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先生在《民主中国》上连续发表了几篇题为《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的长篇文章。“第一黑案”指政治犯林昭系狱多年，英勇反抗，世所罕见，而狱中对林昭的种种酷刑迫害至今仍被当局百般遮蔽，专制政权对林昭的身心摧残尚未完全曝光，因而形成“黑案”。揭破这些黑暗中的种种邪恶内幕，无疑是缅怀林昭以身殉难的必要任务。
孙先生的文章中揭示，所谓“黑案内幕”涉及“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点明这起“黑案内幕”有毛泽东亲自干预，他“亲见”林昭，“胁迫”林昭，并“杀害”林昭。这就给林昭一案增加了世人不曾了解、闻所未闻的内容。如果说毛泽东只是规定了大政方针：对坚决抗拒共产暴政、坚决捍卫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必须残酷迫害直至处以死刑，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由毛泽东亲自出靣，直接干涉林昭一类的个案，“亲见”、“胁迫”、“杀害”林昭，是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识过的新闻。有什么确凿的根据证实“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了林昭？如果拿不出确凿的根据，何以令人信服？
孙先生言之凿凿，称“早在一九六零年十月林昭入狱至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已亲临上海第一看守所面见过林昭，向她表露‘邪念邪心’‘非礼之求、提出卖身交易’。”固然，毛泽东私人生活的荒淫无度世所共知，但具体到胁迫林昭与之进行性交易，还是不宜轻信。为了证实胁迫的真实性，孙先生应当提供这些信息的可靠来源，以说明并非任意编造，不是想当然的结果。否则，读者怎么能相信所谓毛“亲临上海第一看守所面见林昭”是真实的、确凿的史实呢！
不错，孙先生提出一个证据，说：林昭妹妹彭令范“对家人披露毛泽东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亲审她（指林昭）这一事实”。这里所说彭令范的披露源于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对彭令范的一次采访录音。让我们看看这次采访录音的有关情节。采访者问：“林昭是否说过毛泽东审问她的事情？”彭令范答：“她讲，暗示了”。采访者问：“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彭令范答：“她好像是说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毛泽东审问她。”采访者又问：“毛泽东亲自去了？”彭令范答：“她并没有讲细节。”采访者一连串的提问步步紧逼，答问者却是含糊其辞，躲躲闪闪。当问到“林昭是否说过毛泽东审问她的事情”，回答是“她讲，暗示了”。“暗示”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含义，是说林昭“暗示”有过此事，还是说林昭“暗示”没有此事，难寻底细。当问到“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回答是“好像”有此事。“好像”就是不确定，似有若无，实际上回避了“毛泽东当面审问她”一事。当问到“毛泽东亲自去了”，回答是“她并没有讲细节”，等于对“毛泽东亲自去了”的实情不能完全肯定。所以，孙先生所说彭令范承认毛泽东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亲见林昭实系不实之词，虚妄之言。
孙先生在《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还向读者指出：毛泽东不是会见林昭一次，而是多次，毛泽东“数次赴沪面见林昭，双方对话、论辩、对峙，皆以林昭断然拒绝而收场”。1964年5月5日至6日，还于深夜面见林昭，“向她亲自施压、渴望敲开这棵坚果、逼迫她低下头来做成这笔卖身交易。”又说：“这可能是毛最后一次面见林昭，对林昭下最后通牒式逼迫令――服从还是拒绝，立刻自由还是终身监禁，何去何从，给你最后机会，等你做出抉择。”如果孙先生不能提供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到底是多少次？）亲见林昭的确实依据，那只能把所谓“数次亲见林昭”和“深夜会见林昭”看作是刻意编撰的，用以诱使读者入罟。以如此恍惚其然的方式表述一个严肃和郑重的社会话题――《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孙先生，您以为如何？
林昭被押于第一看守所时，曾被所长的“邪念”干扰。她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即十四万言书）中第14页揭露“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设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为了公开这个所长的恶行，使之无法逃避罪责，林昭呼吁中共党报对此进行调查。她说：“假如你们的报纸是一份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那么，只要你们能够认真地去了解的同时推动有关方面彻查事件经过，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地知道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干下了一些什么”。
林昭径直指出，这个所长的意图就是使她失志、失节。“先则企图使我失志，为此而其所作所为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失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林昭愤慨地说道：“其他犯人不曾碰到如我所踫到这样岂有此理荒乎其唐的怪事！”至此，林昭想到，感情之类的事是不能强求的，并推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大致也难得相中个把女犯而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罢？”显然，这一推想并不是说第一看守所所长就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更不是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第一看守所所长。
林昭所说“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难得相中个把女犯”，“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并不搭界，不在一个框架内，孙先生却如获至宝，说：“‘第一看守所所长’一衔很可能是狱方欺骗林昭，把面前的毛泽东说成第一看守所所长，试图隐去其真实身份，为毛插手此案、面见林昭而找个名正言顺藉口。”以“很可能”为立论根据，由此推衍出毛泽东就是那个一所所长，毛因此而面见林昭，都是孙先生的主观臆测，想当然耳。“很可能”可以作为真凭实据而端上台靣吗？贻笑大方，惭愧，惭愧！
孙先生说毛泽东多次亲见林昭、胁迫林昭，如果确系事实，这样的事体应该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所反映。从1960年至1961年、1962年，乃至1964年5月5日—6日夜见林昭，毛泽东年谱中没有丝毫记载。比如，毛泽东年谱上的1964年5月记录的是，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如此而已，哪有什么1964年5月5日—6日深夜会见林昭的记载呢？孙先生的文稿还指出，“毛由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陪同来见”。查柯氏于1964年4月20日到上海华东医学院作肺癌手术，结果诊断为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手术后需要休养，恢复体力，很难作为于5月5日—6日陪同毛于深夜去胁迫林昭的有力证据！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难解之谜，孙先生，您以为如何？
不妨设想，编写毛泽东年谱的机构从为尊者讳的观点出发，将毛的“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一律隐去，未予披露，那么，孙先生说的林昭在这一过程中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维护自身不容侵犯的气节，在有关林昭的年谱中应有所表露。然而，查林昭年谱，从1960年在苏州被捕，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到1962年12月23日再次被捕，1963年8月8日从上海市监狱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直到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次日林昭血书《判决后的申明》，毫无毛的“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的记载。是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亲见”啦、“胁迫”啦，都是编造的，怎么会在林昭的年谱中留下相关的条文呢！
有人举出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承认毛泽东亲见并胁迫林昭性交易之事。真相究竟如何？兹将有关文字引用如下：林昭在十四万言书第三部分第5页写道，“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可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略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这里所说“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只是第一看守流传过“毛泽东兼任所长”的消息，这则流传的消息是否落实了，毛泽东是否真的到了第一看守所亲见、胁迫林昭，并无确凿的材料予以证实。需要出示毛在第一看守所与林昭对话的详尽事实（不能是：“她说，暗示了”之类含乎其词的材料），才能确认毛之亲见、胁迫林昭。否则，只能说所谓亲见、胁迫等等均为子虚乌有先生所为，不能信以为真。
还有人指出，林昭写给《人民日报》的信的第三部分第111页有如下文字：“在第一看守所，去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指林昭）与独夫扯破靣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外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这段文字不是证明毛泽东确实亲见过、胁迫过林昭吗？林昭不是承认她说的是“实话”吗？以此昭示毛之“亲见、胁迫”是不容质疑的。其实，此中疑点不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靣破解这些疑点：（1）林昭在8年牢狱生涯中所受酷刑之重是罕见的。据《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一文披露，林昭被镣铐反铐，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林昭说：“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残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是地狱莫及，人间何世！”
遭受如此酷刑的林昭不具备接受毛泽东强迫与她进行性交易的心理条件。在林昭心目中只有强烈的仇毛心结，只有强烈的结束毛政权的意志，怎么可能与毛对话，听他嘻皮笑脸地谈论与之进行性交易要求呢！违反常理！（2）林昭对毛泽东暴政从理性上有非常请醒的认识。她在十四万言书的第106页直指“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燥任性”，认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靣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林昭对毛泽东暴政的认识是如此透彻，难道还有什么必要或可能接受独夫与之对话？在她来说，没有这种思想基础。（3）林昭在狱中所受的非刑虐待是双重的，不仅有正反双铐迫人于死命，且几乎每晚狱中女囚被唆使纠斗林昭，打、抓、咬、掐、拧、踢、拽，致使林昭鼻青脸肿、衣服撕碎、头发被一绺绺拽断。但她不为所屈，在狱室墙壁血书“控诉无理迫害 抗议恶劣虐待”，“暴政必败 自由万岁”。不过，如此双重折磨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楚迫使林昭渐渐产生幻觉、幻象，她的听觉不断收到毛泽东呼她为“黄毛丫头”的声响，“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第一看守所所长这句话在林昭听觉中幻化为毛泽东对她的威胁，毛泽东与所长的形像在林昭头脑中叠印在一起，使她在十四万言书中写出“独夫”与林昭对话、胁迫林昭出卖灵魂、肉体的陈述，误导了读者。这是她长期受压甚重、心情长久郁闷的结果。林昭的精神生理活动出现如此不正常的障得，是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十四万言书中还有多处写到毛出现于第一看守所胁迫林昭卖身的叙述，均应如此解读。
对林昭一生深情回忆的著名篇章当属彭令范所写《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该文说：“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或英雄人物的性格。”“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见到她不高兴的样子，醒来总觉得无限的伤痛。我既不能捍卫她的信仰，继承她的写作能力，即令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大概也不会使她满意。她的淳正朴实对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挚炽热的爱和恨，她的不屈不挠执著的信念，还有她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或许正是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应有的品格罢。”彭令范心中的“痛”让我们更了解林昭、更接近林昭。这样的林昭能够接受毛泽东对她的威逼利诱吗？孙先生异想天开，炮制出毛泽东面见林昭，对她提出无耻要求，这是对林昭人格的巨大污辱！孙先生，您不觉得您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吗？
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军警林立的狱中正靣亮相是公众认识林昭的唯一机会。斯时，林昭的北大校友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得到特批，会见久关狱中的林昭。张元勋在《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叙述，在接见室，先进来身着警服的管教干部列坐两侧，又进来几位年轻女警在长联椅上并肩坐定，然后约20人佩手枪的武装人员拥入坐下，都极严肃，昂首挺胸。“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林昭走出来，“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管教干部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话未说完，便被林昭打断：“乏味之至！”“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抬手指向周围问张元勋：“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沉默着不敢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又说：“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由于会见时刻即将结束，林昭要张元勋挨近她坐过去，得到狱警允许。林昭略加沉思，说：“赠给你一首诗”，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林昭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而速朽，而我魂不散！”林昭沉痛地说：“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如此哀悗、凄决的才女、烈女、被人呼为圣女的林昭难道肯与毛泽东照靣，听任毛与之性交易的破损天伦人理的胡说八道吗？
孙乃修先生编造《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面世，为一代暴君毛泽东张扬威力！可惜事实是，在孙先生指定的毛泽东面见林昭的1961年至1964年，正是毛在权力顶峰焦头烂额之际，此时段的毛泽东被刘少奇的叛逆之势所纠结。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挑战毛泽东高举的“三靣红旗”，他说现在仍然维持“三面红旗”不动，还摆在那里，再过5年、10年就可看清楚它的作用究竟如何。刘少奇又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总结，到底是“三七开”还是“七三开”，由各地自己决定。这是毛、刘首次公开分裂。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由此提出将丧失的权力夺回的任务，于是发动农村“四清”，组织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掀起农村一场新型大动荡、大分化。刘少奇指使妻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村蹲点，总结了一套典型经验播向全国。刘少奇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矛盾与社会矛盾的交叉，与毛泽东指出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自身权力的矛盾形成强烈冲撞，这是毛、刘再次公开分裂。试想，1962年到1964年毛泽东的专制权力开始动摇，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权力开始挺拔，由此引起毛废刘的决心。在这种态势下，毛居然撇下这些“烦心事”，专程跑到上海，与一位誓死反共、反极权的女犯谋求什么“卖身交易”，不论从“权力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孙乃修先生坚持自己的立论，在我看来，必须逐一驳倒我上面提出的各项反证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孙先生的连载文章《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只能被认为是根据想当然的臆测编造出来的。书写历史必须真实，不应想当然，否则会丧失公信力。
2014年4月21日
孙先生的文章中揭示，所谓“黑案内幕”涉及“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点明这起“黑案内幕”有毛泽东亲自干预，他“亲见”林昭，“胁迫”林昭，并“杀害”林昭。这就给林昭一案增加了世人不曾了解、闻所未闻的内容。如果说毛泽东只是规定了大政方针：对坚决抗拒共产暴政、坚决捍卫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必须残酷迫害直至处以死刑，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由毛泽东亲自出靣，直接干涉林昭一类的个案，“亲见”、“胁迫”、“杀害”林昭，是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识过的新闻。有什么确凿的根据证实“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了林昭？如果拿不出确凿的根据，何以令人信服？
孙先生言之凿凿，称“早在一九六零年十月林昭入狱至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已亲临上海第一看守所面见过林昭，向她表露‘邪念邪心’‘非礼之求、提出卖身交易’。”固然，毛泽东私人生活的荒淫无度世所共知，但具体到胁迫林昭与之进行性交易，还是不宜轻信。为了证实胁迫的真实性，孙先生应当提供这些信息的可靠来源，以说明并非任意编造，不是想当然的结果。否则，读者怎么能相信所谓毛“亲临上海第一看守所面见林昭”是真实的、确凿的史实呢！
不错，孙先生提出一个证据，说：林昭妹妹彭令范“对家人披露毛泽东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亲审她（指林昭）这一事实”。这里所说彭令范的披露源于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对彭令范的一次采访录音。让我们看看这次采访录音的有关情节。采访者问：“林昭是否说过毛泽东审问她的事情？”彭令范答：“她讲，暗示了”。采访者问：“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彭令范答：“她好像是说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毛泽东审问她。”采访者又问：“毛泽东亲自去了？”彭令范答：“她并没有讲细节。”采访者一连串的提问步步紧逼，答问者却是含糊其辞，躲躲闪闪。当问到“林昭是否说过毛泽东审问她的事情”，回答是“她讲，暗示了”。“暗示”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含义，是说林昭“暗示”有过此事，还是说林昭“暗示”没有此事，难寻底细。当问到“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回答是“好像”有此事。“好像”就是不确定，似有若无，实际上回避了“毛泽东当面审问她”一事。当问到“毛泽东亲自去了”，回答是“她并没有讲细节”，等于对“毛泽东亲自去了”的实情不能完全肯定。所以，孙先生所说彭令范承认毛泽东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亲见林昭实系不实之词，虚妄之言。
孙先生在《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还向读者指出：毛泽东不是会见林昭一次，而是多次，毛泽东“数次赴沪面见林昭，双方对话、论辩、对峙，皆以林昭断然拒绝而收场”。1964年5月5日至6日，还于深夜面见林昭，“向她亲自施压、渴望敲开这棵坚果、逼迫她低下头来做成这笔卖身交易。”又说：“这可能是毛最后一次面见林昭，对林昭下最后通牒式逼迫令――服从还是拒绝，立刻自由还是终身监禁，何去何从，给你最后机会，等你做出抉择。”如果孙先生不能提供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到底是多少次？）亲见林昭的确实依据，那只能把所谓“数次亲见林昭”和“深夜会见林昭”看作是刻意编撰的，用以诱使读者入罟。以如此恍惚其然的方式表述一个严肃和郑重的社会话题――《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孙先生，您以为如何？
林昭被押于第一看守所时，曾被所长的“邪念”干扰。她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即十四万言书）中第14页揭露“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设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为了公开这个所长的恶行，使之无法逃避罪责，林昭呼吁中共党报对此进行调查。她说：“假如你们的报纸是一份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那么，只要你们能够认真地去了解的同时推动有关方面彻查事件经过，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地知道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干下了一些什么”。
林昭径直指出，这个所长的意图就是使她失志、失节。“先则企图使我失志，为此而其所作所为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失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林昭愤慨地说道：“其他犯人不曾碰到如我所踫到这样岂有此理荒乎其唐的怪事！”至此，林昭想到，感情之类的事是不能强求的，并推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大致也难得相中个把女犯而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罢？”显然，这一推想并不是说第一看守所所长就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更不是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第一看守所所长。
林昭所说“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难得相中个把女犯”，“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并不搭界，不在一个框架内，孙先生却如获至宝，说：“‘第一看守所所长’一衔很可能是狱方欺骗林昭，把面前的毛泽东说成第一看守所所长，试图隐去其真实身份，为毛插手此案、面见林昭而找个名正言顺藉口。”以“很可能”为立论根据，由此推衍出毛泽东就是那个一所所长，毛因此而面见林昭，都是孙先生的主观臆测，想当然耳。“很可能”可以作为真凭实据而端上台靣吗？贻笑大方，惭愧，惭愧！
孙先生说毛泽东多次亲见林昭、胁迫林昭，如果确系事实，这样的事体应该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所反映。从1960年至1961年、1962年，乃至1964年5月5日—6日夜见林昭，毛泽东年谱中没有丝毫记载。比如，毛泽东年谱上的1964年5月记录的是，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如此而已，哪有什么1964年5月5日—6日深夜会见林昭的记载呢？孙先生的文稿还指出，“毛由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陪同来见”。查柯氏于1964年4月20日到上海华东医学院作肺癌手术，结果诊断为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手术后需要休养，恢复体力，很难作为于5月5日—6日陪同毛于深夜去胁迫林昭的有力证据！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难解之谜，孙先生，您以为如何？
不妨设想，编写毛泽东年谱的机构从为尊者讳的观点出发，将毛的“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一律隐去，未予披露，那么，孙先生说的林昭在这一过程中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维护自身不容侵犯的气节，在有关林昭的年谱中应有所表露。然而，查林昭年谱，从1960年在苏州被捕，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到1962年12月23日再次被捕，1963年8月8日从上海市监狱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直到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次日林昭血书《判决后的申明》，毫无毛的“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的记载。是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亲见”啦、“胁迫”啦，都是编造的，怎么会在林昭的年谱中留下相关的条文呢！
有人举出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承认毛泽东亲见并胁迫林昭性交易之事。真相究竟如何？兹将有关文字引用如下：林昭在十四万言书第三部分第5页写道，“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可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略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这里所说“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只是第一看守流传过“毛泽东兼任所长”的消息，这则流传的消息是否落实了，毛泽东是否真的到了第一看守所亲见、胁迫林昭，并无确凿的材料予以证实。需要出示毛在第一看守所与林昭对话的详尽事实（不能是：“她说，暗示了”之类含乎其词的材料），才能确认毛之亲见、胁迫林昭。否则，只能说所谓亲见、胁迫等等均为子虚乌有先生所为，不能信以为真。
还有人指出，林昭写给《人民日报》的信的第三部分第111页有如下文字：“在第一看守所，去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指林昭）与独夫扯破靣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外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这段文字不是证明毛泽东确实亲见过、胁迫过林昭吗？林昭不是承认她说的是“实话”吗？以此昭示毛之“亲见、胁迫”是不容质疑的。其实，此中疑点不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靣破解这些疑点：（1）林昭在8年牢狱生涯中所受酷刑之重是罕见的。据《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一文披露，林昭被镣铐反铐，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林昭说：“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残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是地狱莫及，人间何世！”
遭受如此酷刑的林昭不具备接受毛泽东强迫与她进行性交易的心理条件。在林昭心目中只有强烈的仇毛心结，只有强烈的结束毛政权的意志，怎么可能与毛对话，听他嘻皮笑脸地谈论与之进行性交易要求呢！违反常理！（2）林昭对毛泽东暴政从理性上有非常请醒的认识。她在十四万言书的第106页直指“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燥任性”，认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靣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林昭对毛泽东暴政的认识是如此透彻，难道还有什么必要或可能接受独夫与之对话？在她来说，没有这种思想基础。（3）林昭在狱中所受的非刑虐待是双重的，不仅有正反双铐迫人于死命，且几乎每晚狱中女囚被唆使纠斗林昭，打、抓、咬、掐、拧、踢、拽，致使林昭鼻青脸肿、衣服撕碎、头发被一绺绺拽断。但她不为所屈，在狱室墙壁血书“控诉无理迫害 抗议恶劣虐待”，“暴政必败 自由万岁”。不过，如此双重折磨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楚迫使林昭渐渐产生幻觉、幻象，她的听觉不断收到毛泽东呼她为“黄毛丫头”的声响，“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第一看守所所长这句话在林昭听觉中幻化为毛泽东对她的威胁，毛泽东与所长的形像在林昭头脑中叠印在一起，使她在十四万言书中写出“独夫”与林昭对话、胁迫林昭出卖灵魂、肉体的陈述，误导了读者。这是她长期受压甚重、心情长久郁闷的结果。林昭的精神生理活动出现如此不正常的障得，是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十四万言书中还有多处写到毛出现于第一看守所胁迫林昭卖身的叙述，均应如此解读。
对林昭一生深情回忆的著名篇章当属彭令范所写《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该文说：“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或英雄人物的性格。”“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见到她不高兴的样子，醒来总觉得无限的伤痛。我既不能捍卫她的信仰，继承她的写作能力，即令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大概也不会使她满意。她的淳正朴实对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挚炽热的爱和恨，她的不屈不挠执著的信念，还有她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或许正是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应有的品格罢。”彭令范心中的“痛”让我们更了解林昭、更接近林昭。这样的林昭能够接受毛泽东对她的威逼利诱吗？孙先生异想天开，炮制出毛泽东面见林昭，对她提出无耻要求，这是对林昭人格的巨大污辱！孙先生，您不觉得您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吗？
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军警林立的狱中正靣亮相是公众认识林昭的唯一机会。斯时，林昭的北大校友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得到特批，会见久关狱中的林昭。张元勋在《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叙述，在接见室，先进来身着警服的管教干部列坐两侧，又进来几位年轻女警在长联椅上并肩坐定，然后约20人佩手枪的武装人员拥入坐下，都极严肃，昂首挺胸。“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林昭走出来，“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管教干部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话未说完，便被林昭打断：“乏味之至！”“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抬手指向周围问张元勋：“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沉默着不敢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又说：“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由于会见时刻即将结束，林昭要张元勋挨近她坐过去，得到狱警允许。林昭略加沉思，说：“赠给你一首诗”，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林昭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而速朽，而我魂不散！”林昭沉痛地说：“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如此哀悗、凄决的才女、烈女、被人呼为圣女的林昭难道肯与毛泽东照靣，听任毛与之性交易的破损天伦人理的胡说八道吗？
孙乃修先生编造《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面世，为一代暴君毛泽东张扬威力！可惜事实是，在孙先生指定的毛泽东面见林昭的1961年至1964年，正是毛在权力顶峰焦头烂额之际，此时段的毛泽东被刘少奇的叛逆之势所纠结。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挑战毛泽东高举的“三靣红旗”，他说现在仍然维持“三面红旗”不动，还摆在那里，再过5年、10年就可看清楚它的作用究竟如何。刘少奇又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总结，到底是“三七开”还是“七三开”，由各地自己决定。这是毛、刘首次公开分裂。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由此提出将丧失的权力夺回的任务，于是发动农村“四清”，组织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掀起农村一场新型大动荡、大分化。刘少奇指使妻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村蹲点，总结了一套典型经验播向全国。刘少奇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矛盾与社会矛盾的交叉，与毛泽东指出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自身权力的矛盾形成强烈冲撞，这是毛、刘再次公开分裂。试想，1962年到1964年毛泽东的专制权力开始动摇，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权力开始挺拔，由此引起毛废刘的决心。在这种态势下，毛居然撇下这些“烦心事”，专程跑到上海，与一位誓死反共、反极权的女犯谋求什么“卖身交易”，不论从“权力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孙乃修先生坚持自己的立论，在我看来，必须逐一驳倒我上面提出的各项反证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孙先生的连载文章《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只能被认为是根据想当然的臆测编造出来的。书写历史必须真实，不应想当然，否则会丧失公信力。
2014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