普曼•威茨格尔派发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将在那里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们记录，但是历史还是被纪录下来了。他发出让奥普曼•威茨格终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点过后不久，4年零5个月之后，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被人们踩塌了。奥普曼•威茨格和几个工作人员听到这消息，他们平静地起身，走出了那间灰暗的拆信办公室。

题三：保存窃听档案与民族的精神疗伤

《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的确一些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它呈现了在那灰暗天空下人经过思考可能做出的另一种选择。但是本片对积极生存的高歌与现实主义的环境营造、真实准确的社会氛围描绘达到了较完美的平衡。影片中有极权主义统治下那让人胆寒的境遇描写，也有善与恶的真实对立。导演既展示了道德的光芒和思考带来的救赎，也丝毫没有回避人性中恶的描写。我们看到影片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描写都是性格化的，真实可信的。看看库尔威茨上校和文化部长的性格塑造，我再次体会到：对恶的有力描写也是一种美。

我看这个影片是由于我的几个学生的热情推荐，他/她们不大关心政治，对柏林墙和它的倒掉也知道得很模糊。但是他们对影片的精美剧作和感人结局依然唏嘘不已。在一个地方，我的这些学生朋友有所迷惑和怀疑。他们看到柏林墙倒坍后作家德雷曼到前秘密警察的档案库去查询当年自己被窃听的纪录。学生朋友问我：他们怎么会把这些可怕的档案都留下来，还公开让当事人去查阅。我当时还没看这部片子，也没有去了解这方面的史实。但是我根据他们描述的影片风格断言：在这种重大的史实上，编导不可能虚构，这是风格上统一的需要，也是叙事道德的需要。

电影的有力、有趣故事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真实支撑。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饰演奥普曼•威茨格尔著名演员叫穆荷，他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的妻子。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想起1990年的《参考消息》上有过对此事的一个报道。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某天，德国百姓冲进前秘密警察大楼，他们愤怒地把以前的监视档案扔到大街上去。依稀记得好像是有的人扯出自己的档案看看有多长。

那么，统一后的德国为什么要决定把前东德监视公民、互相告密档案都保存下来，不仅保存，还公开对公众开放供大家查阅。对这个国家行为的目的和此举对社会希望和实际引起的功效我看到多方面的解释。

解释之一说此举是西德为了出东德的丑，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为了出极权专制政权的丑。我周围许多中国朋友虽然对专制政府厌恶透顶，但是他们倾向于解释此举是为了政治宣传，同时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监视公民这一点上与极权专制国家并无本质差别。

解释二：此举是为了记住历史、记住我们人类自己曾经建立起过这样的国家机器。保留这些纪录是承认我们许多人在那种境遇下的种种肮脏卑劣行为也是人性具体展开的一个方面。这些档案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我们人性中不那么美丽的去处，虽然它们也许是非常情况下才暴露的角落，但是它发生过，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遗产、当作不可涂抹的过去来记忆、保管和纪念。当年巴金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大概也是这样的类似思考。

解释三：保留监视、窃听档案目的和功能是为了追究责任。这种实际的罪责和良心的追问在德国二战之后成为整个德国的民族传统。在纽伦堡审判前后，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前纳粹士兵、军官、百姓一起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多方向的沉思和辩驳。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在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就这部影片访谈我的节目中，我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罪责中最容易说清和辨明的罪责：刑法罪责。我假设，影片中被政治笑话讽刺的总书记昂纳克如果有具体可查的人证、文书证明他下令对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那他就不是什么道德良心问题而是要负最简单可辨、但惩罚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责任。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审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们的刑法责任而没有追求他们协助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我记得起诉书曾经追究过江青对批示发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杀害张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责。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过死刑。其实，更难以认识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种罪责：一国人民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治体制、国家机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对本民族还是对外族的）的政治责任；一个普通人在冷漠面对、沉默不语地处理自己的邻居、同事、亲人、朋友被迫害或夺去生命的道德罪责。

对于保留档案，我还有一种解释。我猜测当事者可能还有一种长远而深沉的考虑：此举可以逼迫整个民族做道德思考，为这种道德审视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坚实可信的病历和病例，进而对民族的心理创伤进行治疗。我听隐约听说这个保留档案的决定是一位女部长做出的。但是，其实应该认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做出的这样决定。或许，他们相信自己这个民族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承受这一份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也许，他们是否还会存着些许希望，可能的话，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坐到一起对面看一眼，还有的监视者和被监视可能象影片中那样彼此面对，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记之后宽恕。

在战后反思时，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作为民族意识。”（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102. 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我想，如果能够面对，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象影片中那样发现自己被勇敢地保护过而是受过批判、迫害、告密，发现自己曾经被学生、朋友、爱人反戈一击、被别人踩在头上正确火线入党。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过两个大学一个研究所，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许多这类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还十分惨烈。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自己去面对那些纪录，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对，这对受害和迫害双方都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疗伤。为了请教《别人的生活》中的台词，我询问电影学院的德国回来的博士，她告诉我德语中有一个词已经成为独立常用的词“费呀拜德”就是“疗伤”的意思。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得知德国保存了旧社会的监视档案供公众阅读查询这个事实，我对德意志这个民族产生一种深深的佩服和崇敬。这是一个敢于真实面对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民族，这是一个敢于暴露、治疗自己民族心理创伤的民族，这是一个勇于拷问自己内心的民族，他们为所有国家、民族保存了一份严肃而丰富浩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仅就这部电影涉及的窃听报告而言，我们就在其中看到变态的性欲、看到压抑之后的女性崇拜、看到后极权社会中象库尔威茨上校那样的犬儒主义人格、看到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的复杂表现。“反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我改造的词，指监视者、绑架者、迫害者对被监视者、被绑架者、被迫害者产生的认同、依恋、呵护之情，这正是本片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主要心理症候。

在跟同事讨论这个影片时，我才了解到中国在1980年前后也曾经搞过一次处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检讨交代文字的档案清理工作，当时对文革中的所有这类材料都采取一个办法：从档案中取出来烧掉。

对于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同样有着复杂纠缠的历史积怨和社会伤痕的中国来说，思考和处理这类社会档案和心灵创伤都是很艰难的事，这需要严肃的思考、认真勇敢的面对，同时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和辽阔的胸怀去处理。

我们民族的心理伤口在何处，它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我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兵又将在何时、如何去面对这些伤口，又怎样去疗救这些还在流血的伤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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