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命脉，也写尽底层民工的人生。（图为年初发生在贵州遵赤高速公路坍塌事件，3位民工丧生。chinadaily中文网）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是对当代中国的精确描述吗？
是也不是。
欧逸文在此书中，认为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野心时代”（这是中性的字眼），而这个时代有三种主角：追求财富的各种企业家、追求真相的记者或异议者，还有追求信仰的信徒。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阻碍，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的确定义了这个时代。
他说，“四十年前，中国人民事实上没有取得财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因为政治及贫穷，这三件东西无由取得………一个世代内，这三种东西他们都有管道取得，而且还想要更多。以往几乎全由他人操控的东西──比如决定到哪儿工作、旅游、嫁谁娶谁──中国人民已能自由掌控。只是随着那些自由的扩大，共产党不断採取步骤来加以适应。”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在於他写了三种人的野心，却没有写最大的野心者：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执政党对於财富的追求，对於真理和信仰的垄断野心，对於强兵富国的欲望，扼杀了人们的追求。（欧逸文确实在序言中说，这些故事是人民的渴望与集权主义的碰撞，但后者如果用他的“野心”概念来描述，或许更恰当。）更细緻点分析，党国的野心鼓励并且释放了民间对财富追求的野心，但是压抑后面两者，而这些分析上的差异，在本书中都被模糊了。
无论如何，翻读本书，确实让我心情激动，因为这是一个我熟悉的中国。但在2015年的此刻，我觉得那个野心时代中这个熟悉的中国似乎正逐渐消失。
对财富的追求当然不会停止，毕竟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动力。
但对真相的追求却似乎越来越微弱。书中的主角们，艾未未被噤声了，韩寒不做公共发言了，陈光诚去了美国，刘晓波在监狱，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倒是依然健在。
欧逸文所在的中国时期，05年到12年，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对外崛起的巨大身影，伴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烈爆发；从博客到微博，民众取得新的发声工具，在残缺的公共空间中努力发出各种声音。
在那几年，我们会看到房屋被拆迁者自焚的消息而为之心酸，我们会看到大连和其他地方居民为了环境走上街头而觉得兴奋，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陌生的地名字因为抗争跃入公共视野，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重大公共议题纠结着人们的心情。（在那几年，我个人也透过推特和网路保持密切关注，并且在台湾媒体上大量书写这些事件。）
但现在那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公知与网路大V被沈默了，媒体被整肃，维权者被消失，曾经活跃的公共领域在这两年几乎彻底崩塌。
一切曾经剧烈的变动现在都已烟消云散。
欧逸文“野心时代”其实是一种人民的“中国梦”，不论这个梦是财富、真相或者信仰，只是当如今真正进入号称“中国梦”的时代，却只剩下一种中国梦。
相异於欧逸文全景式角度，另一种凝视中国的视角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台湾出版的着作“大路”。这本书是他记录老家湖南一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兴建故事。他在湖南省怀化市东北角的小村镇“中夥铺”──这个名称代表这里是一条千年前古老驿道上的一个小村庄──蹲点三年多，和筑路民工一起生活，并记录下这条公路底下那些劳动者的故事。
面对有人质疑他为何在此拍片，他给了一个聪明的主旋律的回答是：“我想通过纪录一条道路的修建过程，来表现公路建设者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劳动风范。”这个答案让他可以获得当地干部和工人的信任，因而深刻地刻划了他们的生活。
但他当然不是来颂扬伟大的公路。“中国正处於从农业时代转型为工业时代的某个阶段，粗糙、庞大、野蛮，这个时代的标籤是钢筋和水泥。”张赞波说.的确，没有比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建造，更能象徵中国当下的时代精神。在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甚至主张“弯道超车”，他说要想领先对手，必须在大家都拐弯减速之既，加踩油门抢道胜出，越是危险，越是有机遇。在高速公路开工仪式上，主席台背后宣传版上写着：“加快富民强省，实现弯道超车”。
到2008年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总里数超过六万公里，成为仅次於美国的全球第二。中国官方对此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豪，“大路”也引述了许多网民在网上表达的骄傲感，认为这就是“中国崛起”。
在这本精采的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底层工人的辛劳，不受保障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看到政商利益的纠葛、利益集团的腐败，看到党的力量和意识型态教条的无所不在与荒诞可笑，也看到大规模的徵地和拆迁──官方把拆迁当做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徵地拆迁攻坚战”，但他们所呈现的结果是“和谐拆迁”。
当高速公路带来更多发展与经济成长，许多人不但分享不到那些财富与光荣，而是只让他们的血和青春被快速的车子碾压过去。不过，张赞波不只是义愤填膺地站在底层工人这边，去政治正确地指控掌权者；他比较是娓娓道来那些底层民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奈，他们的贪婪与虚无，他们对暴力的漠视，以及他们如何努力活着，追求他们的“中国梦”。
书中当然也有明眼人。一个唐老师在三杯酒下肚和小张说，“现在这个国家一切向钱看，为政者只顾自己，底层者麻木不仁，传统丧失，道德沦丧，如果还不改变的话，所谓的盛世就是末路狂欢.”他甚至认为古代的驿道很好，在现代的高速公路，“只要上了车，就身不由己，没有了过程，只有起点和终点.从人生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最大的丧失，就是丧失了整个过程。”
书的结尾是公路建成之后，民工离开了这里，有人继续去下一条公路打工，有人尝试不同的事业但失败了，只能不断延着各种公路，在中国崛起的灿烂背影下，四处寻找生活的希望，追求微小而脆弱的梦想，生活下去。
在故事最后，张赞波接到朋友发了照片给他，在他老家邵阳火车站的宣传牌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这才是中国的“野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