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维权律师、荷兰“郁金香”人权奖获得者倪玉兰女士

 

 

 采访人：马萧

受访人：倪玉兰

受访时间：2015年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

 

倪玉兰：北京人，著名公益维权律师，2002年4月，因参与维权被拘捕75天，被拘捕期间，遭到警察暴力殴打，并导致终身残疾。2002年9月，因投诉警察的暴力行为再次被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一年监禁。2008年4月，因抗“强拆”遭到逮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二年监禁。2011年4月，再次遭到逮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两年半监禁。2011年12月10日，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者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荷兰政府的颁奖词中写道：“以此表彰她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并称她为“捍卫和促进他人权利而表现出罕见勇气的人”。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监禁的具体情况。

 

倪玉兰（以下简称“倪”）：到今天为止，我一共遭受过三次非法监禁，并且当局监禁我的借口都是非常荒唐的，和其他的政治犯一样，这些监禁行为都属于政治迫害。

 

2002年4月27日—2003年7月12日，我先后两次被逮捕，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服刑。

 

2008年4月15日－2010年4月14日，我被判两年监禁，而2011年4月6日－2013年10月5日，我被判两年半监禁。

 

马萧：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被监禁的经过。

 

倪玉兰：第一次监禁发生在2002年4月，当时北京正在为开奥运会的缘故大肆征地拆迁，我们家生活的居民区也被列入到政府征收的范围。我当时正在国际贸易做法律顾问。

 

4月27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接到一位街坊邻居的电话短信，说政府正在强行拆除小区居民的房屋，希望大家前往围观、抗议。我当即就到达了拆迁现场，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被夷为一堆废墟，大约有一百来平方米，家属则全部被警察扣押在那堆废墟上，这户人家属于第一期被拆迁的工程，而我们家则属于第三期。

 

当时，我躲在人群中，偷偷地拿出相机，是那种带胶卷的老式相机，冲着现场的情形拍照，结果被一男一女两拆迁员发现了，他们从站立的那堆废墟上冲我跑过来，闪开人群，把我拖出来，一路拖到废墟上，死死地摁在地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我的背包抢走了，并当即从背包中取出相机，把胶卷给曝光了。

 

一见发生了状况，又有几个警察过来，问怎么回事。这个女的拆迁员指着我告诉他们我拍照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警察头目厉声质疑我：谁让你拍照的？！当即命令手下的警察把我押到警车上，几个警察就扑过来，把我拖到警车上，一路拖行了近七十米的距离。

 

一上警车，警察就开始动手殴打我，有两个警察用胳膊肘抵住我的咽喉，我当时就因窒息昏迷过去。此时，围观的人群就向警车围涌过来，警察担心出现变故，就赶紧把警车开到新街口派出所。整个过程持续大概不超过一刻钟。

 

到达派出所之后，车还没有停稳，就上来几个警察，还是拖，把我拖到派出所的审讯室，摁倒在地上，就把我用绳子捆起来，五花大绑。

 

我的牙齿被当他们用胳膊肘摁在地上时，折断了好几颗，在他们眼里，虐待妇女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时有八个警察对我进行殴打，比殴打更痛苦的是，他们用膝盖顶住我的身体各个部位，挤压我身上的穴位和神经系统，尤其是头部和脊椎，我当时就在那里号啕大哭，用痛哭流涕都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内心感受。

 

他们一边对我施以拳脚，一边对我恶语相向：让你告，让你去管闲事。

 

我向他们求饶，说：我不告了，我不管闲事了。

 

警察回答：已经晚了。

 

这是我在和警察交往过程中最丢脸的一次，我向警察求饶，但是得到生硬的拒绝，之后，我明白，警察是不会和你讲道理的，也没有再向警察屈从过。

 

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来自身心的巨烈的疼痛感，另一方面，觉得很丢脸，很羞辱。这次虐待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也是我在派出所遭受殴打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在派出所一共关押了五十个小时，像这种持续的虐待大约有十五个小时，至于零星的打一拳、踢一脚，是家常便饭。整整三天时间，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吃东西，不让我喝水。而这三天遭受的酷刑，是造成我终身残疾的直接原因。

 

那种持续的虐待用警察的话说，是“动大刑”，八个警察实行“专政”，所谓的“动大刑”，不仅仅是殴打，还包括其他很多种刑罚，比如，用开水烫我的头和身体；随手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砸；把玻璃杯打碎，用碎玻璃片割我的手、割我的脸、割我的大腿根，脚筋，我的耳朵被割裂后缝了3针，嘴唇也缝了几针；用烟头烫我；把燃烧的烟头塞在我的鼻孔处，熏我，这是最恶心的，我的呼吸道受到严重的损伤，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痊愈；用皮鞋踩踏我的脚踝处，整个人的身体都承受在我的脚跟上，我的脚踝神经受到损伤，使不上劲，直到今天都站立不稳。

 

当时最痛苦的是提着我后背的绳子往上提，因为我是被五花大绑的，他们把后面的绳子往上提，因为疼痛，我的整个身体条件反射似的往上抬，胳膊往上抬，像一个木偶一样跟着他们的手走，他们感到很刺激，就一直往上走，直到我的胳膊使不上劲，骨头“咯咯”作响为止。

 

因为我处于昏迷状态，他们就让保安人员把我放在木椅上，警察每两个钟头换一次班轮流看守我，新轮班的警察见我躺在椅子上，说我装死，就经常命令那些保安人员踩在的小腿骨上，做“蹲起”运动，在剧烈疼痛感的刺激下，我又疼醒过来，然后，就是“动小刑”，打一拳，踢一脚。

 

一位警察头目这样解释警察的暴力行为，说：他们都是大小伙子，他们说话你得听，顺着他们点，他们说什么你都要顺从，他们要你做什么你也得服从，他们好长时间都在派出所值班，没地方发泄，对抓来的人进行发泄是正常的，不只是针对你，对其他人也一样，对你实施刑罚是我们工作的需要。这是他当时的原话，当时，我从昏迷状态中因剧烈的疼痛感醒过来，哼了哼，蠕动了一下。

 

有一次，我因痛楚嗯了嗯，正好一位警察进房间时看见了，他就对值班的保安人员说：她要是动，你们就往死里打，上边有命令。他们的执法思路是：你影响我们一阵子，我们就要影响你一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向更高一级的警察机构投诉，他们看完我的材料，对我说：你的记性真好，这么细微的事情你都记得这么清楚。我说：这么痛入骨髓的事情我终身难忘。这不是一句义愤的话，的确，像那样的令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场面，换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忘记的，我说：你们对我好，我记不住，你们对我做过的残忍的事，我都记得，如果记不住的话，谁来为你们弘扬啊。

 

在派出所的这三天时间，我没有吃过一口饭，没有喝过一口水，大小便失禁，即使我处于昏死状态，警察也想尽办法来折磨我，完全是下三滥的手法，我的牙没了，肾被打坏了，肾出血，全身上下到处伤痛累累，更重要的是，无法站立。

 

三天之后，他们把我从派出所拉到一家医院，开了一纸证明“我没事”的诊断证明，把我送到了西城区看守所，并且，由他们直接把我抬到监室的门口，在看守所，派出所的警察一般是不允许进看守所监室的。这是2003年4月30日凌晨。

 

这一次，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75天，天天都是输液，虽然是夏天，但是我全身都是冰凉的，平时都要盖两床被子，到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拒绝狱医给我输液。狱警又强迫我输液，说：你好了才能出去，如果你没有好，就不可能出去。

 

进看守所时，一开始说是对我行政拘留十天，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在派出所办公室（审讯室）大喊大叫，另一个是在拆迁现场拍照。但后来，他们发现我的病情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在十天内无法治愈，又将我转成刑事拘留，继续留在看守所。再后来，他们可能发现问题比预想中要严重，于是，给我做了精神病鉴定，想把我直接送精神病院，这样我就再也出不来，他们就可以省心了。有一天，监室进来三个人，一男两女，说给我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给我做精神病鉴定，在此之前，看守所给我服用了许多致幻药物，男的负责询问，两个女的做记录，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保定人吗？我一怔，说：不是。他说听我的口音不像北京人。我说我绝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一路对我进行诱导，问到最后，甚至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北京人，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怀疑这一点，很执着地认定自己是北京人，这样，他们最后鉴定我“精神正常”。

 

2003年的西城区看守所，在清河，条件非常差，只是一幢简易的小楼，楼上是办公室，一楼用来羁押在押人，不论男女，都关押在一起，只是不在一个筒道，监室里没有炕铺，在押人都只能睡地板上，墙壁上涂着一层洋灰水层，墙面上都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非常潮湿，有一个非常简陋的便池，在押人洗衣服都只能在这个便池边上，再靠里一点是一个所谓的“风场”。

 

这个“风场”不是用来给在押人放风用的，大概只有半个人高，很低矮，实际上用来存贮衣服，在押人的生活用品都用自己的衣服包裹着，搁在风场里，因为监室内非常潮，所以这些衣服都是湿的。不过，这个“风场”里面开了一个小门，门用铁栏杆封死了，人是爬不出去的，但是能够透一点风进来。

 

吃的东西是窝窝头和白菜汤，窝窝头基本上蒸不熟的，有经验的在押人专门挑选那种有眼的，没有眼的窝窝头里面的料是生的，至于白菜汤，人们管它叫“白菜游泳”，一锅汤，上面浮几片白菜叶，意思是连白菜都可以在上面游泳。周二和周五发馒头，一开始看守所只管两顿饭，上午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2003年“非典”之后，可能担心看守所流行疾病，给在押人补充营养，加了一顿早餐，一个窝窝头，加外一碗玉米面粥，非常稀，人们戏称它叫“稀照街”（“夕照街”的谐音，北京一街道名），形容稀饭像镜子一样，能清晰的照出人的模样。

 

有时候，在押人吃不完剩下的，或者买了些食品，就存贮在“风场”里，这样，就招来了老鼠，看守所里老鼠非常多，而且体形硕大，不怕人，看守所晚上上九点半睡觉，等过了十一点，监室内的人睡着之后，没响动了，老鼠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踩在人身上去“风场”找吃的，有时吓得人直跳，很恐怖。监室进门处有一个打饭口，差不多有半米高，老鼠腰圆体胖，都能趴在打饭口上往监室里瞅，我进去时，安排在离打饭口最近的位置，本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结果，一到晚上，我就和老鼠相互对视。

 

在监室里，在押人也分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体现在睡觉的方面，监室分两排睡觉，睡在靠铁门和“风场”一边的，是上等人，这一排位置较好，睡的人也相对较少，另外一排是靠便池和“打饭口”一边的，这是下等人的铺位，睡的人也相对较多，新人进来都是从便池处开始轮，前面每走一个人，她就往前挤一个。我们这个监室最多的时候关押过近50个人，整个房间大概不超过20平米的使用面积，刨去不能睡觉的空间，顶多也就15平米，因为人多，只能睡“立板”。上等人那一排最多睡过20个人，因此，哪怕是上等人，也要睡“立板”，不过，不管什么时候，头板、二板、三板都能平躺着睡，四板因为挨着三板，相对要宽松一点，再往后的，就都差不多了，一直到“七板”，这属于监室内的上等人阶层，人多的时候，七个人都要管事，人少的时候，前四个管事。

 

在押人中有钱的，或者有亲属从外面送东西送来，或者买些食物，都要孝敬给牢头一份，外面送进来东西，比如，衣物、生活用品，等等，牢头都会检查，然后，她们会拿走好的东西，算是贡品，至于钱，当时的“西看”使用自制的纸卡，不具名字，牢头就会想方设法向那些新来的、老实的人索要，比如，你今天不想打扫卫生，那就得交钱，夜里不想值班，要出钱买班，牢头再安排其他人打扫卫生或值夜班，等等，所以牢头在监室里能够攒财，都吃得肥头大耳，出去之后甚至还能够成为小财主。

 

有时，牢头也会替狱警给新来的在押人搜身，搜出来的东西本来是交给看守所暂时保管，等到这个人出去或转监狱之后再还给她，但有时牢头也会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2002年，有一次，牢头从一新人身上搜出一副项链，本来是要上缴给狱警保管的，但她没有上缴，而是据为己有，后来，还在监室里戴过几次，她出去之后，狱警也没有检查她的东西，顺带自己的财物一并带出去了，在看守所，有一句黑话，这叫“切别人的东西”，意指把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当时，抓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每个监室内都有，人最多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就占去了大半，我睡觉的位置前后左右都是法轮功学员，我进去之后，那些法轮功学员就自愿地照顾我，不过，也有些混迹其间的自称为“法轮功学员”的警察线人，这种人其实很容易就能辩认出来，比如，她们不愿意打扫卫生，而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干活都是很认真、负责的，肮活、累活都抢着干，晚上值班时，别人最不愿意值的班（凌晨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的值班时段），法轮功学员都主动要求值班，而这些假冒的法轮功学员一听干活就装病，干活的时候眼神也和别人不同，眼珠子都会朝四周不停地转动，习惯性的监视周围的情况，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在我身上。

 

这75天时间，我在里面一直都是躺着，有时候，坐一坐，沿着墙面靠一靠，上厕所也是在身上插着导尿管，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我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法轮功学员来照顾。

 

2002年7月我被释放，一共羁押了75天，当时，我在别人的搀扶下能够勉强走路了。8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以我“无法继续工作”为由，将我辞退了。9月份，我再次遭到逮捕。

 

马：请谈一谈您再次被逮捕的经历。

 

倪：出狱之后，我就一直投诉警察的迫害行为，9月27日，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拄着拐杖，去北京市人大“内司委”投诉，人大“内司委”的工作人员要我回家取几张被打伤的照片，结果，等我拿着照片再次到“人大”时，警察已经在那里等着我。

 

警察先是把我带回新街口派出所，下午四点，又将我送到西城区看守所，后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一年监禁，理由是我在派出所踢打警察，辱骂政府，大喊大叫。直到2003年7月12日释放。

 

这一次进看守所，他们不再给我治病，不再给我输液，狱警说我之前的75天已经给我治过病了，花了三千多块钱，本来就已经超额了，因此，他们没有经费再给我治疗。这时，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有，当时我在里面疼得几天几晚都无法入睡，靠同监狱友凑一些止疼药给我，一般就是几片药的样子，用来缓解疼痛。

 

在看守所，新人总是要受一些委屈的，新人进监室如果不贿赂牢头，一般都会挨揍，因为她对牢头没有利用价值，所以牢头就不会给她好脸色。如果你带了一些钱、衣物或者是卫生用品，总是要把好的东西留给牢头，这样，就可以免于惩罚。有一个北大的女孩子，因为偷窃被送进来，据她说是取了男朋友银行卡上的钱，男友报了警，于是，警察就把她送进来了。她不愿意贿赂牢头，结果牢头就组织一些人打她，在殴打之前，这个牢头还和我说，让我别管闲事。恰好此时正赶上狱警找我谈话，我一出监室，里面就打开了。后来，我知道她们一共有十多个人参与殴打，用被子捂住那个女孩，就对她拳打脚踢。

 

2002年11月1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开庭，像这样的事情，警察从来不会提前告诉你，让你有准备的时间。在开庭的前几天，狱警突然破天荒地给我治疗，给我开了药，吃了药之后，整个儿就反应迟钝，迷迷糊糊的。所以，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狱警比较积极地给我治病、开药，那指不定就是一个阴谋，后面肯定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11月24日，法院宣判，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我一年监禁，但我这一次并没有被转监，而是留在看守所内服完余刑。

 

这一次服刑真的很苦，看守所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食物也不是人吃的，都是生的，和“文革”时知识份子关牛棚没什么区别。

 

监室里又脏又臭，一天到晚在押人都要“坐板”，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而且，狱警还要定期抽查，背监规也要抽查，如果抽查不过关，就罚值班、夜班，至于牢头，每天就向狱警报告监室里每个人的情况，替狱警监视监室里的每一个人。

 

暴力是看守所生活的一种常态，并且每天都在频频上演，这种暴力，不仅包括行为暴力，也包括语言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让其他人和你说话，隔离你，总之，不管你有没有被挨打，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总会感到不舒服。并且，这种管理制度也是有延续性的，老的牢头离开之后，新的牢头依然会沿用上一位牢头的做法，打狱警要求打的人，打没有钱贿赂的人，打新来的人，打那些老实或不听话的人。有一次，一个东北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晚上不睡觉，一直在念法轮功的教义，牢头就指挥一些人殴打这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大概有六七个人参与，这个学员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抗议，用可乐瓶打一瓶热水往自己头上浇，像此类事情在监室里是经常发生的。

 

除了法轮功学员，监室里的人员构成就是聋哑人比较多，这些聋哑人有的已经判刑了，有的还处于待审阶段，基本上是因为盗窃被送进来的，她们在监室里面并没有停止她们的活动，相反，她们还发展了很多新的盗窃成员，拉一些成常人给她们“放风”，因此，她们出狱以后的规模和力量更大。

 

我认为，残疾人犯罪现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聋哑人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他们除了靠偷窃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而政府除了逮捕和判刑，并没有给这些聋哑人去创造生存的空间。

 

像这些聋哑人进来之后，牢头就利用她们当打手，她们大多数是外地农村的，在北京行窃，据她们自己讲，即使是做行窃这一行，其实也需要进行专业培训，对于那些新手，先训练她们出手的速度，要在一盆滚烫的开水里用手指把钢币夹出来，如果你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手就会被烫伤，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新手的出手速度。实际上，他们偷窃的金额可能也并不大，一千块、两千块钱，判半年、一年、一年半，短期服刑以后就被释放了，出去以后继续行窃，她们都是被生活所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艰难生存，有的聋哑人甚至被送进来十多次，但出去以后照样还干这一行，因为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能重操旧业，人最多的时候我们监室羁押了九个聋哑人。

 

还有，在监室里，正常人很难和这些聋哑人相处，因为她们听不见，所以无法进行正常交流，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你的嘴唇一动，都会遭到她们的猜忌，疑心病很重，她们本能地对正常的生活世界抱有一种怀疑和敌视的态度。监室里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她们都会刨根问底，问个水落石出，牢头有时候想要整某个人，就在背后故意唆使这些聋哑人，说某某人在背后骂你哪，借此制造对立。

 

这些聋哑人之所以跟着牢头，可能在她们心里，牢头代表了监狱的某种权威，给她们一种安全感，而且因为她们听不见，所以也容易被牢头利用。牢头有时也会给她们一些小恩小惠，尽量满足她们的要求，比如，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从其他人那里抢过来以后，分给她们一些；睡觉的位置安排在上等人一排，褥子、被子都是新的，等等。这些聋哑人比较勤快，也会感恩，她们会帮牢头洗衣服、做按摩，而且，聋哑人内部之间特别团结。

 

看守所的监室内部非常脏，因为长期没有通风，非常潮湿，在监室内部的墙壁上，有一排木橛子，专门用来挂衣服用的，在押人的衣服洗完之后，就挂在这些木橛子上，水往下滴时，用毛巾接住水，等到毛巾湿透以后，就在水池子里拧开，日久天长，监室里就非常潮湿，潮到什么程度，除了搁在“风场”的干衣物是湿的，连被褥都是湿的，你越盖越感到冷。“非典”之后，狱警拿着紫外线灯在监室里面扫一圈，消了一下毒，还安排大家到外面的风场放风，时间长时半小时，短的时候在外面呆一会就回到监室。一些在押人就趁这个放风的机会，把自己的被褥拿到风场的泥土地上晒一晒，其实并没有太阳，也就是吹吹风，泥土地是很脏的，但即使这样的机会，在看守所也是很珍贵的。

 

狱警都嫌在押人脏，一般不会进监室，即使有时不得不进监室，比如在清监的时候，狱警也躲这些在押人远远的，不会触碰我们，一般都戴着白手套，或者普通的塑料手套，戴着口罩，总之，在看守所和监狱，狱警和犯人之间的距离是无限遥远的。

 （未完待续）

中国公益维权律师、荷兰“郁金香”人权奖获得者倪玉兰女士

 

 

 采访人：马萧

受访人：倪玉兰

受访时间：2015年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

 

倪玉兰：北京人，著名公益维权律师，2002年4月，因参与维权被拘捕75天，被拘捕期间，遭到警察暴力殴打，并导致终身残疾。2002年9月，因投诉警察的暴力行为再次被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一年监禁。2008年4月，因抗“强拆”遭到逮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二年监禁。2011年4月，再次遭到逮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两年半监禁。2011年12月10日，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者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荷兰政府的颁奖词中写道：“以此表彰她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并称她为“捍卫和促进他人权利而表现出罕见勇气的人”。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监禁的具体情况。

 

倪玉兰（以下简称“倪”）：到今天为止，我一共遭受过三次非法监禁，并且当局监禁我的借口都是非常荒唐的，和其他的政治犯一样，这些监禁行为都属于政治迫害。

 

2002年4月27日—2003年7月12日，我先后两次被逮捕，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服刑。

 

2008年4月15日－2010年4月14日，我被判两年监禁，而2011年4月6日－2013年10月5日，我被判两年半监禁。

 

马萧：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被监禁的经过。

 

倪玉兰：第一次监禁发生在2002年4月，当时北京正在为开奥运会的缘故大肆征地拆迁，我们家生活的居民区也被列入到政府征收的范围。我当时正在国际贸易做法律顾问。

 

4月27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接到一位街坊邻居的电话短信，说政府正在强行拆除小区居民的房屋，希望大家前往围观、抗议。我当即就到达了拆迁现场，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被夷为一堆废墟，大约有一百来平方米，家属则全部被警察扣押在那堆废墟上，这户人家属于第一期被拆迁的工程，而我们家则属于第三期。

 

当时，我躲在人群中，偷偷地拿出相机，是那种带胶卷的老式相机，冲着现场的情形拍照，结果被一男一女两拆迁员发现了，他们从站立的那堆废墟上冲我跑过来，闪开人群，把我拖出来，一路拖到废墟上，死死地摁在地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我的背包抢走了，并当即从背包中取出相机，把胶卷给曝光了。

 

一见发生了状况，又有几个警察过来，问怎么回事。这个女的拆迁员指着我告诉他们我拍照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警察头目厉声质疑我：谁让你拍照的？！当即命令手下的警察把我押到警车上，几个警察就扑过来，把我拖到警车上，一路拖行了近七十米的距离。

 

一上警车，警察就开始动手殴打我，有两个警察用胳膊肘抵住我的咽喉，我当时就因窒息昏迷过去。此时，围观的人群就向警车围涌过来，警察担心出现变故，就赶紧把警车开到新街口派出所。整个过程持续大概不超过一刻钟。

 

到达派出所之后，车还没有停稳，就上来几个警察，还是拖，把我拖到派出所的审讯室，摁倒在地上，就把我用绳子捆起来，五花大绑。

 

我的牙齿被当他们用胳膊肘摁在地上时，折断了好几颗，在他们眼里，虐待妇女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时有八个警察对我进行殴打，比殴打更痛苦的是，他们用膝盖顶住我的身体各个部位，挤压我身上的穴位和神经系统，尤其是头部和脊椎，我当时就在那里号啕大哭，用痛哭流涕都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内心感受。

 

他们一边对我施以拳脚，一边对我恶语相向：让你告，让你去管闲事。

 

我向他们求饶，说：我不告了，我不管闲事了。

 

警察回答：已经晚了。

 

这是我在和警察交往过程中最丢脸的一次，我向警察求饶，但是得到生硬的拒绝，之后，我明白，警察是不会和你讲道理的，也没有再向警察屈从过。

 

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来自身心的巨烈的疼痛感，另一方面，觉得很丢脸，很羞辱。这次虐待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也是我在派出所遭受殴打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在派出所一共关押了五十个小时，像这种持续的虐待大约有十五个小时，至于零星的打一拳、踢一脚，是家常便饭。整整三天时间，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吃东西，不让我喝水。而这三天遭受的酷刑，是造成我终身残疾的直接原因。

 

那种持续的虐待用警察的话说，是“动大刑”，八个警察实行“专政”，所谓的“动大刑”，不仅仅是殴打，还包括其他很多种刑罚，比如，用开水烫我的头和身体；随手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砸；把玻璃杯打碎，用碎玻璃片割我的手、割我的脸、割我的大腿根，脚筋，我的耳朵被割裂后缝了3针，嘴唇也缝了几针；用烟头烫我；把燃烧的烟头塞在我的鼻孔处，熏我，这是最恶心的，我的呼吸道受到严重的损伤，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痊愈；用皮鞋踩踏我的脚踝处，整个人的身体都承受在我的脚跟上，我的脚踝神经受到损伤，使不上劲，直到今天都站立不稳。

 

当时最痛苦的是提着我后背的绳子往上提，因为我是被五花大绑的，他们把后面的绳子往上提，因为疼痛，我的整个身体条件反射似的往上抬，胳膊往上抬，像一个木偶一样跟着他们的手走，他们感到很刺激，就一直往上走，直到我的胳膊使不上劲，骨头“咯咯”作响为止。

 

因为我处于昏迷状态，他们就让保安人员把我放在木椅上，警察每两个钟头换一次班轮流看守我，新轮班的警察见我躺在椅子上，说我装死，就经常命令那些保安人员踩在的小腿骨上，做“蹲起”运动，在剧烈疼痛感的刺激下，我又疼醒过来，然后，就是“动小刑”，打一拳，踢一脚。

 

一位警察头目这样解释警察的暴力行为，说：他们都是大小伙子，他们说话你得听，顺着他们点，他们说什么你都要顺从，他们要你做什么你也得服从，他们好长时间都在派出所值班，没地方发泄，对抓来的人进行发泄是正常的，不只是针对你，对其他人也一样，对你实施刑罚是我们工作的需要。这是他当时的原话，当时，我从昏迷状态中因剧烈的疼痛感醒过来，哼了哼，蠕动了一下。

 

有一次，我因痛楚嗯了嗯，正好一位警察进房间时看见了，他就对值班的保安人员说：她要是动，你们就往死里打，上边有命令。他们的执法思路是：你影响我们一阵子，我们就要影响你一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向更高一级的警察机构投诉，他们看完我的材料，对我说：你的记性真好，这么细微的事情你都记得这么清楚。我说：这么痛入骨髓的事情我终身难忘。这不是一句义愤的话，的确，像那样的令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场面，换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忘记的，我说：你们对我好，我记不住，你们对我做过的残忍的事，我都记得，如果记不住的话，谁来为你们弘扬啊。

 

在派出所的这三天时间，我没有吃过一口饭，没有喝过一口水，大小便失禁，即使我处于昏死状态，警察也想尽办法来折磨我，完全是下三滥的手法，我的牙没了，肾被打坏了，肾出血，全身上下到处伤痛累累，更重要的是，无法站立。

 

三天之后，他们把我从派出所拉到一家医院，开了一纸证明“我没事”的诊断证明，把我送到了西城区看守所，并且，由他们直接把我抬到监室的门口，在看守所，派出所的警察一般是不允许进看守所监室的。这是2003年4月30日凌晨。

 

这一次，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75天，天天都是输液，虽然是夏天，但是我全身都是冰凉的，平时都要盖两床被子，到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拒绝狱医给我输液。狱警又强迫我输液，说：你好了才能出去，如果你没有好，就不可能出去。

 

进看守所时，一开始说是对我行政拘留十天，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在派出所办公室（审讯室）大喊大叫，另一个是在拆迁现场拍照。但后来，他们发现我的病情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在十天内无法治愈，又将我转成刑事拘留，继续留在看守所。再后来，他们可能发现问题比预想中要严重，于是，给我做了精神病鉴定，想把我直接送精神病院，这样我就再也出不来，他们就可以省心了。有一天，监室进来三个人，一男两女，说给我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给我做精神病鉴定，在此之前，看守所给我服用了许多致幻药物，男的负责询问，两个女的做记录，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保定人吗？我一怔，说：不是。他说听我的口音不像北京人。我说我绝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一路对我进行诱导，问到最后，甚至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北京人，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怀疑这一点，很执着地认定自己是北京人，这样，他们最后鉴定我“精神正常”。

 

2003年的西城区看守所，在清河，条件非常差，只是一幢简易的小楼，楼上是办公室，一楼用来羁押在押人，不论男女，都关押在一起，只是不在一个筒道，监室里没有炕铺，在押人都只能睡地板上，墙壁上涂着一层洋灰水层，墙面上都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非常潮湿，有一个非常简陋的便池，在押人洗衣服都只能在这个便池边上，再靠里一点是一个所谓的“风场”。

 

这个“风场”不是用来给在押人放风用的，大概只有半个人高，很低矮，实际上用来存贮衣服，在押人的生活用品都用自己的衣服包裹着，搁在风场里，因为监室内非常潮，所以这些衣服都是湿的。不过，这个“风场”里面开了一个小门，门用铁栏杆封死了，人是爬不出去的，但是能够透一点风进来。

 

吃的东西是窝窝头和白菜汤，窝窝头基本上蒸不熟的，有经验的在押人专门挑选那种有眼的，没有眼的窝窝头里面的料是生的，至于白菜汤，人们管它叫“白菜游泳”，一锅汤，上面浮几片白菜叶，意思是连白菜都可以在上面游泳。周二和周五发馒头，一开始看守所只管两顿饭，上午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2003年“非典”之后，可能担心看守所流行疾病，给在押人补充营养，加了一顿早餐，一个窝窝头，加外一碗玉米面粥，非常稀，人们戏称它叫“稀照街”（“夕照街”的谐音，北京一街道名），形容稀饭像镜子一样，能清晰的照出人的模样。

 

有时候，在押人吃不完剩下的，或者买了些食品，就存贮在“风场”里，这样，就招来了老鼠，看守所里老鼠非常多，而且体形硕大，不怕人，看守所晚上上九点半睡觉，等过了十一点，监室内的人睡着之后，没响动了，老鼠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踩在人身上去“风场”找吃的，有时吓得人直跳，很恐怖。监室进门处有一个打饭口，差不多有半米高，老鼠腰圆体胖，都能趴在打饭口上往监室里瞅，我进去时，安排在离打饭口最近的位置，本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结果，一到晚上，我就和老鼠相互对视。

 

在监室里，在押人也分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体现在睡觉的方面，监室分两排睡觉，睡在靠铁门和“风场”一边的，是上等人，这一排位置较好，睡的人也相对较少，另外一排是靠便池和“打饭口”一边的，这是下等人的铺位，睡的人也相对较多，新人进来都是从便池处开始轮，前面每走一个人，她就往前挤一个。我们这个监室最多的时候关押过近50个人，整个房间大概不超过20平米的使用面积，刨去不能睡觉的空间，顶多也就15平米，因为人多，只能睡“立板”。上等人那一排最多睡过20个人，因此，哪怕是上等人，也要睡“立板”，不过，不管什么时候，头板、二板、三板都能平躺着睡，四板因为挨着三板，相对要宽松一点，再往后的，就都差不多了，一直到“七板”，这属于监室内的上等人阶层，人多的时候，七个人都要管事，人少的时候，前四个管事。

 

在押人中有钱的，或者有亲属从外面送东西送来，或者买些食物，都要孝敬给牢头一份，外面送进来东西，比如，衣物、生活用品，等等，牢头都会检查，然后，她们会拿走好的东西，算是贡品，至于钱，当时的“西看”使用自制的纸卡，不具名字，牢头就会想方设法向那些新来的、老实的人索要，比如，你今天不想打扫卫生，那就得交钱，夜里不想值班，要出钱买班，牢头再安排其他人打扫卫生或值夜班，等等，所以牢头在监室里能够攒财，都吃得肥头大耳，出去之后甚至还能够成为小财主。

 

有时，牢头也会替狱警给新来的在押人搜身，搜出来的东西本来是交给看守所暂时保管，等到这个人出去或转监狱之后再还给她，但有时牢头也会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2002年，有一次，牢头从一新人身上搜出一副项链，本来是要上缴给狱警保管的，但她没有上缴，而是据为己有，后来，还在监室里戴过几次，她出去之后，狱警也没有检查她的东西，顺带自己的财物一并带出去了，在看守所，有一句黑话，这叫“切别人的东西”，意指把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当时，抓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每个监室内都有，人最多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就占去了大半，我睡觉的位置前后左右都是法轮功学员，我进去之后，那些法轮功学员就自愿地照顾我，不过，也有些混迹其间的自称为“法轮功学员”的警察线人，这种人其实很容易就能辩认出来，比如，她们不愿意打扫卫生，而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干活都是很认真、负责的，肮活、累活都抢着干，晚上值班时，别人最不愿意值的班（凌晨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的值班时段），法轮功学员都主动要求值班，而这些假冒的法轮功学员一听干活就装病，干活的时候眼神也和别人不同，眼珠子都会朝四周不停地转动，习惯性的监视周围的情况，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在我身上。

 

这75天时间，我在里面一直都是躺着，有时候，坐一坐，沿着墙面靠一靠，上厕所也是在身上插着导尿管，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我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法轮功学员来照顾。

 

2002年7月我被释放，一共羁押了75天，当时，我在别人的搀扶下能够勉强走路了。8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以我“无法继续工作”为由，将我辞退了。9月份，我再次遭到逮捕。

 

马：请谈一谈您再次被逮捕的经历。

 

倪：出狱之后，我就一直投诉警察的迫害行为，9月27日，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拄着拐杖，去北京市人大“内司委”投诉，人大“内司委”的工作人员要我回家取几张被打伤的照片，结果，等我拿着照片再次到“人大”时，警察已经在那里等着我。

 

警察先是把我带回新街口派出所，下午四点，又将我送到西城区看守所，后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一年监禁，理由是我在派出所踢打警察，辱骂政府，大喊大叫。直到2003年7月12日释放。

 

这一次进看守所，他们不再给我治病，不再给我输液，狱警说我之前的75天已经给我治过病了，花了三千多块钱，本来就已经超额了，因此，他们没有经费再给我治疗。这时，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有，当时我在里面疼得几天几晚都无法入睡，靠同监狱友凑一些止疼药给我，一般就是几片药的样子，用来缓解疼痛。

 

在看守所，新人总是要受一些委屈的，新人进监室如果不贿赂牢头，一般都会挨揍，因为她对牢头没有利用价值，所以牢头就不会给她好脸色。如果你带了一些钱、衣物或者是卫生用品，总是要把好的东西留给牢头，这样，就可以免于惩罚。有一个北大的女孩子，因为偷窃被送进来，据她说是取了男朋友银行卡上的钱，男友报了警，于是，警察就把她送进来了。她不愿意贿赂牢头，结果牢头就组织一些人打她，在殴打之前，这个牢头还和我说，让我别管闲事。恰好此时正赶上狱警找我谈话，我一出监室，里面就打开了。后来，我知道她们一共有十多个人参与殴打，用被子捂住那个女孩，就对她拳打脚踢。

 

2002年11月1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开庭，像这样的事情，警察从来不会提前告诉你，让你有准备的时间。在开庭的前几天，狱警突然破天荒地给我治疗，给我开了药，吃了药之后，整个儿就反应迟钝，迷迷糊糊的。所以，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狱警比较积极地给我治病、开药，那指不定就是一个阴谋，后面肯定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11月24日，法院宣判，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我一年监禁，但我这一次并没有被转监，而是留在看守所内服完余刑。

 

这一次服刑真的很苦，看守所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食物也不是人吃的，都是生的，和“文革”时知识份子关牛棚没什么区别。

 

监室里又脏又臭，一天到晚在押人都要“坐板”，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而且，狱警还要定期抽查，背监规也要抽查，如果抽查不过关，就罚值班、夜班，至于牢头，每天就向狱警报告监室里每个人的情况，替狱警监视监室里的每一个人。

 

暴力是看守所生活的一种常态，并且每天都在频频上演，这种暴力，不仅包括行为暴力，也包括语言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让其他人和你说话，隔离你，总之，不管你有没有被挨打，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总会感到不舒服。并且，这种管理制度也是有延续性的，老的牢头离开之后，新的牢头依然会沿用上一位牢头的做法，打狱警要求打的人，打没有钱贿赂的人，打新来的人，打那些老实或不听话的人。有一次，一个东北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晚上不睡觉，一直在念法轮功的教义，牢头就指挥一些人殴打这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大概有六七个人参与，这个学员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抗议，用可乐瓶打一瓶热水往自己头上浇，像此类事情在监室里是经常发生的。

 

除了法轮功学员，监室里的人员构成就是聋哑人比较多，这些聋哑人有的已经判刑了，有的还处于待审阶段，基本上是因为盗窃被送进来的，她们在监室里面并没有停止她们的活动，相反，她们还发展了很多新的盗窃成员，拉一些成常人给她们“放风”，因此，她们出狱以后的规模和力量更大。

 

我认为，残疾人犯罪现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聋哑人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他们除了靠偷窃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而政府除了逮捕和判刑，并没有给这些聋哑人去创造生存的空间。

 

像这些聋哑人进来之后，牢头就利用她们当打手，她们大多数是外地农村的，在北京行窃，据她们自己讲，即使是做行窃这一行，其实也需要进行专业培训，对于那些新手，先训练她们出手的速度，要在一盆滚烫的开水里用手指把钢币夹出来，如果你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手就会被烫伤，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新手的出手速度。实际上，他们偷窃的金额可能也并不大，一千块、两千块钱，判半年、一年、一年半，短期服刑以后就被释放了，出去以后继续行窃，她们都是被生活所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艰难生存，有的聋哑人甚至被送进来十多次，但出去以后照样还干这一行，因为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能重操旧业，人最多的时候我们监室羁押了九个聋哑人。

 

还有，在监室里，正常人很难和这些聋哑人相处，因为她们听不见，所以无法进行正常交流，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你的嘴唇一动，都会遭到她们的猜忌，疑心病很重，她们本能地对正常的生活世界抱有一种怀疑和敌视的态度。监室里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她们都会刨根问底，问个水落石出，牢头有时候想要整某个人，就在背后故意唆使这些聋哑人，说某某人在背后骂你哪，借此制造对立。

 

这些聋哑人之所以跟着牢头，可能在她们心里，牢头代表了监狱的某种权威，给她们一种安全感，而且因为她们听不见，所以也容易被牢头利用。牢头有时也会给她们一些小恩小惠，尽量满足她们的要求，比如，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从其他人那里抢过来以后，分给她们一些；睡觉的位置安排在上等人一排，褥子、被子都是新的，等等。这些聋哑人比较勤快，也会感恩，她们会帮牢头洗衣服、做按摩，而且，聋哑人内部之间特别团结。

 

看守所的监室内部非常脏，因为长期没有通风，非常潮湿，在监室内部的墙壁上，有一排木橛子，专门用来挂衣服用的，在押人的衣服洗完之后，就挂在这些木橛子上，水往下滴时，用毛巾接住水，等到毛巾湿透以后，就在水池子里拧开，日久天长，监室里就非常潮湿，潮到什么程度，除了搁在“风场”的干衣物是湿的，连被褥都是湿的，你越盖越感到冷。“非典”之后，狱警拿着紫外线灯在监室里面扫一圈，消了一下毒，还安排大家到外面的风场放风，时间长时半小时，短的时候在外面呆一会就回到监室。一些在押人就趁这个放风的机会，把自己的被褥拿到风场的泥土地上晒一晒，其实并没有太阳，也就是吹吹风，泥土地是很脏的，但即使这样的机会，在看守所也是很珍贵的。

 

狱警都嫌在押人脏，一般不会进监室，即使有时不得不进监室，比如在清监的时候，狱警也躲这些在押人远远的，不会触碰我们，一般都戴着白手套，或者普通的塑料手套，戴着口罩，总之，在看守所和监狱，狱警和犯人之间的距离是无限遥远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