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控诉和理性

网络媒体的最大公平之一,在于它为平民提供了表达的平台,正是借助于网络平台,许许多多小人物得以一夜成名。在此意义上,48岁的长沙黑摩的司机陈洪的“一博成名”,并不令人感到奇怪。陈洪博客(http://chencs.blog.hexun.com)作为“穷人的声音”,是注定要出现的网络事件。而这种声音已经越出了陈洪的个人博客,在国内各论坛传播,在网络中,下岗、贫富分化、教育产业化、房产开发、官民对立、网络传播等时代用语以一种偶然性的纠缠关系,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断裂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著名学者丁东看过陈洪博客后,连呼“有意思有意思”,“关于下岗职工这个群体的外部描述我们其实都见过,以前总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来发言的还没有。”他认为陈洪使用博客这一网络新工具,对建立和拓宽底层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非常有意义。

最初,由黑摩的司机陈洪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锋之间的观点分歧引发出这场网络大战,由于越来越多的网民跟贴和陈洪先生的不停言说——“因为年龄大,文凭低,我们只能成为这‘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分子。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正在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来,并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在纸媒时代是不能想象的。自陈“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非法摩的营运者”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发问:“不跑摩的我吃什么?”居住地派出所的警察回答说:“我管你吃什么!”而同年龄的“成功者”郭锋的回答是:“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

其实,陈洪原本活得不错,他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企业改制来说,陈洪工作过的长沙线材制品厂更名为湖南省莱特尔实业公司的过程,是很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感谢陈洪,他的网文《十年一梦,咱们工人有力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蛇吞象的神奇故事——注册资金仅一万元的皮包公司零成本“兼并”资产近亿的企业。我们惊讶地看到,仅仅几年时间,一个资产近亿的企业就因为这场“兼并”转而负债上亿了。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所谓的兼并,既不属于明晰产权的改革,也不是出于资源优化组合的需要,而完全是赤裸裸的瓜分和掠夺。正如陈洪所说:“我们亲爱的转业军人厂长,你是吃里爬外的内贼。我们万分思念的(国家安全局)许处长呀,你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在这种愤怒的声音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以陈洪博客中表现出的对现代政治理念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这种瓜分与掠夺背后的制度支撑,但他只是一个职业黑摩的司机兼业余写作者,他不可能把怨恨的矛头对准这个庞大无比的制度,他的批判目标只能是部分“官员的执政理念”。

从陈洪博客上的文字分析,他的网文写作首先是为了纾缓难以承受的现实压力,这就使他的写作具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在《儿子啊,千万别当公务员》、《错位的穷人》、《官无欲而民自朴》等日志中,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遇出发,写出了类似他这样被迫从事不合法职业的下层人物的辛酸与无奈,也表达了对贪婪而冷漠的权势者的愤怒。他写道:“假如我们的官员能克制一些自己的欲望,少建一点豪华办公大楼,豪华公务员公寓,少添置一些豪华轿车,少出入一点宾馆酒楼,少追求一些享受。则百姓更能多享受一些社会公共福利。”

如果陈洪的网文仅仅停留在这种愤怒与无奈的言说层面,那么,他很难吸引如此众多的眼球。使之成为网络热点人物的重要一点还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间人士,在《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中,针对郭锋的粗暴言论,他从产权形成的历史入手加以反驳:“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昨天的不幸和灾难,不应全部由我们工人来买单。”

而陈洪博客的更大价值,可能还在于他将个人的贫困和无奈遭遇形成的真实情感进一步提升到“政治认同”这个层面:“我们之间的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的利益转移,使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现在人们逐渐意识到,将这些人的生活困境单纯归罪于过往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因为,计划经济虽然通过一种漠视民生的方式制造了僵化的企业运行规则,但作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九十年代的“产权改革”或“企业兼并”面对的并不是一片城市荒漠,如果有一种大致公平的分配原则指导,那么,历史形成的所谓包袱,相当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历史形成的积累来加以化解。也就是说,工作了几十年的陈洪们,即使必须下岗,也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社会保障,大可不必遭遇如此惨淡的后半生。但在一种畸形的政治体制中,权钱交易的巨大力量,使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只是流向“转业军人厂长”和“安全局处长”等少数人手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九十年代的所谓企业改制,基本是一个权力主导的分赃过程。政治体制决定了政治认同的最终分野。

于是,人数占绝对优势但在权力体系中处在绝对劣势的陈洪们,就成了这种分赃过程的牺牲品,他们静静的等待和众声喧哗的抗议都在冷漠的时间和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败下阵去,渐渐地,他们象垃圾一样被丢在几乎无人看见的角落。如果说,他们曾经有过“工人阶级”甚至“共产党员”的体面身份,那么,现在他们这些“无业人员”却只能象惊恐的老鼠一样,趁着夜色出门拉活,以躲避警察的罚款。在很多权贵眼里,他们已经象过时的“计划经济”一样,成了不愿提及的历史,这些多余的人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大概就是他们的死亡了吧。因为,一代人的死可以湮灭一段历史,并消除他们给权势者带来的吃饭压力。

不过,作为失败者的陈洪们显然是不甘心等死的,非但如此,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去赚钱。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的回报只是每个月几百元钱,但对于一个有孩子上学,有亲人生病的家庭来说,这几百元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最后希望。

然而,经营城市的官员们,显然不欢迎他们用这种“不体面”的谋生方式破坏城市的“形象”。而对这些下层“非法经营者”来说,警察或城管代表的,当然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认同”。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与陈洪们的世界几乎完全脱节和断裂,甚至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可以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不仅如此,陈洪们的生活压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作为一个被剥夺的群体,剥夺之初未能有力发出的抗议之声,反倒可能因为他们绝望程度的不断强化而加倍爆发。多些来,我就亲耳听到一些原国营企业工人对我说:“六四那时候你们找我们工人,我们不明白,等我们明白过来,想找学生的时候,学生们都毕业工作,找不到人了。”这种压抑在心底而无法释放的情绪,难道不值得当权者深思吗?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频繁的抗议事件,说明了什么?

尽管,下岗职工和业余博客写作者的陈洪,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在从事黑摩的的“非法营运”之余,不停地在网上写下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与分析。他的思考,可能起自对现实的疑问,但与那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相比,他的文字似乎更象是出自一位学者之手,他对某些理论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比如,他写道:“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竞次。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在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回归。” “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

显然,这样的文字和思考,已经超出了一个下岗职工单纯为自己权益呐喊的语言深度,尽管他在说:“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也是穷人。各阶层有各阶层的需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声音。”但我以为,用这种逼真而带有强大冲击力的语言将社会下层的生活绝境展现在世界面前,他所做的,已不仅是在替穷人说话。他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仅只涵盖最贫困者,而是已经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他情感中的那种对立,并非穷困者与富有者的对立,而是裙带分赃体制与民间社会的矛盾,是政治体制弊端在经济领域内的显现。

长期的贫困生活使陈洪身上带有一些仇官和仇富的心态,有时他甚至把医生和教师这样的阶层也放在了他的情感对立面。也许,我们应该理解这样一个失败感十分强烈的思想者的情绪,但是,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在对政府官员冷嘲热讽的陈洪身上,我们看不到阶级斗争意识的生成;在这个穷困潦倒的陈洪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坚定的公民意识的诞生。面对威胁,他说:“我认为我并不可怜。”“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们是公民,我们绝不是暴民。”

对于那种权利吁求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的观点,来自最底层的陈洪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驳斥。另外,我们应当看到,陈洪由个人穷困遭遇出发而提出的,绝非一个单纯的社会保障和城市治理问题,他对竞次生态、政治认同、社会和谐等问题的思考,更值得我们关注,它们代表了中国工人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考深度。面对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面对时而被戳破的经济泡沫,任何理性的社会力量都必须正视大量民众依然贫困的现实,正视导致他们贫困的深层原因。在惨烈的权利不平等及其贫富分化面前,谁也没有权力再装聋作哑,谁也没有权力一味地歌舞升平。如果不能尽快借助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机制,如果不能使基本的正义与公平回归社会,那么,不仅和谐社会无法形成,而且,由政治认同分裂导致社会分裂的前景,亦非危言耸听。对心怀怨愤的个体而言,如果长期看不到社会公正的来临,哪怕是已经迟到的正义的来临,他可能会放弃没有指望的等待,放弃心头的最后一点恐惧。

希望中共内部的理性力量能够形成与时间赛跑的自觉意识,不要再做民主车道的逆行者。

2006年10月18日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控诉和理性

网络媒体的最大公平之一,在于它为平民提供了表达的平台,正是借助于网络平台,许许多多小人物得以一夜成名。在此意义上,48岁的长沙黑摩的司机陈洪的“一博成名”,并不令人感到奇怪。陈洪博客(http://chencs.blog.hexun.com)作为“穷人的声音”,是注定要出现的网络事件。而这种声音已经越出了陈洪的个人博客,在国内各论坛传播,在网络中,下岗、贫富分化、教育产业化、房产开发、官民对立、网络传播等时代用语以一种偶然性的纠缠关系,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断裂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著名学者丁东看过陈洪博客后,连呼“有意思有意思”,“关于下岗职工这个群体的外部描述我们其实都见过,以前总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来发言的还没有。”他认为陈洪使用博客这一网络新工具,对建立和拓宽底层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非常有意义。

最初,由黑摩的司机陈洪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锋之间的观点分歧引发出这场网络大战,由于越来越多的网民跟贴和陈洪先生的不停言说——“因为年龄大,文凭低,我们只能成为这‘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分子。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正在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来,并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在纸媒时代是不能想象的。自陈“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非法摩的营运者”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发问:“不跑摩的我吃什么?”居住地派出所的警察回答说:“我管你吃什么!”而同年龄的“成功者”郭锋的回答是:“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

其实,陈洪原本活得不错,他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企业改制来说,陈洪工作过的长沙线材制品厂更名为湖南省莱特尔实业公司的过程,是很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感谢陈洪,他的网文《十年一梦,咱们工人有力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蛇吞象的神奇故事——注册资金仅一万元的皮包公司零成本“兼并”资产近亿的企业。我们惊讶地看到,仅仅几年时间,一个资产近亿的企业就因为这场“兼并”转而负债上亿了。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所谓的兼并,既不属于明晰产权的改革,也不是出于资源优化组合的需要,而完全是赤裸裸的瓜分和掠夺。正如陈洪所说:“我们亲爱的转业军人厂长,你是吃里爬外的内贼。我们万分思念的(国家安全局)许处长呀,你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在这种愤怒的声音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以陈洪博客中表现出的对现代政治理念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这种瓜分与掠夺背后的制度支撑,但他只是一个职业黑摩的司机兼业余写作者,他不可能把怨恨的矛头对准这个庞大无比的制度,他的批判目标只能是部分“官员的执政理念”。

从陈洪博客上的文字分析,他的网文写作首先是为了纾缓难以承受的现实压力,这就使他的写作具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在《儿子啊,千万别当公务员》、《错位的穷人》、《官无欲而民自朴》等日志中,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遇出发,写出了类似他这样被迫从事不合法职业的下层人物的辛酸与无奈,也表达了对贪婪而冷漠的权势者的愤怒。他写道:“假如我们的官员能克制一些自己的欲望,少建一点豪华办公大楼,豪华公务员公寓,少添置一些豪华轿车,少出入一点宾馆酒楼,少追求一些享受。则百姓更能多享受一些社会公共福利。”

如果陈洪的网文仅仅停留在这种愤怒与无奈的言说层面,那么,他很难吸引如此众多的眼球。使之成为网络热点人物的重要一点还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间人士,在《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中,针对郭锋的粗暴言论,他从产权形成的历史入手加以反驳:“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昨天的不幸和灾难,不应全部由我们工人来买单。”

而陈洪博客的更大价值,可能还在于他将个人的贫困和无奈遭遇形成的真实情感进一步提升到“政治认同”这个层面:“我们之间的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的利益转移,使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现在人们逐渐意识到,将这些人的生活困境单纯归罪于过往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因为,计划经济虽然通过一种漠视民生的方式制造了僵化的企业运行规则,但作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九十年代的“产权改革”或“企业兼并”面对的并不是一片城市荒漠,如果有一种大致公平的分配原则指导,那么,历史形成的所谓包袱,相当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历史形成的积累来加以化解。也就是说,工作了几十年的陈洪们,即使必须下岗,也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社会保障,大可不必遭遇如此惨淡的后半生。但在一种畸形的政治体制中,权钱交易的巨大力量,使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只是流向“转业军人厂长”和“安全局处长”等少数人手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九十年代的所谓企业改制,基本是一个权力主导的分赃过程。政治体制决定了政治认同的最终分野。

于是,人数占绝对优势但在权力体系中处在绝对劣势的陈洪们,就成了这种分赃过程的牺牲品,他们静静的等待和众声喧哗的抗议都在冷漠的时间和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败下阵去,渐渐地,他们象垃圾一样被丢在几乎无人看见的角落。如果说,他们曾经有过“工人阶级”甚至“共产党员”的体面身份,那么,现在他们这些“无业人员”却只能象惊恐的老鼠一样,趁着夜色出门拉活,以躲避警察的罚款。在很多权贵眼里,他们已经象过时的“计划经济”一样,成了不愿提及的历史,这些多余的人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大概就是他们的死亡了吧。因为,一代人的死可以湮灭一段历史,并消除他们给权势者带来的吃饭压力。

不过,作为失败者的陈洪们显然是不甘心等死的,非但如此,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去赚钱。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的回报只是每个月几百元钱,但对于一个有孩子上学,有亲人生病的家庭来说,这几百元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最后希望。

然而,经营城市的官员们,显然不欢迎他们用这种“不体面”的谋生方式破坏城市的“形象”。而对这些下层“非法经营者”来说,警察或城管代表的,当然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认同”。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与陈洪们的世界几乎完全脱节和断裂,甚至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可以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不仅如此,陈洪们的生活压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作为一个被剥夺的群体,剥夺之初未能有力发出的抗议之声,反倒可能因为他们绝望程度的不断强化而加倍爆发。多些来,我就亲耳听到一些原国营企业工人对我说:“六四那时候你们找我们工人,我们不明白,等我们明白过来,想找学生的时候,学生们都毕业工作,找不到人了。”这种压抑在心底而无法释放的情绪,难道不值得当权者深思吗?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频繁的抗议事件,说明了什么?

尽管,下岗职工和业余博客写作者的陈洪,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在从事黑摩的的“非法营运”之余,不停地在网上写下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与分析。他的思考,可能起自对现实的疑问,但与那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相比,他的文字似乎更象是出自一位学者之手,他对某些理论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比如,他写道:“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竞次。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在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回归。” “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

显然,这样的文字和思考,已经超出了一个下岗职工单纯为自己权益呐喊的语言深度,尽管他在说:“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也是穷人。各阶层有各阶层的需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声音。”但我以为,用这种逼真而带有强大冲击力的语言将社会下层的生活绝境展现在世界面前,他所做的,已不仅是在替穷人说话。他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仅只涵盖最贫困者,而是已经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他情感中的那种对立,并非穷困者与富有者的对立,而是裙带分赃体制与民间社会的矛盾,是政治体制弊端在经济领域内的显现。

长期的贫困生活使陈洪身上带有一些仇官和仇富的心态,有时他甚至把医生和教师这样的阶层也放在了他的情感对立面。也许,我们应该理解这样一个失败感十分强烈的思想者的情绪,但是,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在对政府官员冷嘲热讽的陈洪身上,我们看不到阶级斗争意识的生成;在这个穷困潦倒的陈洪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坚定的公民意识的诞生。面对威胁,他说:“我认为我并不可怜。”“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们是公民,我们绝不是暴民。”

对于那种权利吁求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的观点,来自最底层的陈洪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驳斥。另外,我们应当看到,陈洪由个人穷困遭遇出发而提出的,绝非一个单纯的社会保障和城市治理问题,他对竞次生态、政治认同、社会和谐等问题的思考,更值得我们关注,它们代表了中国工人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考深度。面对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面对时而被戳破的经济泡沫,任何理性的社会力量都必须正视大量民众依然贫困的现实,正视导致他们贫困的深层原因。在惨烈的权利不平等及其贫富分化面前,谁也没有权力再装聋作哑,谁也没有权力一味地歌舞升平。如果不能尽快借助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机制,如果不能使基本的正义与公平回归社会,那么,不仅和谐社会无法形成,而且,由政治认同分裂导致社会分裂的前景,亦非危言耸听。对心怀怨愤的个体而言,如果长期看不到社会公正的来临,哪怕是已经迟到的正义的来临,他可能会放弃没有指望的等待,放弃心头的最后一点恐惧。

希望中共内部的理性力量能够形成与时间赛跑的自觉意识,不要再做民主车道的逆行者。

2006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