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也于2013年10月被“双规”，并于2014年2月初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同案也牵扯出数位商人，如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兴良，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等。
这种官商勾结、相互利益输送的图画在很多案件中都能看见，形成一个“显赫的贪官身后有数个贪婪的商人，而一个成功的商人背后也有数个腐败的官员”之可怖景象。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教授James Robinson 合着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基于对人类历史各时期大量的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国家经济不发达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度造成的。他们把国家体制分为“包容型”和“榨取型”，在包容型政治体制中人们广泛地参与政治（政治多元化），同时有较为集中的权力机构以保障社会秩序，国家精英阶层的权利受到很多制约。而榨取型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设计了很多方式垄断权力和利益，并在精英之间结成一个关系网，以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中下层百姓则是被压榨的对象。他们的研究发现，包容型社会人们有更多创新和创造的动力，因此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榨取型社会一般很贫穷，即使在某个时段经济可能发展较快但也不可持续。他们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榨取型体制。
本文开头提及的商人和贪官勾结的案件，其实是古今中外任何榨取型体制的典型画面。榨取型社会中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系”，商人们挖空心思构建自己的关系网，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于与当权者结成连盟，制定对这个联盟有利的政策并在每一个项目的运作中有利自己，从而获得独家商业权力和超值利润。官员们要么和商人勾结获利，要么自己直接经商，用“国营企业”、“独家特许”这样的壳为自己谋利，形成官商一体的情景，因此下层没有上升通道，社会没有创新动力，活力窒息。
2013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首富是王健林，他的商业王国是地产，行业性质决定他需要与政府和官员保持密切关系。他曾公开说处理官商关系的原则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在政治议题和政策问题上鲜少公开说话，这很好地解释了他的“原则”。他是很多中国成功商人的典型。
华尔街日报曾基于2012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做过一份分析报道，发现中国最富有的1024个企业家中，有226位担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全国人大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工商联领导等国家级职务，很多其他榜上的人也在各级政治组织例如省级人大、政协等任职。这些最顶级富豪集中在地产、金融、资源、制造等几个“关系密集型”行业，也有部分在零售业和科技业。这是一幅编织精致的钱、权、资源相互输送图谱。
在大洋彼岸，2013年福布斯发布的美国首富是比尔盖兹，一位高科技创业者，财富来自科技创新和自我奋斗。这样的企业家不需要官员的特别“照顾”，但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稳定公正的法制环境。因此，美国的企业家在游说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方面积极主动，企业和企业家个人会依法公开支持一些政治议题，并在大选的时候向与自己政治理念接近的政治家公开捐款。例如，硅谷地区的企业家常常会联合起来向美国国会和白宫游说一些对高科技产业发展有利的法案，这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法案是增加高科技移民配额。但除此之外，企业家们对政府的任何干预市场的行为都很反感，谁要是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和一时方便违反游戏规则而破坏大环境，轻则受到企业家群体和媒体的谴责，重者被法律制裁。这样的行为方式可以称为“亲近政治，远离政府”。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榨取型的体制不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很大，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构建一些制度在政府和商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阻止官商勾结祸害社会。这道“防火墙”的成分包括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程序化，权力部门之间的平衡和监督，合情合理的法律法规，执法系统的公正不阿，以及完善的大众监督系统。我相信部分中国精英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种新秩序对社会的价值，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更为公平、更为包容的新制度，与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榨取性制度永别。
然而，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成是漫长的过程，改变谈何容易。精英阶层通过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对如何构建关系网、榨取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游戏玩得炉火纯青，并且会因为恐惧失去而玩命阻碍新势力的成长。这就是官商通吃的“红顶商人”生生不息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新一代创业者已经展示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高科技公司小米的创始人和CEO雷军认为创业注册太难，因此提出议案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在2013年一直在推动公司注册和年审制度的改革，最近正式推出了简化公司注册程序、取消注册资本、取消年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是一个企业家负责任地参与政治，而不只是附和政府的良性案例。
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即将召开，我们知道当会议在政治殿堂人民大会堂开幕的时候，像季建业这样的一些去年闪亮的代表们只能在监狱中寂寞地度过，而不能在这个顶级的政治俱乐部里继续编织权力和金钱的大网，享受万众瞩目的荣耀了。
据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肩负立法、任命国家领导人、审批国家预算、监督政府运作等极其重要的责任。因此，被代表的广大人民，是否应该要求他们的代表们有意愿参与政治而不是“亲近政府”？ 是不是可以要求代表们在当选期间全职从政，而不是一年打一次酱油？是否应该要求代表们避免私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冲突？是否应该要求这些代表不仅是各行业的明星而应该具备有政治运作能力？是否应该顾虑作为被监督的政府官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是不是应该要求“政界”和“商界”之间有一道防火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信息时代的帷幕拉开的时候，舞台上精英们的表演变得如此透明，已经没有前台后台之分，甚至台上台下的界限也模糊了，千千万万观众心里明镜般透亮, 目光如炬地注视着舞台，榨取而不被制裁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建立多元、包容、共赢、共享、创新的包容型体制已经成为历史潮流，而今天的中国离包容型的社会虽然仍有距离，但距离越来越近了。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