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之前
过去两年，香港政治生态的最大转折，并非梁振英执政以来的诸种争端，也不是原有建制派与民主派的各自裂解，而是贯串在这一切变化中间的议题重设。 直接点讲，那就是身份认同政治的抬头。 所谓的中港矛盾，所谓的本土主义，以及各种各样关于香港人到底认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讨论，这些现象和课题在两三年前几乎都是不存在的。 就算它们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旁枝末节而已，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两地政坛台面上的人物，都不太会把它们当回事，更不要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或者利用它们行事。 因为一直以来，香港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巨大的政治议题。
真正主导三十年来香港政局的议题是政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 从港英时代三级议会应该开放多少直选席位的纷争，到彭定康时期的中英角力，再到董建华与曾荫权时代的政改日程及路线图之辩，民主化的问题都是我们理解香港政治的核心焦点。 凭着对这个问题的取态，我们区分保守与进步，建制与泛民，保皇及反对。 借着这个核心议程，泛民内部又可以分辨出保守和更加激进的路线区别，各自争夺高地，看谁是「真民主」，谁是「出卖民主」的叛徒……。 直到最近两年，身份政治才异军突起，变成了另一个足以和民主化问题分庭抗礼的政治议题。
今天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身份的问题不只要比民主问题重要，而且还比它优先。 因为要是没先弄好香港人的定义，不先「守住香港」，任由大陆移民「混血」，那么再「真」的民主也都没有太大意思了。 他们害怕一个人口「赤化」了的香港，会干脆「民主决定」党委治港。 且先跳出这些很容易令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话题，倒拨一下时钟，假想三年之前我们要是听到这些言论，会有什么反应？ 再看今天局面，乃知身份议题之重，早已动摇了沿着民主问题展开的原有局势。
这正是民主党现在对着热血公民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的根本原因。 你过去面对的黄毓民和梁国雄，顶多是些比你站得更前，因此可以拿着比你还要「真民主」的旗帜来斗你的力量。 他们和你玩的游戏，到底还在同一个平台之上，你多少懂得应对。 可现在的黄毓民与热血公民，他们举出来的招牌却是你立党至今都没有想过的事，他们手上拿着的议题根本和你不在同一个平台之上。 你大可以批评他们的言行不利于民主化进程，但你该如何回应「大中华胶」和「出卖港人」这类批评呢？ 这是两套议题申发出来的两种评价标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
同样地，对于中央政府和传统建制派而言，身份政治的议题也是一个大家过去没有想过的事。 从前反对派和你争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是香港是否成熟到了可以普选之类的老黄历。 如今，竟有人站出来大声告诉你「香港要独立」。 三十年前要是有人向邓小平预言，香港有一天要出现类似于西藏和新疆的麻烦事，我猜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为什么香港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如何理解身份政治这个新议题所带来的变化？ 要谈这些之前，我们还得退回过去，先想想民主化那个老议题设定时的背景。
「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这两组词汇尽管在宪制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但它们从前过渡期开始就常常搭配联用，几乎是有你就有我的双生儿。 长年累月下来，大家听得太过熟悉，乃至于很容易就会忘了其中暗含的矛盾。 首先，根据《基本法》，香港「最终可以」经过普选产生特首及立法会，这是两制精神的体现。 然而，「五十年不变」这个在法律之外的原则承诺却又为两制设下了时限。 想想看，要是香港好不容易在2047年前实现了双普选（也先别管那『普选』的真假），那么过了2047两制实行的这个限期又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把立法会改成人大，特首变成市长？ 到时候又要不要有市委书记？ 民选的市长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要了解「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就必须回顾那个年代的气氛和心态。 改革开放当年还是个刚学走路的新生儿，偶有跌撞（比方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部人都还是觉得眼前只有直路一条。 大家理所当然地相信这条路先易后难，迟早得由经改转入政改，而所谓的「政改」，似乎也就是普世公认的民主化了。 那年头没有人想过政治不必大变但经济照样发达的「中国模式」，也没有人会很认真地把所谓西方那一套「普世价值观」当成临门大敌。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国家在政改问题上走的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歪路」：「体改所」成立了，农村基层选举铺开了，报刊和出版的管理松动了，甚至连「党政分家」这样大不逆的说法也公然出现在庙堂之上了。 如今抱怨改革开放带来贪腐，时时回忆文革清廉好时光的朋友可能也都忘了，那时候想要入党想要考公务员的青年远不如近年那么多；相反地，倒是官场和公务员体系中掀起了「下海潮」，因为正经从商才是真正的致富之道，在衙门上班是赚不到钱出不了头的。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向来怀疑「五十年不变」这个时限当初并不是拿来给香港用的，而是设定给大陆自己的政改进度表。 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则是一个暂时隔开两地，让它们各自进展但又不致于越界影响的安全阀与防火墙。 试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就已经有了农村基层选举，农村居民都可以选村长了，如此由下而上（不要忘了前总理温家宝也还屡次强调中国的民主改革是从下往上走的），难道到了2047，还没走到选市长和市人大甚至省长省人大那一步吗？ 假如到时候大陆都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民主，那么一国两制取消又有什么问题呢？ 届时香港有了双普选，水到渠成，正是两边汇流的时机。 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具体制度上的安排等诸多疑难，按照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精神，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吧」。 假如这番解读太过离奇，不妨参考邓小平自己的话：「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220）。
只不过，八九六四中断了这一切遐想的空间，曾经火热的政改实验遭受重挫，而香港的民主化问题就此真的成了香港自己的问题。 试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香港民主化的麻烦大概不过两点：一、香港会不会失控？ 二、香港的政制改革会不会在内地引发连锁效应？ 这两个问题一日未得善解，就只好一路拖延，拖到建制派的民建联不得不改党纲，好等「条件成熟」，直到民主化议程在港触发的争端尖锐得不可再拖为止。 这时候，香港正好也点燃了身份认同政治这道新议程的火焰。
矛盾的发生
为什么香港会在过去两、三年里头突然冒出一套前所未闻的身份政治议题，而且逐渐茁壮，甚至打乱了整个建立在民主化议题上的老局面呢？ 这套东西背后的本土基础，早有不少人谈过，暂且不辍，我们现在不妨换个角度，把它放在大陆和香港的互动关系上头，稍稍疏理一下它近年以来的走向和影响。
自从雨伞运动爆发之后，大陆一些平常不太留意香港政局的普通人也开始关心这座城市的情况了，其中对政治格外不敏感的一群最常提出的问题是：「香港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你们想分裂？为什么要搞颜色革命」？ 最初遇到年轻朋友这类问题，我是很错愕的，因为在我的认识里头，大部份参加雨伞运动的人似乎都没有要独立的意思，更不会想到要借此发动大规模的颜色革命。 就连反对这场运动的本地传统左派大佬如吴康民与曾钰成，也都曾公开表示这类讲法言过其实。 但在我的接触范围内，有这种想法的大陆百姓数不在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若从民主化这个香港政治的老议题来看，雨伞运动可说是三十年来港人争取民主的能量大爆发。 而所谓的香港民主化，在全国范围而言，也就只不过是香港人想要普选自己的特首与议会罢了。 一个地方的市民想选择自己的市长就是要分裂吗？ 那么去年台湾的「五都选举」岂不就是要把早有统独问题的台湾再分裂出五个政治实体？ 如果一般大陆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理解真的和我一样，那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对于香港普选问题，他们就算不是乐观其成，至少也不会那么反感，反正我们只不过是要全民投票选市长罢了。 更何况这是两制，全中国人民都晓得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不同的，香港人依照基本法享有最终实现双普选的机制。
然而，经过媒体审查、网络防火墙的讯息屏障、部份现像的扭曲与放大，以及香港身份政治的崛起，整件事情就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仔细回想过去几年的两地矛盾，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不合常理，或者至少是不合往时常规的情况。 例如两年前在媒体上吵得很严重的陆客小孩在旺角街头便溺的那件事，要是放在过去，内地官媒通常会试着摆出一副以和为贵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强调「血浓于水」，要大家各让一步。 但当时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却一连发出好几篇评论，与网络上来势汹汹的发言（是不是五毛水军所为，我还不敢确定），共同推动出一股针对港人「傲慢心态」的舆论反击。 假如不是刻意为之，相关部门至少也没有全力遏止（可能是一时疏忽，也可能是放任自流。）于是一件小事就成了两地民众互相指骂，互相仇恨的导火索了。 自此之后，这种两地民间撕裂，渐行渐远的局面便大致定型，再也回不了头。
与此同时，高举身份政治的本地知识份子和政治组织则不断地发掘类似案例，其中固有不少真事，但也不乏以讹传讹的谣言，并且把它们全部上升成族群本质分别的证据，强化「中国人和香港人是两种人」的印象。 除此之外，更别忘了自由行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压力、双非子女就学、大陆孕妇产子、本地传统商铺结业、大陆研究生比例、中联办势力的膨胀，以及香港政府的诸种失误，这一切也全都可以纳进「中港矛盾」的范畴，全都能用身份政治的语言去解释（恰好这些现象和问题又是老一套民主化议题解释不了的）。 于是身份认同就正式成为站得住脚的香港政局新议程了。
巧的是这些出自身份政治的仇恨言论，大陆人几乎全都看得到，它们顺利无碍地渗过了防火墙，进入一般民众的视野。 有些标榜本土立场的网站，甚至一度不受干扰，比左倾的《独立媒体》还要容易拜访。 听见这些声音又看见了针对内地游客的行动屡屡爆发，大陆百姓自然会很不舒服。 而他们对这种情况的认知，当然就是「香港人都很讨厌大陆人」，再加上「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支那狗滚出去」这类言词的佐证，他们最容易推出的结论便是「香港人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
香港人要普选自己的地方行政长官与议会，这本来不是问题；但香港人要是同时还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否认自己和国家的关系，那加起来当然就只能形成香港人想要分裂祖国，想要脱离中国的感知。 正是这种感知，促成了许多大陆人对雨伞运动的负面印象。 正是身份认同与民主化新老两套政治议程的合流，扭转了两地的关系，以及香港政局的走向。
对于中央政府内部比较保守的力量而言，此等意外局面的出现，其实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因为香港民主化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而「港独」则恰好给出了解套的关键。 从前若想压制港人普选诉求，靠的只能是「条件不成熟」、「循序渐进」等拖延战术。 现在要否定一个染上了「港独」色彩的真普选，那就叫做师出有名，它既合民族大义，关涉到国家主权等神圣不可侵的原则；又符应了大陆民心的需要。 同时它还是个对付内地自由派的好工具，任何同情和希冀香港普选甚至民主政治的内地知识份子与媒体都不得不在「大是大非」的主权问题面前闭嘴。 否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案例一样，遭到种种不测厄运。 接下来，在香港重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与国民教育，更是势所必至，不在话下。
我不以为眼下情况是什么高层阴谋部署的结果，尽管因为两地撕裂的坏处要远远大于任何短暂的「好处」。 但从形势推论，我只能说身份政治的抬头就会演变出这等局面，而且后头还有更多的麻烦。
敌人之价值
香港近年有股喜谈「实际」的政治风气，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义，最爱攻击传统民主派和社运人士「离地」，说他们空谈玄想，脱离实际。 相反地，他们则提出「本土自决」、「勇武抗争」、「独立建国」等诸多理念，并且以「反蝗」等一连串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务实。 究竟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否真的那么实际，在政治局势上又起到了什么效果？ 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问题。 之前，我把它们当成一种政治议程的重设，简略谈过它对中港两地政局互动的影响。 现在且把目光转到香港境内，看看这类身份政治冒起的实际作用。
几年前我曾在本报说过一则大陆「维稳经济」的故事，由于那个案例太过有趣，现在不妨重温一遍：话说内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跃的青年，常在网上抨击政府，言论尖辣。 久而久之，引起了当地维稳部门的注意。 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这样的人却相当少有，所以他几乎成了当地维稳工作在意识型态领域上的唯一对象，被人「重点」招呼。 由于不堪其扰，这个年青人便越走偏锋，不只言文攻伐，还开始干些上访串联之类的维权行动。 总之他和国保人员你来我往，彼此斗得不亦乐乎，喝茶简直成了每周必有的例常事务。 后来，这个青年终于无法忍受下去，决定搬到北京开展新生活。 岂料长年盯着他的国保这时却找上门来，劝他三思，而且表示「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原来他对当地的维稳系统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们就没有了工作目标，人员配置和经费资源都会出大问题。 换句话说，这个系统需要他的存在，犹如消防局需要火灾。
有时候，一个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从不起火，于是消防员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谢晖最近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引起关注的帖子，其中三点正好佐证了这种维稳经济的存在：
一、「基层官员或工作人员动员人们上访，以获取高额利益。获取方法是以截访名义，在京大开、乱开各类发票，把平时不好报销的经费报销掉，大量维稳费用就这样进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层政权组织一年耗费维稳经费居然达1000万」。
二、「不少地方基层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结成关系，要么在年初把大把维稳经费（往往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一次性打入北京有关派出所；要么北京有关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访者，地方付其两到三万元。因此北京公安内部有人不时通知熟悉的『上访者』到京来上访，维稳经费养黑了北京公安」。
三、「摆在明处的上访，相当一部份是基层政府、北京公安与『访民』沆瀣一气，专套纳税人的钱财而为。那些大张旗鼓的上访者背后，经常蕴藏着黑色利益链。 」
其实，就算不涉阴谋贪腐，这种逻辑也能出现在任何官僚系统。 他们总是涉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扩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头不断膨胀的巨兽，不停为自己寻求膨胀的理由。
据说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时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就是要区分敌友」。 这套理念背后或有深厚哲学基础，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绎却可能会催生出一种维稳经济的逻辑，为执政者大开政治斗争的方便之门，把什么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头。
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就是这么一种必要的敌人。
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里头抨击港大学生刊物《学苑》，当时有很多人批评他小题大作，又或者从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的角度回击。 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和他的团队厉害的地方，把一个没什么人晓得的小事上升成头号政治议题。 要知道小题必须大作，因为任何分裂行动和「颜色革命」也都是从苗芽长成大树的，「港独」这种问题当然不可掉以轻心。
接下来，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顺便贴上「港独」和「颜色革命」的标签。 于是特区政府就成了全国对抗「境外敌对势力」与「分裂势力」的最前线，它遇到的一切阻碍都是敌人太过险恶的证据，它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最艰苦的斗争。 梁振英政府在政策执行上头或许不如曾荫权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场却绝对比曾班子正确。 他推动国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体，抗衡「占中」，请问有哪一样对不起中央政府？ 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议，那也是为了「正义」而受难。 如此忠诚，如此尽心，中央政府当然要力挺他撑下去。
由于「港独」的存在，现在就算面对任何评论也都不必担心了。 例如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日前回应林和立的文章，干脆就问「请问林和立，你支持港独吗？」，似乎批评政府就是支持港独。 又由于「港独」的存在，之后要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也就名正言顺了。
没错，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是真确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敌人。 但是无限扩大这种逻辑，祸及无辜，把什么问题都推到政治斗争上头，这对香港的实际治理和整个国家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