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06年8月6日早上8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叠的山村。牛铃噹噹，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喀嚓一下。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4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
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槛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4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槛，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8至10人算，也该有38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10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了。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10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碟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1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