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1982年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年初出版她的《北大回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章《竞选及其细节》，她有幸赶上1980年在北大及全国许多高校举行的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成为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怪她会如此动情地写下这些话——

“在青年人想要闯出一条新路的同时，在老体制中生活惯了的人总觉得，这是‘失控’。两种治理思维的交锋，在这次竞选中显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方生与未死的较量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冲突。加强控制和对“失控”的担忧，始终是纠缠这个国家上层的心结。

我曾经是一名‘竞选者’，而今“知交半零落”。当年与我竞争的校园对手，以及为我助威的盟友们，俱远隔天涯。但这一幕，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生命。

1980年，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重登权力巅峰不久的那一代中共老人，对无法无天的“文革”权斗尚有切身痛感，心有余悸，愿意在通往政治文明的路上做一些微步之探，在立法层面有所行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三十年来，这部选举法首次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激励了在校大学生，在选举法施行当年举行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有学生出来竞选。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2个月间，北大先后有18位学生候选人出来竞选，从竞选宣言、大字报、选民见面会、答辩会到出版刊物、民意测验……给沉寂已久的未名湖畔带来了公共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当时即有历史系学生刻意收集竞选材料，并付诸印刷，以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

经济系的张炜已经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兼北京市学联副主席，还要站出来竞选，他提出了温和的改革主张，表达对民主的看法，认为：“民主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

技术物理系78级的王军涛当年22岁，却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的磨练，坐过牢、办过民刊，时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1月3日他写下简短而有力的《竞选宣言》，正是最后这句竞选口号“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瞬间就抓住了张曼菱，这位来自云南的中文系女生，令她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也贴出了《告选民书》，提出“实现人的价值”，以女性视角举起人性解放的旗帜，呼唤“现代化的妇女形象”。中文系77级女生刘娟在《竞选宣言》中也提出：“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自我完善的良好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身价值”。

国政系的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经济系78级的夏申，哲学系的杨利川、易志刚，物理系的于大海，法律系的袁红兵，中文系的姚礼明，图书馆系的许欣欣，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等先后参与到这次竞选中。最终哲学系78级研究生胡平以力倡言论自由，而在学生选取赢得3467张选票，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全部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王军涛、张炜分别得了2964、2052票。

张曼菱得到695票。她的回忆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当时掌权的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副书记马石江，这两位老派共产党人对他们参与竞选给予支持，不仅提供竞选所用的物资（纸笔浆糊胶水等）和场地（开放教室和办公楼礼堂），即使在面临压力之时还能给上面写报告，保护他们的参政热忱。这是小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大环境，邓小平等人对于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最初是支持并愿意推一下的。直到1987年他对于这一点也还没有否定，至少在口头上。1987年4月16日，他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既然是直接选举，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生参与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完全就是合法的，当局没有足够的理由来阻拦。邓小平的这些话是1987年，以他当时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全世界的公开承诺，也就是中国即使继续在中共治下，到2030—2040年间也是要举行全国性普选的。这条路之所以还不能马上就走，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换言之，是因人口和文化素质的障碍，所以还要等半个世纪。1980年的校园竞选足以击穿他所谓的“文化素质论”，即使退一万步讲，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有什么不可以吗？比如说将他认为文化素质够的这部分人来参与选举。残酷的现实却是，1989年血染长街之后，当年参与过北大竞选的候选人（乃至各地高校的候选人）也风流云散，散落世界各地，张炜辞职抗议杀戮，远赴英国，放弃了仕途前程；王军涛锒铛入狱，几年后流放美国；胡平、于大海、房志远等人则早已去国；留下来的杨百揆、张曼菱等人也备尝艰辛，中国还是过去那个中国，他们那一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自会有公正评价。

而今，邓小平的话落地已有二十七年多了，即使区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也只是写在纸上，关于“普选”的画饼当然更不可能充饥。邓的后继者早已失去邓当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不再有时间表，只想抓住眼前的稻草，拥抱此刻的荣华，并幻想这样的荣华可以继续覆蔽子孙，最好当然是世世无穷。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庸人心态支配下，他们不会将邓小平1987年承诺的普选放在心上，更不会有任何迈下政治文明的行动了。他们的路已走尽，他们的权已到顶，他们的利益在此刻当下，他们没有未来，也不愿想象未来，当他们的子孙已完成移民之后，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眼前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资源之地，而不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母国，母国的生死存亡对于他们轻如鸿毛，而他们个人和一家一族的富贵兴旺才是他们拼命也要抓住的流沙，说穿了，对于他们所委身的那个党的命运，其实他们也并不真的关心，只是眼前这个党可以给他带来权力和财富而已。既然邓小平以坦克回答了二十五年前国人一切善良的呐喊，他在1987年还有政治自信之际作出的判断和公开的宣告，也就注定了归于无效。半个世纪转眼将临，他们也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时代洪流不可抗拒，在这个残酷的历史过程中，无权无势者固然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以轻狂之心面对一切困难、浩劫的有权有势者，最终也将被滚滚的洪流卷走。面对现实，对于他们，不能再有幻想，不能再抱奢望，不能再有期待，有之，也只有怜悯。

2014年6月21日

1978年到1982年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年初出版她的《北大回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章《竞选及其细节》，她有幸赶上1980年在北大及全国许多高校举行的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成为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怪她会如此动情地写下这些话——

“在青年人想要闯出一条新路的同时，在老体制中生活惯了的人总觉得，这是‘失控’。两种治理思维的交锋，在这次竞选中显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方生与未死的较量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冲突。加强控制和对“失控”的担忧，始终是纠缠这个国家上层的心结。

我曾经是一名‘竞选者’，而今“知交半零落”。当年与我竞争的校园对手，以及为我助威的盟友们，俱远隔天涯。但这一幕，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生命。

1980年，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重登权力巅峰不久的那一代中共老人，对无法无天的“文革”权斗尚有切身痛感，心有余悸，愿意在通往政治文明的路上做一些微步之探，在立法层面有所行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三十年来，这部选举法首次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激励了在校大学生，在选举法施行当年举行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有学生出来竞选。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2个月间，北大先后有18位学生候选人出来竞选，从竞选宣言、大字报、选民见面会、答辩会到出版刊物、民意测验……给沉寂已久的未名湖畔带来了公共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当时即有历史系学生刻意收集竞选材料，并付诸印刷，以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

经济系的张炜已经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兼北京市学联副主席，还要站出来竞选，他提出了温和的改革主张，表达对民主的看法，认为：“民主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

技术物理系78级的王军涛当年22岁，却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的磨练，坐过牢、办过民刊，时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1月3日他写下简短而有力的《竞选宣言》，正是最后这句竞选口号“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瞬间就抓住了张曼菱，这位来自云南的中文系女生，令她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也贴出了《告选民书》，提出“实现人的价值”，以女性视角举起人性解放的旗帜，呼唤“现代化的妇女形象”。中文系77级女生刘娟在《竞选宣言》中也提出：“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自我完善的良好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身价值”。

国政系的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经济系78级的夏申，哲学系的杨利川、易志刚，物理系的于大海，法律系的袁红兵，中文系的姚礼明，图书馆系的许欣欣，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等先后参与到这次竞选中。最终哲学系78级研究生胡平以力倡言论自由，而在学生选取赢得3467张选票，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全部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王军涛、张炜分别得了2964、2052票。

张曼菱得到695票。她的回忆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当时掌权的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副书记马石江，这两位老派共产党人对他们参与竞选给予支持，不仅提供竞选所用的物资（纸笔浆糊胶水等）和场地（开放教室和办公楼礼堂），即使在面临压力之时还能给上面写报告，保护他们的参政热忱。这是小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大环境，邓小平等人对于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最初是支持并愿意推一下的。直到1987年他对于这一点也还没有否定，至少在口头上。1987年4月16日，他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既然是直接选举，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生参与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完全就是合法的，当局没有足够的理由来阻拦。邓小平的这些话是1987年，以他当时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全世界的公开承诺，也就是中国即使继续在中共治下，到2030—2040年间也是要举行全国性普选的。这条路之所以还不能马上就走，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换言之，是因人口和文化素质的障碍，所以还要等半个世纪。1980年的校园竞选足以击穿他所谓的“文化素质论”，即使退一万步讲，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有什么不可以吗？比如说将他认为文化素质够的这部分人来参与选举。残酷的现实却是，1989年血染长街之后，当年参与过北大竞选的候选人（乃至各地高校的候选人）也风流云散，散落世界各地，张炜辞职抗议杀戮，远赴英国，放弃了仕途前程；王军涛锒铛入狱，几年后流放美国；胡平、于大海、房志远等人则早已去国；留下来的杨百揆、张曼菱等人也备尝艰辛，中国还是过去那个中国，他们那一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自会有公正评价。

而今，邓小平的话落地已有二十七年多了，即使区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也只是写在纸上，关于“普选”的画饼当然更不可能充饥。邓的后继者早已失去邓当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不再有时间表，只想抓住眼前的稻草，拥抱此刻的荣华，并幻想这样的荣华可以继续覆蔽子孙，最好当然是世世无穷。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庸人心态支配下，他们不会将邓小平1987年承诺的普选放在心上，更不会有任何迈下政治文明的行动了。他们的路已走尽，他们的权已到顶，他们的利益在此刻当下，他们没有未来，也不愿想象未来，当他们的子孙已完成移民之后，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眼前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资源之地，而不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母国，母国的生死存亡对于他们轻如鸿毛，而他们个人和一家一族的富贵兴旺才是他们拼命也要抓住的流沙，说穿了，对于他们所委身的那个党的命运，其实他们也并不真的关心，只是眼前这个党可以给他带来权力和财富而已。既然邓小平以坦克回答了二十五年前国人一切善良的呐喊，他在1987年还有政治自信之际作出的判断和公开的宣告，也就注定了归于无效。半个世纪转眼将临，他们也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时代洪流不可抗拒，在这个残酷的历史过程中，无权无势者固然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以轻狂之心面对一切困难、浩劫的有权有势者，最终也将被滚滚的洪流卷走。面对现实，对于他们，不能再有幻想，不能再抱奢望，不能再有期待，有之，也只有怜悯。

2014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