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因大陆在南海“海洋石油981”以探勘石油，引发中越海上冲突，新闻见报后，越南民众发动连串反中示威与抗议，最终，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攻击，除大陆外，台湾企业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大陆官方对此事件采取淡化态度，外交立场克制，对相关新闻报道也采取消极乃至压制的方针，但是，透过社交媒体，各种相关新闻图片仍广为流传，大陆民众在关心之馀，也很快意识到，同为极权国家，发生在越南的反中事件，与不久前发生在大陆本身的反日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越南与大陆一样，吸取了苏联东欧共产政权保守封闭以致走向崩塌的教训，引进了部分市场化机制，并实施对外开放，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维系专政政体。在一定程度上，越南类似于1989年之前的大陆，尚有馀力在体制上作出若干调整，比如越南就在党内民主和国会建设上做出了一定尝试。但这种调整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并未触及专政本身，越南并不存在任何脱离于越共控制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越南甚至超过了中国。在大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为了鼓吹政改的可能性，长期在各种场合散布越南已经自由化政改的谣言，以致积非成是，但是，总体而言，越南仍为共党统治下的极权国家，应是不争的事实。

和大陆一样，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必然会冲击原有的共产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是亲市场亲西方，要求进一步改变现行体制的自由化思潮，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也会刺激民众的民族认同，大批外资外商的涌入，也不可避免地在部分民众中唤起抵触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共产极权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往往结伴而生，乃是一个自然的且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越两国皆不例外。

执政的共产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具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出于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从一开始就会警惕防范进而加以压制自由主义思潮，在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未曾松懈，此外，为了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当局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民族主义思潮，用于对冲自由化。 1989事件之后，邓小平曾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言下之意，不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度让自由化思潮占据了上风，这才有了1989事件。也因此，大陆当局在1994年推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地引入民族主义，其目的不外是用于抵御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大陆的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1990年代后期，《中国可以说不》等图书红极一时,《环球时报》等“商业民族主义”报刊销量大增，在行动上，各种民族主义抗议也开始抬头，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风潮，此后十馀年，因中美撞机、因日本申请入常、因奥运圣火、法国总统接见达赖喇嘛，因中日钓鱼岛争端，各种抗议风潮层出不穷，这当中，民众的自发参与离不开当局教育和宣传的影响，而当局舆论引导乃至组织动员的影子，也昭然可见，其实这背后，都隐藏着借用民族主义抵御自由化思潮的用心。

在另一方面，由于必须依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维持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对于当局又从来都是双刃剑。首先，民族主义思潮在强调民族认同之外，往往对外部世界采取抵触乃至排斥的心态，动辄以抵制相号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下的经济开放大趋势，也触犯了当局的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的大局。

其次，共产国家对社会采取全面控制，市场化松弛了当局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但又不允许社会出现任何的组织形式，这使得任何抗议风潮都容易迅速转变为骚乱乃至暴力骚乱，无论是发生在大陆的反日抗议，还是发生在越南的反中示威，最终都落入暴力，其实都出于这一共同的机制。越南反中事件之后，大陆《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越南暴徒是东亚投资秩序的公敌”的社评，有好事者略为变易，将其代换为大陆曾发生过的反日暴力，也若合符节，这表明，当局既有利用民族主义对冲自由化思潮之心，但也不愿意发生威胁到投资秩序的群体暴力。

最后，无论怎样压制，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总归会不断壮大自由化思潮，民间对于现行体制的质疑乃至挑战也就始终在寻找机会，即使是因民族主义情绪引发的群体抗议，也可能为自由化挑战提供机会，无论是在大陆的反日抗议中，还是在越南的反中示威中，也都出现了自由化的表达夹杂其中，对于当局而言，也必须防止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大陆的各次民族主义抗议，无不在随后遭到压制，越南的反中示威乃至暴力，自然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往往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双重手法，在具体事件上则表现为某种机会主义，此次越南排中事件中，大陆当局的淡化处理，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运用的鲜明例证。

不过，尽管存在对民族主义的某种防范，但共产政权和自由化思潮之间具有更为根本的紧张关系，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具有长期和根本的战略价值。可以预期，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都会采取利用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具体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容忍乃至鼓励，对于各种具体的行动则加以限制，也因此，在当局的这种容忍乃至利用之下，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各种抗议示威的不时发作，仍会不时地出现在大陆和越南。

在大陆，随着国力的上升，刺激了某种崛起的意愿，而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国内自由化思潮的发展，当局也有进一步借用民族主义对此加以压制的企图，在这两种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一种通过对外拓展树立国家权威，进而压制国内异议思潮的思路已经在《环球时报》这样的平台上叫嚣了多年，并显露出进入当局战略意图乃至执行层面的迹象，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类似的进程同样也出现在同为共产国家的越南。因此，发生在南海的民族主义遭遇战，其实是两国内部进程的外化，也势必是一场长期的拉锯。

5月，因大陆在南海“海洋石油981”以探勘石油，引发中越海上冲突，新闻见报后，越南民众发动连串反中示威与抗议，最终，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攻击，除大陆外，台湾企业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大陆官方对此事件采取淡化态度，外交立场克制，对相关新闻报道也采取消极乃至压制的方针，但是，透过社交媒体，各种相关新闻图片仍广为流传，大陆民众在关心之馀，也很快意识到，同为极权国家，发生在越南的反中事件，与不久前发生在大陆本身的反日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越南与大陆一样，吸取了苏联东欧共产政权保守封闭以致走向崩塌的教训，引进了部分市场化机制，并实施对外开放，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维系专政政体。在一定程度上，越南类似于1989年之前的大陆，尚有馀力在体制上作出若干调整，比如越南就在党内民主和国会建设上做出了一定尝试。但这种调整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并未触及专政本身，越南并不存在任何脱离于越共控制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越南甚至超过了中国。在大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为了鼓吹政改的可能性，长期在各种场合散布越南已经自由化政改的谣言，以致积非成是，但是，总体而言，越南仍为共党统治下的极权国家，应是不争的事实。

和大陆一样，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必然会冲击原有的共产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是亲市场亲西方，要求进一步改变现行体制的自由化思潮，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也会刺激民众的民族认同，大批外资外商的涌入，也不可避免地在部分民众中唤起抵触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共产极权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往往结伴而生，乃是一个自然的且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越两国皆不例外。

执政的共产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具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出于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从一开始就会警惕防范进而加以压制自由主义思潮，在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未曾松懈，此外，为了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当局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民族主义思潮，用于对冲自由化。 1989事件之后，邓小平曾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言下之意，不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度让自由化思潮占据了上风，这才有了1989事件。也因此，大陆当局在1994年推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地引入民族主义，其目的不外是用于抵御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大陆的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1990年代后期，《中国可以说不》等图书红极一时,《环球时报》等“商业民族主义”报刊销量大增，在行动上，各种民族主义抗议也开始抬头，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风潮，此后十馀年，因中美撞机、因日本申请入常、因奥运圣火、法国总统接见达赖喇嘛，因中日钓鱼岛争端，各种抗议风潮层出不穷，这当中，民众的自发参与离不开当局教育和宣传的影响，而当局舆论引导乃至组织动员的影子，也昭然可见，其实这背后，都隐藏着借用民族主义抵御自由化思潮的用心。

在另一方面，由于必须依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维持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对于当局又从来都是双刃剑。首先，民族主义思潮在强调民族认同之外，往往对外部世界采取抵触乃至排斥的心态，动辄以抵制相号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下的经济开放大趋势，也触犯了当局的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的大局。

其次，共产国家对社会采取全面控制，市场化松弛了当局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但又不允许社会出现任何的组织形式，这使得任何抗议风潮都容易迅速转变为骚乱乃至暴力骚乱，无论是发生在大陆的反日抗议，还是发生在越南的反中示威，最终都落入暴力，其实都出于这一共同的机制。越南反中事件之后，大陆《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越南暴徒是东亚投资秩序的公敌”的社评，有好事者略为变易，将其代换为大陆曾发生过的反日暴力，也若合符节，这表明，当局既有利用民族主义对冲自由化思潮之心，但也不愿意发生威胁到投资秩序的群体暴力。

最后，无论怎样压制，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总归会不断壮大自由化思潮，民间对于现行体制的质疑乃至挑战也就始终在寻找机会，即使是因民族主义情绪引发的群体抗议，也可能为自由化挑战提供机会，无论是在大陆的反日抗议中，还是在越南的反中示威中，也都出现了自由化的表达夹杂其中，对于当局而言，也必须防止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大陆的各次民族主义抗议，无不在随后遭到压制，越南的反中示威乃至暴力，自然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往往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双重手法，在具体事件上则表现为某种机会主义，此次越南排中事件中，大陆当局的淡化处理，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运用的鲜明例证。

不过，尽管存在对民族主义的某种防范，但共产政权和自由化思潮之间具有更为根本的紧张关系，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具有长期和根本的战略价值。可以预期，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都会采取利用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具体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容忍乃至鼓励，对于各种具体的行动则加以限制，也因此，在当局的这种容忍乃至利用之下，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各种抗议示威的不时发作，仍会不时地出现在大陆和越南。

在大陆，随着国力的上升，刺激了某种崛起的意愿，而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国内自由化思潮的发展，当局也有进一步借用民族主义对此加以压制的企图，在这两种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一种通过对外拓展树立国家权威，进而压制国内异议思潮的思路已经在《环球时报》这样的平台上叫嚣了多年，并显露出进入当局战略意图乃至执行层面的迹象，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类似的进程同样也出现在同为共产国家的越南。因此，发生在南海的民族主义遭遇战，其实是两国内部进程的外化，也势必是一场长期的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