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从教会参加完礼拜后回到家中，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晚上睡觉也辗转反侧，想起在国内时的很多事情，梦见了刘晓波夫妇和丁子霖夫妇。第二天打开计算机，一个噩耗突然传来：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教授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深深地沉浸在蒋培坤老师逝世的悲痛中，中午为天安门母亲们禁食祷告。二十六年前儿子遇难，二十六年后丈夫去世，此时此刻，丁子霖老师该有多么哀伤！大屠杀之后二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或父亲们一个个怀着未尽之愿离开人世，屠夫们却依然恬不知耻、凶神恶煞地在屠杀的现场阅兵。旧约中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不正是今天中国的情形吗：“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但是，我们仍然不会绝望，我们不会放弃“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愿景。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我们夫妇与从日本来的刘燕子夫妇一同去探望丁蒋两位老师。自从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遭到秘密警察的非法软禁、酷刑折磨，此后一直处于半自由状态，半年多时间不能与我同样“敏感”的师友们会面。那天，我们互相倾诉了这半年多的状况，由于担心让两位老人太受刺激，我对所遭受的酷刑寥寥数语、简单带过。

 

我们最担忧的还是刘霞的状况，晓波刚被捕的那几个月，我和妻子还能约上刘霞一起去探望丁蒋两位老师，然后到此前常去的餐厅吃饭。每当一道菜上桌，蒋老师都会叹息说，可惜晓波吃不到了。接下来，晓波获奖、刘霞被软禁，这一次一起吃饭，美味的佳肴连刘霞都不能享用了。席间，气氛凝重，妻子则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竭力让两老开心一些。

 

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与蒋老师见的最后一面。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们离开中国，国保特务阻拦我们向两老告别，派出八个便衣、两辆汽车直接送我们到机场。我登上舷梯时见到的最后一张面孔居然是国保的姜姓处长。

 

我第一次跟丁蒋两位老师见面，大概是二零零零年前后。跟刘晓波认识以后，晓波带我认识了不少异见人士圈子内的前辈，如包遵信、江棋生、陈子明以及丁子霖夫妇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这个群体的接触和往来，让我的“异见色彩”也愈发浓烈。

 

那一次，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二零零五年的那次传唤和抄家，使我销毁了日记，且此后再也不写日记。我惟一记得的是，丁老师送给我一本关于六四的著作，并在扉页题字：“如果连儿还在，比你大两岁，他一定会把你当作他的好弟兄。”

此后十多年，晓波夫妇、丁老师夫妇和我们夫妇差不多每年都会聚几次，有时还有徐友渔、张祖桦、江棋生、马少方等友人及其它的天安门难属参加。慢慢地，我们形成了一个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下相濡以沫的、小小的“朋友圈”。

   

相聚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丁老师比蒋老师爱说话，丁老师的记忆力超强，哪年哪月哪日，谁到他们家说过什么话，或是哪个海外记者打电话采访她，她记得清清楚楚，让我这个自诩记忆力不错的年轻人叹为观止。蒋老师在大多数时候充当听众，但偶尔作出几句点评，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这些年来，经过当局长期的监控和铺天盖地的污蔑、民运群体内部的恶意中伤以及亲朋好友的疏远与冷漠，丁蒋两位老师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有了最为深切的体认。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正如白居易诗云：“行路难，不在山，不在水，在乎人情反复间。”

 

然而，天安门母亲群体，如同压伤的芦苇，在风雨中始终屹立不倒。原因何在？我想，丁蒋两位老师彼此扶持、彼此补充乃是关键所在：丁老师坚韧，蒋老师宽厚；丁老师感性，蒋老师理性；丁老师对人对事的判断有女性的敏感和直觉，蒋老师则在背后提供准确的思考和分析。

 

二零零三年夏，我应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邀请，第一次访美，并在纽约领取万人杰文化新闻奖。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特别强调天安门屠杀是我的精神成年礼，从此以后，我就像目睹沙皇处决十二月党人的赫尔岑，发誓以批判中共暴政为一生之志业。或许不是偶然，那一年与我并列的另一位获奖者、音乐家杨逢时女士，也是在六四的枪声中奋起，每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场纪念六四的音乐会。

   

当我回国之后，与晓波一起到丁老师家，播放我录制的相关影像。看着看着，晓波突然间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此前，晓波在我心目中是睿智、锐利、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师；此刻，他居然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可见六四的创痛在他心中有多深。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画面的丁蒋两位老师，也是老泪纵横，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欢快的时光。有时，春节我们在一起过，在朋友开的川菜馆高谈阔论到深夜。有一次，不胜酒力的晓波，喝了几杯啤酒，居然引吭高歌，用夸张的姿势跳起文革时代的“忠字舞”，然后对我们说，文革并没有结束。丁蒋两位老师难得地开怀大笑，那是一种蔑视中共暴政的笑容。

 

若是平常拜访丁蒋两位老师家，到了吃饭时，因为两老和我妻子都是江南人，大家便去附近的江浙菜馆。有一家春天餐厅，此前常常去光顾，后来装修一新，价格猛涨，还挂上一张邓小平的巨幅照片。丁老师不能忍受邓的头像，对我们说，他家菜虽不错，但我们不去了。于是，常去另一家餐厅吃江南船菜。晓波喜欢吃炒肝尖，丁老师喜欢吃鱼，蒋老师则喜欢吃红烧肉。蒋老师血压高，医生说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丁老师便管着他，不让他吃。蒋老师坐在我旁边，趁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夹上一两块，然后向我做出调皮的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三家人应蒋彦永医生之邀去他家做客。几杯清茶，几碟点心，我们轻松愉快地从下午聊到傍晚。蒋彦永医生与丁蒋两位是同龄人，又都出生于民国的显赫家族（蒋彦士家族及丁文江家族）。蒋医生挺身揭露萨斯真相，而且上书披露亲眼所见的六四死难真相、呼吁当局为六四正名，让丁蒋两位老师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一次，众人都发出朗朗的笑声。我们也难得地照了几张合影。谁知，走得最快的，往往是最快乐的时光。如今，因为蒋老师的去世，这张合影上的七个人，再也不可能相聚在一起照另一张合影了。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和晓波一起去北京远郊的延庆下营村探望丁蒋两位。由于夏天北京城内高温炎热，空气污染也初见端倪，两老便在下营村租用了一个农家小院避暑。

 

那是我刚开车不久，第一次走延庆蜿蜒崎岖的山路，一路上可以看到几段险峻的长城。我不记路，简陋的小车也没有GPS，全靠晓波在旁边指路。晓波记忆力惊人，将近两个小时，大路小路，他记得清清楚楚——八达岭高速过昌平、居庸关、八达岭、康庄、张山营就到下营村了。

 

那是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经过两老、尤其是蒋老师打理，显得井井有条而别具匠心。蒋老师八十年代是名重一时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同是，他更是手艺巧夺天工的匠人，海淀家中以及这所农家小院的很多饰品、花草，都是他亲手设计、制作和安装的。

 

下营村是一个单调贫瘠的北方村落，连一家商铺都没有，我们想买些水果带给两老都没有买到。山居小屋，凉风习习，我和晓波穿短袖觉得冷，蒋老师找来两件他平常穿的外套给我们穿上。蒋老师说，你们下次来可以来这里住上几天，晚上还要盖厚被子呢。下营村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不过，对我而言，太过蛮荒了。这样一个只花几万元整修的农家小院，居然被中共御用文人和某些海外别有用心的人士说成是两老“贪污捐款修建的豪华别墅”，真让人哭笑不得。

 

旁边的另一栋小院，住着另一位难属王先生，蒋老师邀请他过来聊天。山居岁月，终于让两位老人暂时摆脱城市的喧嚣，时光仿佛在此凝固。如果是他们的孩子还在，一定会帮父母在院子里种植水果和蔬菜。其实，两位老人的性情乃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若非一九八九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夺走他们的儿子，他们也许更愿意做现代陶渊明呢。

 

一九九四年，蒋老师撰写了《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一文，痛定思痛、大彻大悟：“这五年来，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晚年的蒋老师虽然失去了教职、讲台，甚至连退休金也被当局克扣，但他终于从历经政治运动之后人格侏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走出来，身材瘦小却铮铮铁骨，正像他自己所说：“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丁子霖老师举行七十岁的生日餐会，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餐厅订了好几桌，受邀者大都是六四难属和异议知识分子。国保特务试图阻止这个活动，丁蒋两位据理力争。最后，国保说，你们可以吃饭，但不准发表“过激讲话”。

 

当餐会开始时，丁老师和晓波都发表了简短的发言——那是六四之后他们罕有的面对几十个人说话。就在我们吃饭时，有一桌特务坐在旁边，拿着相机和摄影机拍摄，严密监视我们这边的一举一动。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的政权，为什么如此害怕这群年事已高的难属和手无寸铁的文人呢？

 

收到丁蒋两位老师发来的餐会通知时，我就想：该送什么礼物给丁老师呢？妻子为我出了个好主意：请教会的一位书法家弟兄写一幅字，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爱是永不止息”，装裱之后作为生日礼物带去。还有什么话比这句圣经经文更符合丁蒋两位老师的心情、也更能安慰他们破碎的心呢？丁蒋两位老师说过，这么多年来，是爱，而不是恨，支撑着他们走这一条少有人走的义路。无论在怎样恶劣的境遇中，他们始终坚信，爱比恨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早在二零零一年，丁老师在《天安门母亲的话》一文中就说过：“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在与丁蒋两位老师交往期间，我和妻子多次向他们传福音。丁老师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读过圣经，她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这些年来，海内外帮助、支持他们的朋友，有很多是基督徒。我此前也曾将香港善乐堂的林国璋牧师关于六四的讲道稿、音乐家林思汉弟兄写的《安魂曲：献给天安门母亲》的乐谱和CD送给两位老师——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六四的最好的音乐作品。我也知道，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出现了好几位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但倍感亏欠的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未能给这些“不可接触的基督徒”提供更多帮助和关爱。

 

丁老师说，她很喜欢“爱是永不止息”这幅字，将其挂在卧室里，每天都能看到。愿这句圣经经文安慰先后失去儿子再失去丈夫的丁老师；也愿丁老师相信和接受耶稣，“因真理得自由”！

 

丁蒋两位老师不仅是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抗争者，更对中共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同时，经过六四屠杀血的教训，他们与刘晓波一样，反对民间社会的某些人士“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 由此，丁蒋两位老师遭到一些人士的误解，但丁蒋依旧以爱待人，以爱感人。

 

丁蒋两位老师对时局的判断极为清醒。温家宝的表演一度迷惑了海内外的很多观察家，包括民主运动的一些活跃人士。我写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不仅遭到中共的疯狂打压，而且受到若干“同道中人”之口诛笔伐。丁蒋两位老师特意写来电邮对我表示声援：“温仅仅是发了一些言论，至于实际行动，连任何一点信息都还没有。光凭叫几声政改，如何让人们相信？……中共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嘴里叫得响，实际行动完全另一样。我们要看温对天安门母亲有什么行动。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就随大溜叫好，不是太傻了吗？”胡温统治的时代，天安门母亲们的处境并无丝毫的改善，反倒日益恶化，这才是判断胡温是不是改革派的重要指标。

 

在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主题口号的纷争中，丁蒋两位老师的思想超越了支联会的僵化模式。他们对香港年轻世代高涨的本土意识表示理解和认同，他们力主删去早已被中共宣传机器污染的“爱国”一词。为此，他们居然被某支联会高层辱骂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不过，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支联会总算从谏如流，尊重丁蒋两位的意见和香港的主流民意，在集会中不再提“爱国”一词。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之后，我们三个家庭不时相聚的传统便戛然而止。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经过软禁、拷打之后，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到了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才收到丁蒋两位老师发来的一封电邮：“余杰，来信收悉。自从xb（晓波）失去自由后，我们最担心你了。不想你吃了那么多苦。我们是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恢复通信和电脑的。但丁却得了病毒性感冒，这场病大伤元气。这次来势很猛，没想到还株连了刘敏，对她工作有影响吗？根据她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家，我们家中总有人。”

   

我便让还在北京的妻子专程去看望丁蒋两位老师，并简要告知我们当时的艰难处境。丁蒋两位老师回信说：“太龌龊了！刘敏的工作还要破坏，太过分了！两会开完我们要回到无锡去了。我们只能等五、六月份见面了。”接着他们又来信说：“目前北京的生存环境极坏。本来外电采访我可以随便来我家里，现在不行了，只能坐在记者的车子里接受来访，因为他们开车跟着记者的车。”

   

结果，我们的见面一拖再拖，直到二零一二年的八月五日才实现。无孔不入的极权体制下，公民与公民之间相隔咫尺却宛如远在天涯。那一次，旅日作家、翻译家刘燕子和她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丈夫山田教授，请我们一起到那家丁老师曾举办过生日餐会的淮扬菜餐厅吃饭。餐厅依然跟几年前一样，可是彼此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

 

大病初愈的蒋老师，在几年前那次严重的中风之后，能够恢复已是奇迹。刚开始，他患有失语症，心里明明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嘴里偏偏说不出来。比如，他会指着电视机说这是洗衣机。后来，凭借着顽强的生命意志，蒋老师一步步地恢复过来，记忆和语言能力都复原了，可以继续上网和写作了，但他的言谈和行动明显迟缓许多。

 

那天，我们点了那道晓波最爱吃的溜肝尖，没有晓波跟我们抢着吃，这道菜似乎没有那么美味了。我们也点了蒋老师最爱吃的红烧肉，可是蒋老师的胃口已大不如前，即便丁老师应许他可以吃几块，他却吃不动了。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离开中国，在美国东岸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丁蒋两位老师特别写了一篇题为《回忆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我们与余杰的十年交往》的文章勉励我们。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眼中，余杰正是这样一位富有正义感、同情心、有爱心、有勇气，敢于担当的书生。但是，一介书生而已，一个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书生。他还不到不惑之年，面前路还很长，但愿他会珍惜那未来的岁月……”那时，我们刚搬入新家，读到这篇文章，不禁泪如雨下。这个宽敞的家，大约是等不到两位老师来做客了。

 

这几年，由于电邮和电话常常不通，我跟两位老师的直接联系并不多。我通过一些回国探亲的朋友给两位老师带去我的新书和一些小礼物。很多朋友都不敢带，要找到信任而勇敢的朋友真还不容易。而且，在国内还要辗转好几次，才能送到丁蒋两位老师的手上。我曾收到两位老师发来的电邮，告知他们很喜欢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买的青花瓷的杯垫，他们有亲友在台湾，他们却不能拥有护照出国旅行。

 

几年前，我将“爱是永不止息”的那幅书法送给丁蒋两位老师之后，蒋老师亲手制作了一块镌刻有胡适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送给我作为回礼。蒋老师说，这是他专门从乡下搜寻的一个门板，然后裁切下来，打磨喷漆，再将胡适的题字刻上去。工艺复杂，耗时颇久。这个木板成了我家中最珍贵的宝贝。远渡重洋之时，我亦随身携带。在美国刚刚安家，我就将它悬挂在书房门口。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从教会参加完礼拜后回到家中，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晚上睡觉也辗转反侧，想起在国内时的很多事情，梦见了刘晓波夫妇和丁子霖夫妇。第二天打开计算机，一个噩耗突然传来：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教授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深深地沉浸在蒋培坤老师逝世的悲痛中，中午为天安门母亲们禁食祷告。二十六年前儿子遇难，二十六年后丈夫去世，此时此刻，丁子霖老师该有多么哀伤！大屠杀之后二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或父亲们一个个怀着未尽之愿离开人世，屠夫们却依然恬不知耻、凶神恶煞地在屠杀的现场阅兵。旧约中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不正是今天中国的情形吗：“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但是，我们仍然不会绝望，我们不会放弃“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愿景。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我们夫妇与从日本来的刘燕子夫妇一同去探望丁蒋两位老师。自从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遭到秘密警察的非法软禁、酷刑折磨，此后一直处于半自由状态，半年多时间不能与我同样“敏感”的师友们会面。那天，我们互相倾诉了这半年多的状况，由于担心让两位老人太受刺激，我对所遭受的酷刑寥寥数语、简单带过。

 

我们最担忧的还是刘霞的状况，晓波刚被捕的那几个月，我和妻子还能约上刘霞一起去探望丁蒋两位老师，然后到此前常去的餐厅吃饭。每当一道菜上桌，蒋老师都会叹息说，可惜晓波吃不到了。接下来，晓波获奖、刘霞被软禁，这一次一起吃饭，美味的佳肴连刘霞都不能享用了。席间，气氛凝重，妻子则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竭力让两老开心一些。

 

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与蒋老师见的最后一面。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们离开中国，国保特务阻拦我们向两老告别，派出八个便衣、两辆汽车直接送我们到机场。我登上舷梯时见到的最后一张面孔居然是国保的姜姓处长。

 

我第一次跟丁蒋两位老师见面，大概是二零零零年前后。跟刘晓波认识以后，晓波带我认识了不少异见人士圈子内的前辈，如包遵信、江棋生、陈子明以及丁子霖夫妇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这个群体的接触和往来，让我的“异见色彩”也愈发浓烈。

 

那一次，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二零零五年的那次传唤和抄家，使我销毁了日记，且此后再也不写日记。我惟一记得的是，丁老师送给我一本关于六四的著作，并在扉页题字：“如果连儿还在，比你大两岁，他一定会把你当作他的好弟兄。”

此后十多年，晓波夫妇、丁老师夫妇和我们夫妇差不多每年都会聚几次，有时还有徐友渔、张祖桦、江棋生、马少方等友人及其它的天安门难属参加。慢慢地，我们形成了一个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下相濡以沫的、小小的“朋友圈”。

   

相聚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丁老师比蒋老师爱说话，丁老师的记忆力超强，哪年哪月哪日，谁到他们家说过什么话，或是哪个海外记者打电话采访她，她记得清清楚楚，让我这个自诩记忆力不错的年轻人叹为观止。蒋老师在大多数时候充当听众，但偶尔作出几句点评，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这些年来，经过当局长期的监控和铺天盖地的污蔑、民运群体内部的恶意中伤以及亲朋好友的疏远与冷漠，丁蒋两位老师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有了最为深切的体认。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正如白居易诗云：“行路难，不在山，不在水，在乎人情反复间。”

 

然而，天安门母亲群体，如同压伤的芦苇，在风雨中始终屹立不倒。原因何在？我想，丁蒋两位老师彼此扶持、彼此补充乃是关键所在：丁老师坚韧，蒋老师宽厚；丁老师感性，蒋老师理性；丁老师对人对事的判断有女性的敏感和直觉，蒋老师则在背后提供准确的思考和分析。

 

二零零三年夏，我应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邀请，第一次访美，并在纽约领取万人杰文化新闻奖。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特别强调天安门屠杀是我的精神成年礼，从此以后，我就像目睹沙皇处决十二月党人的赫尔岑，发誓以批判中共暴政为一生之志业。或许不是偶然，那一年与我并列的另一位获奖者、音乐家杨逢时女士，也是在六四的枪声中奋起，每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场纪念六四的音乐会。

   

当我回国之后，与晓波一起到丁老师家，播放我录制的相关影像。看着看着，晓波突然间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此前，晓波在我心目中是睿智、锐利、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师；此刻，他居然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可见六四的创痛在他心中有多深。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画面的丁蒋两位老师，也是老泪纵横，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欢快的时光。有时，春节我们在一起过，在朋友开的川菜馆高谈阔论到深夜。有一次，不胜酒力的晓波，喝了几杯啤酒，居然引吭高歌，用夸张的姿势跳起文革时代的“忠字舞”，然后对我们说，文革并没有结束。丁蒋两位老师难得地开怀大笑，那是一种蔑视中共暴政的笑容。

 

若是平常拜访丁蒋两位老师家，到了吃饭时，因为两老和我妻子都是江南人，大家便去附近的江浙菜馆。有一家春天餐厅，此前常常去光顾，后来装修一新，价格猛涨，还挂上一张邓小平的巨幅照片。丁老师不能忍受邓的头像，对我们说，他家菜虽不错，但我们不去了。于是，常去另一家餐厅吃江南船菜。晓波喜欢吃炒肝尖，丁老师喜欢吃鱼，蒋老师则喜欢吃红烧肉。蒋老师血压高，医生说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丁老师便管着他，不让他吃。蒋老师坐在我旁边，趁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夹上一两块，然后向我做出调皮的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三家人应蒋彦永医生之邀去他家做客。几杯清茶，几碟点心，我们轻松愉快地从下午聊到傍晚。蒋彦永医生与丁蒋两位是同龄人，又都出生于民国的显赫家族（蒋彦士家族及丁文江家族）。蒋医生挺身揭露萨斯真相，而且上书披露亲眼所见的六四死难真相、呼吁当局为六四正名，让丁蒋两位老师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一次，众人都发出朗朗的笑声。我们也难得地照了几张合影。谁知，走得最快的，往往是最快乐的时光。如今，因为蒋老师的去世，这张合影上的七个人，再也不可能相聚在一起照另一张合影了。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和晓波一起去北京远郊的延庆下营村探望丁蒋两位。由于夏天北京城内高温炎热，空气污染也初见端倪，两老便在下营村租用了一个农家小院避暑。

 

那是我刚开车不久，第一次走延庆蜿蜒崎岖的山路，一路上可以看到几段险峻的长城。我不记路，简陋的小车也没有GPS，全靠晓波在旁边指路。晓波记忆力惊人，将近两个小时，大路小路，他记得清清楚楚——八达岭高速过昌平、居庸关、八达岭、康庄、张山营就到下营村了。

 

那是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经过两老、尤其是蒋老师打理，显得井井有条而别具匠心。蒋老师八十年代是名重一时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同是，他更是手艺巧夺天工的匠人，海淀家中以及这所农家小院的很多饰品、花草，都是他亲手设计、制作和安装的。

 

下营村是一个单调贫瘠的北方村落，连一家商铺都没有，我们想买些水果带给两老都没有买到。山居小屋，凉风习习，我和晓波穿短袖觉得冷，蒋老师找来两件他平常穿的外套给我们穿上。蒋老师说，你们下次来可以来这里住上几天，晚上还要盖厚被子呢。下营村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不过，对我而言，太过蛮荒了。这样一个只花几万元整修的农家小院，居然被中共御用文人和某些海外别有用心的人士说成是两老“贪污捐款修建的豪华别墅”，真让人哭笑不得。

 

旁边的另一栋小院，住着另一位难属王先生，蒋老师邀请他过来聊天。山居岁月，终于让两位老人暂时摆脱城市的喧嚣，时光仿佛在此凝固。如果是他们的孩子还在，一定会帮父母在院子里种植水果和蔬菜。其实，两位老人的性情乃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若非一九八九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夺走他们的儿子，他们也许更愿意做现代陶渊明呢。

 

一九九四年，蒋老师撰写了《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一文，痛定思痛、大彻大悟：“这五年来，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晚年的蒋老师虽然失去了教职、讲台，甚至连退休金也被当局克扣，但他终于从历经政治运动之后人格侏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走出来，身材瘦小却铮铮铁骨，正像他自己所说：“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丁子霖老师举行七十岁的生日餐会，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餐厅订了好几桌，受邀者大都是六四难属和异议知识分子。国保特务试图阻止这个活动，丁蒋两位据理力争。最后，国保说，你们可以吃饭，但不准发表“过激讲话”。

 

当餐会开始时，丁老师和晓波都发表了简短的发言——那是六四之后他们罕有的面对几十个人说话。就在我们吃饭时，有一桌特务坐在旁边，拿着相机和摄影机拍摄，严密监视我们这边的一举一动。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的政权，为什么如此害怕这群年事已高的难属和手无寸铁的文人呢？

 

收到丁蒋两位老师发来的餐会通知时，我就想：该送什么礼物给丁老师呢？妻子为我出了个好主意：请教会的一位书法家弟兄写一幅字，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爱是永不止息”，装裱之后作为生日礼物带去。还有什么话比这句圣经经文更符合丁蒋两位老师的心情、也更能安慰他们破碎的心呢？丁蒋两位老师说过，这么多年来，是爱，而不是恨，支撑着他们走这一条少有人走的义路。无论在怎样恶劣的境遇中，他们始终坚信，爱比恨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早在二零零一年，丁老师在《天安门母亲的话》一文中就说过：“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在与丁蒋两位老师交往期间，我和妻子多次向他们传福音。丁老师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读过圣经，她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这些年来，海内外帮助、支持他们的朋友，有很多是基督徒。我此前也曾将香港善乐堂的林国璋牧师关于六四的讲道稿、音乐家林思汉弟兄写的《安魂曲：献给天安门母亲》的乐谱和CD送给两位老师——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六四的最好的音乐作品。我也知道，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出现了好几位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但倍感亏欠的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未能给这些“不可接触的基督徒”提供更多帮助和关爱。

 

丁老师说，她很喜欢“爱是永不止息”这幅字，将其挂在卧室里，每天都能看到。愿这句圣经经文安慰先后失去儿子再失去丈夫的丁老师；也愿丁老师相信和接受耶稣，“因真理得自由”！

 

丁蒋两位老师不仅是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抗争者，更对中共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同时，经过六四屠杀血的教训，他们与刘晓波一样，反对民间社会的某些人士“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 由此，丁蒋两位老师遭到一些人士的误解，但丁蒋依旧以爱待人，以爱感人。

 

丁蒋两位老师对时局的判断极为清醒。温家宝的表演一度迷惑了海内外的很多观察家，包括民主运动的一些活跃人士。我写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不仅遭到中共的疯狂打压，而且受到若干“同道中人”之口诛笔伐。丁蒋两位老师特意写来电邮对我表示声援：“温仅仅是发了一些言论，至于实际行动，连任何一点信息都还没有。光凭叫几声政改，如何让人们相信？……中共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嘴里叫得响，实际行动完全另一样。我们要看温对天安门母亲有什么行动。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就随大溜叫好，不是太傻了吗？”胡温统治的时代，天安门母亲们的处境并无丝毫的改善，反倒日益恶化，这才是判断胡温是不是改革派的重要指标。

 

在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主题口号的纷争中，丁蒋两位老师的思想超越了支联会的僵化模式。他们对香港年轻世代高涨的本土意识表示理解和认同，他们力主删去早已被中共宣传机器污染的“爱国”一词。为此，他们居然被某支联会高层辱骂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不过，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支联会总算从谏如流，尊重丁蒋两位的意见和香港的主流民意，在集会中不再提“爱国”一词。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之后，我们三个家庭不时相聚的传统便戛然而止。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经过软禁、拷打之后，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到了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才收到丁蒋两位老师发来的一封电邮：“余杰，来信收悉。自从xb（晓波）失去自由后，我们最担心你了。不想你吃了那么多苦。我们是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恢复通信和电脑的。但丁却得了病毒性感冒，这场病大伤元气。这次来势很猛，没想到还株连了刘敏，对她工作有影响吗？根据她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家，我们家中总有人。”

   

我便让还在北京的妻子专程去看望丁蒋两位老师，并简要告知我们当时的艰难处境。丁蒋两位老师回信说：“太龌龊了！刘敏的工作还要破坏，太过分了！两会开完我们要回到无锡去了。我们只能等五、六月份见面了。”接着他们又来信说：“目前北京的生存环境极坏。本来外电采访我可以随便来我家里，现在不行了，只能坐在记者的车子里接受来访，因为他们开车跟着记者的车。”

   

结果，我们的见面一拖再拖，直到二零一二年的八月五日才实现。无孔不入的极权体制下，公民与公民之间相隔咫尺却宛如远在天涯。那一次，旅日作家、翻译家刘燕子和她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丈夫山田教授，请我们一起到那家丁老师曾举办过生日餐会的淮扬菜餐厅吃饭。餐厅依然跟几年前一样，可是彼此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

 

大病初愈的蒋老师，在几年前那次严重的中风之后，能够恢复已是奇迹。刚开始，他患有失语症，心里明明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嘴里偏偏说不出来。比如，他会指着电视机说这是洗衣机。后来，凭借着顽强的生命意志，蒋老师一步步地恢复过来，记忆和语言能力都复原了，可以继续上网和写作了，但他的言谈和行动明显迟缓许多。

 

那天，我们点了那道晓波最爱吃的溜肝尖，没有晓波跟我们抢着吃，这道菜似乎没有那么美味了。我们也点了蒋老师最爱吃的红烧肉，可是蒋老师的胃口已大不如前，即便丁老师应许他可以吃几块，他却吃不动了。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离开中国，在美国东岸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丁蒋两位老师特别写了一篇题为《回忆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我们与余杰的十年交往》的文章勉励我们。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眼中，余杰正是这样一位富有正义感、同情心、有爱心、有勇气，敢于担当的书生。但是，一介书生而已，一个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书生。他还不到不惑之年，面前路还很长，但愿他会珍惜那未来的岁月……”那时，我们刚搬入新家，读到这篇文章，不禁泪如雨下。这个宽敞的家，大约是等不到两位老师来做客了。

 

这几年，由于电邮和电话常常不通，我跟两位老师的直接联系并不多。我通过一些回国探亲的朋友给两位老师带去我的新书和一些小礼物。很多朋友都不敢带，要找到信任而勇敢的朋友真还不容易。而且，在国内还要辗转好几次，才能送到丁蒋两位老师的手上。我曾收到两位老师发来的电邮，告知他们很喜欢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买的青花瓷的杯垫，他们有亲友在台湾，他们却不能拥有护照出国旅行。

 

几年前，我将“爱是永不止息”的那幅书法送给丁蒋两位老师之后，蒋老师亲手制作了一块镌刻有胡适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送给我作为回礼。蒋老师说，这是他专门从乡下搜寻的一个门板，然后裁切下来，打磨喷漆，再将胡适的题字刻上去。工艺复杂，耗时颇久。这个木板成了我家中最珍贵的宝贝。远渡重洋之时，我亦随身携带。在美国刚刚安家，我就将它悬挂在书房门口。