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们之所以 敢于厚颜无耻地宣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全是因为他们的习总书记已经定下调调：七十前年结束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
就在该篇文章播出的当日，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抵达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由俄国共产党和中共共同举办的“共同胜利的70年”研讨会、联合文艺演出以及两党地方组织代表和双边媒体交流等纪念活动。
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举办这一活动，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目前正在由中方出资兴建为一个永久的纪念馆。
由中共政权编撰的八年抗战史，对东北抗日联军着墨很多，因为除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实际上也只是以“敌后抗战”形式存在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大部分愿意接受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或者是直接由共产党人担任军政主官。
但是，在前苏联居然曾经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事情，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公开对外渲染过。笔者十分怀疑所谓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历史上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中华民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而如今借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之机，中共政权突然把这个令中国大陆上所有上了些岁数的人都十分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大肆渲染，原因当然是为了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的，印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立论”。
除了这个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居然等了七十年之久才被中共政权“解密”的事件本身，笔者共惊讶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先生居然会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面前慨言要与俄共“共同捍卫二战历史真相”。
什么是“二战历史真相”？二战历史真相就是美英苏中四国签署了“开罗宣言”，而这个“中”是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五年之后才宣告成立的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这个刘奇葆亲自下令在要“加重毛主席在‘历史巨片’《开罗宣言》中的戏份”，才有了该片的“片方”居然敢整出一张没有蒋介石，另外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面色凝重”地围绕着“指点江山”的毛泽东的宣传广告。
这位正在在俄共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中唱主角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和七十年前畏罪自杀的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真真是有得一比。
笔者在本专栏此前的《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一文中已经介绍过，七十年前，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对比之下，如今中共的刘奇葆实践戈培尔的“理论”已经比他的前任刘云山更为“成功”。
记得上个月曾经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过“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产业因兰登书屋出版他的日记摘录而提出起诉”的消息。说的是“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戈培尔传记大量引用他日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版权有效期至今年年底。兰登书屋起初同意支付一定费用，但是后来表示，向一名纳粹战争罪犯的产业付款是错误的......戈培尔传记的作者、德国历史学教授彼得•隆格里希认为，个人不应被授予控制重要历史文件的权力。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我们透露说，境外这则新闻的出现正好赶上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地大力宣传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习近平阅兵造势，有国内二级媒体动议转归引如上新闻，但遭到“上面”明令不准。
还是在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前一年，一个叫徐迅雷 的作者在《光明观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文中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发迹于文坛，在上海是被巴金怒斥过的“姚棍子”，后来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的台阶”的刀笔吏，进入了“中央文革”，成了“中央首长”，成了“舆论总管”，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真正成就了“戈培尔第二”的“美名”。
《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4日转摘《党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姚文元1976年倒台前曾收到两封信，都扣了下来。其中一封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76年4月12日收到的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报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而且，寄报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此信后来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里。从姚文元的后来的交代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自己也要出事。把信藏起来，也说明他的一种“心慌”和“意乱”。
当时真正的“戈培尔编辑”，其实就是姚文元。他的指令不仅直接体现在《人民日报》上，还反映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中。《情况汇编》当时是直送病中的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姚文元传》中评论说：“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慌报汇编》。”向下欺诈、向上慌报，正是“戈培尔”式的伎俩。
“戈培尔第二”通过“戈培尔”式的谎言制造法而影响核心决策者，这就是“戈培尔第二”的最大能耐。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至死相伴自己的“元首”；他对希特勒竭尽美化之能事，给他套上“一贯正确”、“主宰世界”、“能够预测未来”等等“神圣光环”。当了12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驱动轮，他炮制种种“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神话的能力，一点不比希特勒差。
“戈培尔”们通常都是通过对舆论的“硬控制”、通过对主子的“软控制”，从而借刀杀人、戕害世界的。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真有点“后来者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疼痛”。遗忘是容易的，重现是可能的。所以，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警惕“戈培尔第二”，提防第N个“戈培尔”的出现。
事实是，从姚文元往后，中共政权里已经了出现了“N”个戈培尔了，王任重、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哪个不是把谎言当真理宣传的？
这是他们的技能更是他们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